北大马会教材：共和国的历程

　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是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与支持下，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马克思义学院、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承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是汇集全球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世界级学术论坛，是社会主义在一国和多国取得胜利以后第
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大会。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的高度融合，致力于推进中国道路与全球
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互动，致力于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交流，共同彰显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强大生命力与广泛影响力。

共和国的历程
革命与复辟的历史与逻辑
目录
导言 3

绪论 一穷二白旧中国，社资冷战铁幕落 11

第一章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 17

第一节 民主革命业未竟，三座大山要推翻 17

第二节 社会主义始过渡，路线分歧渐加深 39

第三节 人民公社大跃进，官僚主义酿惨祸 75

第四节 四清运动反复辟，阶级斗争初尝试 110

第二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19

第一节 文艺批判揭序幕，白色专政造恐怖 119

第二节 阶级斗争大爆发，万里河山红烂漫 149

第三节 “二月逆流”大清洗，林彪暴政终倒台 173

第四节 “批林批孔”再掀浪，落日余晖终悲壮 192

第三章 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 212

第一节 温和派黯然收场，走资派全面夺权 212

第二节 放权让利初改革，商品经济定方向 232

第三节 “价格闯关”引动荡，私人资本闹风波 268

第四节 九二南巡定基调，官僚垄断终确立 298

第四章 走向帝国主义 338

第一节 新政改良未及本，经济危机劫难逃 338

第二节 “一带一路亚投行”，新兴帝国志四方 353

【主要参考资料】 367

后记 370

导言

时光飞逝，从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至于今日，已接近 40 年。然而这艘改革之船，并没有驶向它的应许之地。40 年的改革带来的，不是“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的许诺的实现，而是贫富之间越来巨大的鸿沟；不是社会的安定和谐，而是社会矛盾的积聚激化； 不是人的自由解放，而是工农大众被普遍奴役。
时至今日，是时候对这场牵涉亿万人命运的改革反思了，是时候对历史问题进行真正的拨乱反正了，是时候讨论中国乃至世界的出路何在了。
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

当今中国社会的秘密同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并无不同，这一切秘密就掩藏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工人日复一日的从事着漫长而艰辛的体力或是脑力劳动，创造着整个社会，创造着巨大的生产力，然而所得到的却是微薄的只够糊口的工资。工人的工资永远只是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和繁衍后代的成本，这一点并不会因为生产力的进步而改变。
天价的房价，使得买房对工人来说已成为不可能。当整个社会在宣扬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工人却只能背井离乡，家人相隔千里，难以团聚，一起打工的夫妻也只能和其他工友共住简陋的工棚。奴隶般的生活，一旦遭受病痛等灾难的打击，就因难以承受的医疗费用而难以为继。教育的资源按收入来分配日益成为现实，因而工人阶级唯一寄予希望的上升途径也已封死。
科技的进步，工业化的扩展，使机器几乎遍及了一切工业领域，工人越来越成为机器的附属，不断地重复着机械的动作。工业的建设为社会带来了完善的设施，却为工人带来了精神和肉体的畸形；庞大的工程为城市创造了宏伟的建筑和宽阔的道路，却为工人留下了拥挤的贫民窟和肮脏的小道；科技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工人却依旧停留于精神和物质的严重贫乏。
工人不仅不能决定政策、领导社会生产，甚至连参与政治都成为了不可能。当工人要争取作为奴隶的相对有利的条件时，整个暴力机器，劳动局和警察，黑社会和联防队，甚至武警和军队，都把枪口对向工人，碾压向工人的队伍。工人阶级的主人地位，只在宪法
之中，丝毫不在现实中。
创造了整个世界的工人阶级，却丧失了做人的起码尊严。他们被侮辱，被谩骂，懒惰、没素质、又脏又臭成了他们的身份标签。既然资本、金钱成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衡量标准， 那么作为资本附属物的工人，被剥削的一无所有的工人，自然成为了整个社会最没有尊严、最没有价值的人。工人的价值得不到承认，工人的声音难以发出，他们早已不属于资产阶级所说的公民范畴。
而与之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凭借着对工人的死劳动——资本——的占有，就可以过上不劳而获、靠剥削工人得来的富足的生活。豪宅、豪车、名表、名包，这一切构成了资产阶级华丽的外表。资产阶级的子弟在贵族学校里、在华美的环境里，接受着世界一流的教育， 他们一走出校园，就可以凭借着生而拥有的资源，继续盘踞在社会的顶层。资产阶级占据着、并力图世代占据着社会的一切物质和文化财富，构建着属于自己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他们与政府官员勾结，或是直接进入政府，掠夺本来属于人民的财富，从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财富，扩大自己赖以统治工人阶级的资本。他们调动着暴力机器，时刻准备消灭掉胆敢反抗的奴隶。他们进入政府与官僚合流，把政府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政府也毫不掩盖自己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他们控制着社会的命脉，并通过官僚特权为自己谋求巨大的利益。
就是这些靠剥削为生的资产阶级，却赢得了社会的一切荣誉。他们是勤奋、智慧、文明、高尚、美丽的人格化，他们用一切媒体力量，粉饰自己的罪恶，他们成为了社会正义的化身。一切公开的言论渠道，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领地，变成了他们的喉舌。
资本主义的车轮丝毫没有停止，它把一切其他阶级都席卷进来了。小农靠农业已无法为生，不得不背井离乡，沦为资本的奴隶。医生、律师、工程师、教师——一切脑力劳动者，都丧失了自己的神圣光环，成为资本盈利的工具。小业主艰难的维持，他们只有两条路，要么成功上升到剥削者的队伍——这只是少数，要么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整个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两大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这样的阶级对立， 表现为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一切方面的富足和统治，以及无产阶级在相应的一切方面的贫乏和被统治。

可是，就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世界上近半数的无产阶级，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个通过或和平或动荡的方式，又一次走入了资本主义？
二、改革开放为哪般？

对于这一问题，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努力的编制出了一个看似足以说服人的解释：社会主义的制度造成了经济的停滞和社会的僵化，资本主义是解救社会的唯一办法， 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终结。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比之前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科技在突飞猛进， 工业在不断扩展，只要经济危机还没有摧垮资本主义，只要帝国主义战争暂时没有发生， 只要一个国家不是沦为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样的发展就是必然的。而当年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同样是迅速发展，并不输于改革开放之后。
就国内生产总值来说，按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及各国大多采用的汇率法测算1，GDP 从
1949 年 194.3 亿美元增到 1978 年 2165.1 亿美元和 2008 年 43292.4 亿美元，前 29 年增长
了 10.14 倍，年增长 8.65%；后 30 年增长 18.99 倍，年增 10.5%，前 29 年比后 30 年低 1.85 个百分点。2可以说，排除掉通货膨胀的影响，实际上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要高于——至少不输于——改革开放后，更不用谈改革开放以来，在生产总值中，土地买卖等一些根本不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过程占了极大的比重。
而工业增加值从 1949 年 50.5 亿元增到 1978 年 1607 亿元和 2008 年 129112 亿元，按
不变价格计算，前 29 年增长 42.48 倍，年增长 13.9%，后 30 年仅增长 25.63 倍，年增
11.55%。前 29 年比后 30 年高出 2.35 个百分点，说明前 29 年工业化进程比后 30 年更快。比同时期（1950-1978 年）的美国 4.45%，日本 12.05%，德国 6.65%，英国 2.5%、法国 5.1%， 意大利 7%，加拿大 5.4%，澳大利亚 5.35%和苏联 9.5%，都要快。按汇率法测算，由 1949 年
24.05 亿美元增到 1978 年 956.5 亿美元和 2008 年 18590.4 亿美元，前 29 年平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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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49 年按年底 1 美元兑 2.1 元，1978 年按 1.6836 元，2008 年按 6.9451 元人民币
2数据引自中国社科院现代中国研究所孙学文：《毛泽东的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可参考中国统计局《统计年鉴》、社科
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及《剑桥中国史》。

13.55%，比后 30 年年增 10.4%，高出 3.15 个百分点。3

现在所谓公有制企业效率低下，实际上是因为受资产阶级狭小的眼界束缚。他们认为产权不明晰、没有物质激励怎么可能有积极性？然而，这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情况， 在社会主义时期，工厂是全社会占有的，归根到底是属于每一个工人的，工厂负责工人医疗、教育、住房等各方面福利，工厂生产发展得快，每个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就快。而且在群众运动中，工人得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当家作主，怎么会没有积极性？国企效益下降实际上是出现在国企改制的八十年代，工人没有主人翁地位，厂长贪污腐败，怎么还能有效益？
就农业来说，1978——1984 年粮食产量上涨迅速，到 1984 年开始基本停滞，但土地承包是从 1982 年开始到 1984 年基本结束的，因而认为这是粮食产量增长的原因，在逻辑上说不通。实际上农业产量的上涨，主要在于技术的发展。
第一是种子革命。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各种农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油料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引发了水稻产量的革命性增长。这项技术于 1973 年 10 月“三系杂交稻”研制成功4，1975 年多点示范 5600 多亩，亩产比常规品种增产 20%以上；1976 年示范推广迅速扩大到 208 万亩，1990 年全国推广 2.4 亿亩，占水稻面积的 50%，而总产量占 61.1%。
第二是化肥革命。1970 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新建了一大批化肥厂。72 年 1 月 13 日， 从国外引进化肥等成套设备 8 套，之后又提出引进 43 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方案。
1973 年，我国化肥产量比 1965 年增加一倍以上。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
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 13 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 1979 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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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引自中国社科院现代中国研究所孙学文：《毛泽东的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可参考中国统计局《统计年鉴》、社科
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及《剑桥中国史》。
41979 年 5 月，著名的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访问中国，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正在种植一种前所未有的杂交水
稻。该公司当年就把 3 个组合的杂交稻种子播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农业实验站的稻田里。到收获时，跟美国原有高产常规水稻良种 Starbonnet 一比，产量还要高出 165．4％—180．3％，也就是说其中产量最低的一个组合也比美国水稻高出 1．65 倍。美国人不禁被惊得目瞪口呆，一齐把它们惊呼为“东方魔稻”。

第三是改革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显示了成效。1976 年与 1965 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 5.7 倍和 65 倍，农业用电增长 4.7 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 4.9 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 2.1 倍。1977 年和 1965 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 41％， 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 355.58％和 643％；1975 年全国机井数比 1965 年增长 935.89％。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 年与 1965 年相比，成灾面积由 53.9％下降到 26.9％。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 80 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 70 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
实质上改革开放还使得农业生产力大大受损，承包使集体财产严重流失，土地由农户直接占有和使用，大牲畜、农机工具等集体生产资料一般都折价归户，社队企业的固定资产被折价变卖或承包给个人经营。据统计，农村水利设施、农业机械中 70％低价卖出，30％ 废置丧失效益。1978 年底，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拥有的农业固定生产资料（不包括土地）达到 977 亿元，到了 1986 年末，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已经只剩下不到 30％。在过去机械化程度较高的黑龙江，绝大部分农村都变为个体经营，农用机器 20％ 承包给个人，80％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大队领导及其亲戚、朋友。5
而且尽管个体农户占有了机械，然而机械的使用却非常艰难，大面积的农场不再有了， 大多数农户没有机械和大牲畜，有机械的农户在自己狭窄的土地上也施展不开，有的土地狭窄到连一个手推车都容不下6。由于集体生产不复存在，水利设施无法得到兴建和修缮， 因而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原有的也逐渐废弃了，至今农业水利设施的 80%还是 70 年代及以前完成的。
除了这些物质性的设施，农村的生产技术也遭到了破坏。人民公社时代，由于知青下乡等政策和公社为分工提供的基础，农村中有很多技术人员，然而改革开放后，这一切都不可能继续。在内蒙古，分产到户前，大队有兽医，给全大队的牲畜看病，还带几个青年学习兽医技术，承包到户后，牲畜全都分到了各家，兽医也就只管自己家的牲畜，结果不懂

5韩丁：《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 1978——1989》。
6韩丁：《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 1978——1989》。

技术、文化素质低的人家，一旦牲畜生病，就大批大批的传染、死亡。很多农村，以前种子、化肥、农药都是大队里内行的人为大家集体购买，现在农户自己购买，很容易上当受骗，价格也比集体购买要贵。
可见，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取代，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 不是什么生产力的解放，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官僚为了个人利益， 侵吞国有资产，从无产阶级阶级代表转变为资产阶级过程，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复辟。在这个过程里，无产阶级一步步从国家主人沦为了社会的底层，任人践踏。而国家的公仆、盗窃人民财富的罪犯，摇身一变，成了社会上流人士，成了成功者，成了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的主人。
这几十年里，中国人民白手起家、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历经近 30 年风雨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被当年的官僚窃取，成为他们发家致富私人财产。国企被搬空，被出卖，仅剩的国企，也成为了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镇压人民的物质支撑。国家机器由无产阶级专政工具， 沦为了资产阶级专政工具，枪口不是对向资产阶级，而是对向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农民丧失了国家主人地位，一步步成为了社会的最底层。以前的全民住房、医疗、教育，都成了难以承受的天价开支；原来活跃的群众政治参与，变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政治上毫无权利；原来最光荣的劳动者现在任人践踏侮辱。这一切都在展现着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
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剔除干净，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依然存在，因 而在这个历史阶段，矛盾斗争尖锐而深刻地存在于社会各领域。
社会主义的矛盾，最直接和主要地体现依然是阶级矛盾。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的斗争还继续存在。虽然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已经建立，但自发分工还将继续存在一个时期，因而脑体差别、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基础还继续存在。政治上，国家还将发挥作用，无产阶级需要逐渐地提升文化与能力，以逐步参与政治管理中。因而，这时社会还有可能控制在党政官僚和技术官僚的手中，而很多官僚为了将自己的特权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站在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阻碍社会的继续进步，甚至走向了资产阶级的路线。

无产阶级的路线，是逐渐消除三大差别，改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逐步缩小社会分化。“两参一改三结合”7就是消除脑体差别的尝试，是对官僚化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克服。提升劳动者文化的夜校、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迅速普及的基础教育也是对脑体差别进行限制与克服的尝试。大跃进及之后的农村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以及上山下乡，都是对城乡和工农差别的缩减。而文革中的革委会、“四大民主”都是群众参与政治管理的尝试。
而资产阶级的路线，却是通过经济刺激提高所谓的积极性，宣扬干部的绝对领导和工人的绝对服从，通过奖金、扩大市场来提升积极性。其结果是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巩固和蔓延，使无产阶级丧失领导地位，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而这个过渡阶段并不是单向发展的，而是具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潜在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同以往一切社会一样，是在斗争中不断运动着的过程，最终走向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是由两种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结果决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对这种过渡状态的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既然是一个过渡状态，既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就需要工人阶级有组织的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同事在斗争中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场对现有生产关系、政治结构、意识形态进行改造的革命运动，也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
正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运动，它的社会舞台绝不是一个理想化的天上人间， 而是充满了复杂矛盾的现实社会。反革命分子会进行疯狂破坏，造成令人发指的惨剧；革命派也会因为经验不足和小资产阶级路线的破坏而犯种种错误。今天，资产阶级因此而指责革命，甚至因为革命者被镇压辱骂革命，其用心何其险恶！
最终因为诸多的原因——当时工人阶级力量的弱小，革命者革命策略的失误，小资产阶级路线的破坏，官僚势力的强大，农业集体化基础的不足等等……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者失败了，无产阶级路线失败了，社会没有逐步向前走向共产主义，而是在官僚的手中溃烂死亡了。这正说明了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从来就不单纯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从来就不是顺利地过渡，这个过渡阶段中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斗争更加

7“鞍钢宪法”的重要内容，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制度，把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结合
起来。”

凶险激烈。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除去少数难以关乎整体的推进外，都是中国乃至世界革命事业节节败退的历史。然而这却远非是一段纯粹倒退的历史，远非是一段革命彻底陷于灭亡的历史，远非是一段离胜利越来越远的历史。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物质条件，进一步发展到足以冲破旧世界的束缚、支撑一个崭新的世界的地步；社会主义时期还隐蔽的，难以为人察觉的矛盾最终发展为两个阶级的生死对立，从而使人更清楚地认识了社会主义的矛盾；作为革命的领导力量的无产阶级，发展到足以使整个旧世界走向彻底灭亡的水平。
因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仿佛只是使上一次革命的成果付诸东流，实则是准备一场更彻底、更全面、更猛烈的革命；仿佛只是使无产阶级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实则是使无产阶级的力量，无论是认识的程度还是队伍的规模，都发展壮大，远远胜过曾经创造过辉煌历史的无产阶级前辈。
文字的批判从来不会改变社会的性质，但却可以撕掉遮盖其上的遮羞布。当社会的溃烂躯体暴露在群众面前，当无产阶级拿起理论和现实的武器面对残暴贪婪的资产阶级，面对整个腐败恶臭的旧社会时，旧社会的一切统治阶级就只能在绝境中走向疯狂，到那时他们的灭亡就无可阻挡的到来了！
中帝国主义腐朽躯体上的遮羞布正在掉落，社会主义的红旗必将重新高高飘扬，而无产阶级革命燃起的火焰，将照亮黑暗的长夜，燃尽旧社会腐败的躯体，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绪论 一穷二白旧中国，社资冷战铁幕落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也是在一个既定历史条件呢下开展，不能理解这一历史条件，就无法清楚地理解新中国的发展轨迹。
一、一穷二白

新中国刚成立时，可谓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毛主席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9 “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10
中华民国的 37 年，经济少有进步。经济总值增长十分缓慢，而人均收入几乎维持了清朝末年的水平。虽然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积累了一些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工艺和组织经验，积累了几十万的工人，还有一些技术专家、管理人员以及工业企业。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工业化还极其初步，对社会生产无足轻重。商品生产的主体，依然停留在小手工业的水平；城乡之间的人口比例变化极小，人口职业分布也没有较大变化；全国的统一市场还没有形成。可以说，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还没有改变自己落后农业国的面貌。
农业仍然是国家经济最主要的部分，到 1949 年我国的农业人口还占全国总人口的82.6%，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70%。而正是因为落后的小农经济始终没有真正的改变，加上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商品输出和要求战争赔款，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的农业始终没有任何进步，饥荒经常爆发。到 1949 年，农业生产还停留在落后的小农手工
生产状态，农业生产资料购买额仅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 4.8%。到 1949 年，中国已有近 5 亿
人，落后的小农经济已经不能满足中国日益膨胀的人口，直到 1949 年大多数人口还处在半饥饿状态。农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在满足吃饱肚子问题，在农业内部结构上，种植业

​

8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70-471 页。
9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30 页。
10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88 页。

占 82.5%，林牧副渔业仅占 17.5%。在种植业中，按产值计，粮食作物又占绝大比重，经济作物分量较小。到 1949 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 209 公斤，棉花 0.8 公斤，油料 4.8 公斤，生
猪 0.11 头。能填饱肚子已是万幸，更别说享受丰富、美味而有营养的饮食。11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就开启了工业化进程。但是正如同一切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规律，轻工业投资少、获利快，而重工业投资大、获利慢，因而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轻工业发展远快于重工业。因为农村荒败，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但工业化的程度远不足以给这些人提供就业，因而城市中贫民生活苦不堪言。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依靠的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和劳动力。可是中国面对的是已经形成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而且自己沦为了半殖民地。同时，中国的封建地主根基还很深厚，难以撼动，封建地主的掠夺进一步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官僚资产阶级也凭借政治特权，把控经济命脉，通过向帝国主义出卖本国人民的血汗，填满自己的腰包。在外有帝国主义的掠夺，内有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掠夺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资金积累十分困难。因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始终缓慢而畸形，始终没有达到足以深刻地影响社会的程度。
到 1949 年，全中国的铁路总里程为大约 21400 万公里，公路总里程为 8 万公里，而且
主要集中在日本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而到 1952 年经过三年恢复，人均生铁产量 0.46 公
斤，人均钢产量 0.29 公斤，人均原煤量为 59 公斤，人均水泥产量为 1.22 公斤；城市职工809 万人，只占全国劳动力的 4.5％；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 10％。1952 年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和工业水平实际低于 1800 年的英国、1890 年的法国，接近于 1910 年的俄国，只是同时期印度的不到一半。12
到 1949 年时，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依然极差，人口保持着高出生、高死亡的增长状况， 死亡率达到 20‰，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37 岁。而建国后人口快速增长，实际上是因为医疗条件迅速改善，人口死亡率尤其是新生儿死亡率快速下降。尽管很早就有计划生育政策，但人们的生育观念不可能迅速改变。所以将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归咎于毛泽东，是对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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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1949-1984 中国农业的光辉成就》。
12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资料。

无知。到 1949 年，中国的教育水平极其落后，学校数量极少，文盲率 90%左右。13

新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航的，我们将要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 27 年里，中国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突飞猛进，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物质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匮乏，不可能很快达到极大富足，人民生活水平尽管在不断提高，但也将在较低的水平上持续很长时间。但评判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应该看的是它在怎样的基础上，以怎样的速度发展，而不是看它的绝对量。只有完全不顾历史的人，或是恶意抹黑社会主义建设的资产阶级，才会说社会主义的 27 年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14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进行革命的。这样的社会状况，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15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 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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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资料。
1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664-665 页。
1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665 页。

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
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6

这样的革命性质，又决定了革命的目标。

“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17
面对当时中国农民占主要人口的基本状况，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和主要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尤其是建立工农联盟，工人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这样的革命道路，既使中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又使得共产党与广大贫下中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使得中国农民的政治觉悟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正是因为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与苏联“城市暴动”的革命道路不同，为两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集体化提供了不同的基础。因而，照搬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批判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实际上是教条主义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人民的故意欺骗。
建国伊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还没有完成。以白崇禧、胡宗南集团为核心的 100 多万国民党军队还盘踞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以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和海南等一些岛屿，负隅顽抗。国民党是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只有彻底消灭国民党势力才能完成新民主主义的任务。而英帝国主义和西藏农奴主贵族还用农奴制的方式控制着西藏，西藏的解放也是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及其买办资本、封建地主还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广大的中国国土还没有完成土地改革，而且这些反动势力还在对人民群

1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668 页。
1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672 页。

众进行反攻倒算的反革命活动，旧的文化和社会风尚还在统治着中国，这一切都是新中国面临的没有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继续完成这些任务也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开篇。
三、冷战格局

自从苏联十月革命以来，尤其是在二战中和二战后，世界上建立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除了下图中红色的广大地区外，中北美洲的古巴也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同时其他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也在进行着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遏制这一情况的蔓延，美国和英国首先起身反对社会主义革命。1946 年 3 月 5 日，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的“铁幕演说”，
“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没有人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它们扩张和传教倾向的止境在哪里，如果还有止境的话。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与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
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饱经沧桑的城市

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 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只有雅典，放射着它不朽的光辉，在英格兰、美利坚、法兰西三国每一个人的眼下，自由地决定它的前途。
……我不相信苏俄希望战争。他们所希望的是得到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的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因此，趁今天还为时未晚，我们在这里要考虑的是永久制止战争和尽速在一切国家为自由和民主创造条件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遏制社会主义革命的号角。1947 年 3 月 2 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遏制共产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的“杜鲁门主义”。从此美国开始援助土耳其、希腊政府，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并出台了对欧援助的“马歇尔计划”，旨在援助西欧战后重建，遏制社会主义运动，同时控制西欧各国。1949 年 4 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这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同盟，旨在应对全球的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干涉进行了抵抗，因而世界迅速的走向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
这样的世界格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外交政策。很多人认为当时中国反美是闭关自守，但是实际上这是无产阶级政权与强加干涉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选择，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资产阶级利益而进行的干涉政策。无产阶级为了保卫自己的革命果实，难道不应该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吗？
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逐渐转变为修正主义国家，冷战从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逐渐转变为了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了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控制权的斗争，冷战的性质与 1949 年时发生了极大不同。这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第一章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

第一节 民主革命业未竟，三座大山要推翻

一、新民主主义阶段

1949 年 10 月——1952 年 9 月这三年，是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新民主主义阶段，是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的生产力状况、社会阶级状况提出的，是进入社会主义前的一个过渡时期，具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因素。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18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结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形式的民主集中制的政体。而新中国成立之初，选举人民代表的条件还不成熟，由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并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但是，尽管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人民取得了胜利，但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还在中国存在，他们还在进行疯狂的反扑，因而彻底打击和清除这些势 力，巩固并扩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政治任务。
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也要对经济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造，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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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675 页。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
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 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 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19
在 1949 年的中国，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制还在一半以上的土地存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还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资本主义企业中还存在着诸多封建式的生产关系，这一切非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因素都要扫清，这都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要继续完成的任 务。
与政治和经济的任务相应的，还有文化和社会风尚的任务。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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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678-679 页。

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 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20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由此可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 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21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22
新中国面对的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百废待兴的状况，也是社会风尚和文化百废待兴的状况。在旧中国，城市、农村生活环境恶劣，卫生状况极差；吸毒、赌博、卖淫嫖娼广泛存在；封建迷信、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的习俗几乎深入每家每户，尤其是农村；封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横行；人民群众大多是文盲，大部分人没有接触过现代科学。这一切都是新民主主义要改变的文化和社会风尚，这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文化和社会改造任务。
总体来看，新中国建立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三座大山还没有彻底推翻，彻底推翻三座大山，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主要历史任务。当然，这不是说要建立资本主义的秩序，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同时，还应该尽可能的建立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制 度。

2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695-696 页。
2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704-706 页。
2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708-709 页。

二、清除反动残余势力，保卫新民主主义政权1.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确立
从 1949 年 9 月到 1950 年 6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三、四野战军相继解放了
中国的华南、西南，共歼敌 130 万，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原计划解放的台
湾因朝鲜战争的打响被搁置了。对于西藏，解放军通过 1950 年的昌都战役，震慑和了西藏的上层集团，使西藏上层集团产生了分化，1951 年 5 月，中央政府与西藏达赖政府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 17 条协议，协议包括将英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解放军进藏和西藏制度暂时维持不变，这符合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23
这里其实既是考虑在受反动势力四面夹击的情况下，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反动分子的战略，又是希望通过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提升政治觉悟，在党的启发和领导下，自己解放自己，避免干部包办代替。
在全国大陆统一的基础上，1950 年 1 月到 1952 年底，中国建立了中国的地方政府体系，并在各地方召开了相应级别的人民大表大会。至此，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得以确立。
国民党还在大陆留有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希望里应外合，与蒋介石“反攻大陆” 相呼应，他们谋杀了数万革命干部和群众，破坏经济设施，策动反动势力“反攻倒算”。因而，1950 年 10 月 10 日，中央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并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法。
“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

23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3-24 页。

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24
在群众运动的方式下，1951 年 10 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胜利结束，“杀、关、管”了 300 余万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扫除了反动势力，巩固了对人民民主专政。
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确立

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兼具帝国主义买办和封建主义的性质， 在解放前夕，官僚资本占全国工业资本 66%，占全国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着中国的金融、运输、贸易和重工领域，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没收官僚资本、转为国营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重要任务。
没收官僚资本从 1949 年初解放京津就开始了，在没收官僚资本时，只要不是破坏分子全部留用，保留了原有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对原有组织机构和制度的改革，要经过慎重的研究讨论再改，军队负责监督生产，但不直接管理生产。这都保证了经济能够平稳顺畅地恢复，到 1951 年官僚资本全部没收完成。而在朝鲜战争中，英美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中国相应的征用了美帝国主义全部和英帝国主义部分资本，而很多外资企业也因为经济封锁放弃经营，到 1954 年初，中国的外资企业已所剩无几。至此，在中国，金融、商贸、运输、重工等命脉行业基本都实现了国营。这些国营企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当然，这个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不在没收的范围 内，这些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将发挥一定的历史作用。在 1949 年-
1950 年，政府还通过统一财政、集中物资、打击投机资本、加强市场管理，稳定了物价，保障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使经济得以快速恢复。
在清除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全国经济逐渐走上正轨的基础上，土地改革也要在新解放区开展了。在旧中国，农村占人口不到 10%的地主、富农，占有 70%——80%的土地，既对贫下中农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又使得工业化进程无法完成。因而土地改革也是新民主主义

24毛泽东：《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39 页。

的重要任务。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 25
但是，土改也面临着重重阻力。

“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26
因此，土改采取了“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的政策，建立了农村的农民所有制，保存了富农经济，而且广泛地发动社会各界民主进步人士和贫下中农，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进行了土改。土改全部在冬季到春季农闲季节分批完成， 到 1953 年春，除西藏外的中国大陆全部完成土改。土改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而不是采取包办代替的方法，既发动了群众打击敌人，又在斗争中培养了群众觉悟。土改过程 中，部分地区存在“杀富农”的极左行为，都得到了及时纠正。土改改变了几千年来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大大的激发了群众的生产和革命热情，对生产力是一次大的解放。至此，中国基本建立了兼具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
抗美援朝与新外交政策

新中国，在外交方面，通过“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一边倒的政策”，废除了一切旧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不平等外交，开始了新中国的外交，并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冷战的背景下，坚定地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
现在很多人说改革开放前中国是闭关锁国，这是完全不顾当年的国际局势的一通胡

25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1 页。
26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1-22 页。

说。在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的矛盾尖锐时期，唯一可能的战略就是站到某一个阵营之中。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在疯狂绞杀，中国选择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在原则上和现实上都是理所应当，同时中国还广泛的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尽力争取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 50 年代末尤其是 60 年代，原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普遍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时候，中国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心，同时在 70 年代中期，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打压下，中国也为争取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改善做出了努力。可见，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始终在坚持符合中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利益，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符合当时国际局势的外交战略。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公开派军队支持南朝鲜资本主义政权，同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支持蒋介石台湾政府。面对这样的局面，“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毛主席果断决定进行抗美援朝，“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27中国人民群众满怀激情的参与或是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正如歌曲所唱：
“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保和平
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
打败美国野心狼”28

在战争中，毛主席要求志愿军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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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32 页。
28《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

“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 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 29
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应有的面貌，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政治基础，也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1953 年 7 月 27 日，美国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沉痛的打击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粉碎了它们妄图打压中国革命的用心，保卫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支援朝鲜人民保住了革命政权，激励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和信心。这场战争也说明，武器不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革命军队通过坚定的革命信仰、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和钢铁的纪律，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同仇敌忾，完全可以打败具有先进武器装备的敌人，只有革命人民和革命军队的力量，才是不可战胜 的。
三、“三反五反”

正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中的预料，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很快开始出现了官员贪污浪费的情况，而且逐渐呈蔓延之势。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留用的国民党官员， 解放后，大量国民党官员留用，他们早已贪腐习惯，而且有些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据统计，从建国到 1951 年 11 月的两年中，在发现的贪污案件中，旧职员竟占贪污人数的99％；第二就是在群众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机制没有形成时，在很多不法的资产阶级拉拢下， 一些共产党员变质退化，蜕变为资产阶级。这既不利于本就一穷二白，还在进行抗美援朝的新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又不符合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法律；更不符合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应有的作为。因而，打击贪腐官员，同时打击不法资产阶级，既可以使留用国民党官员和资产阶级纳入无产阶级政党的监管，又有利于无产阶级政党自我的整顿，以及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监督，防止无产阶级先锋队走向人民的反面。
1951 年 10 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 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30的号召，这就是“增产节约运动”。11 月，东北局书记高岗送给

29毛泽东：《中国人民志愿军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33 页。
30毛泽东：《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0 页。

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其中提到， 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 3629 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五亿人民
币（这里指人民币旧币。中国人民银行自 1955 年 3 月 1 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3112 月 1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随即，“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毛泽东主张应该大张旗鼓的、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三反五反”。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 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32
全国各界群众广泛参与了这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各级机关、全体党员都接受群众监督。1952 年 1 月，《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如果有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他的上级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如果是因为他自己手上不干净所致，则还应受到法律制裁。” 33 1 月 19 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有一千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要集中力量打“老虎”，一下子把运动推到高潮。342 月，中央又要求，县以上党员干部均须在一定会议上作一次深刻的自我批评，检讨不深刻的还要再作一次。各地纷纷以群众大会的形式进行动员，并以可能的各种方式进行运动的政策和成果的宣传。这样，人民的监督不仅获得法律制度的支持，还得到各级领导干部实际行动的鼓励和支持。群众的积极性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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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金冲及、逄先知：《毛泽东传》。
32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4 页。
33《人民日报》，1952 年 1 月。
34 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

快被调动起来，促使运动向纵深发展。

运动中，中央还保证群众监督渠道畅通，并能及时反馈处理意见。1950 年 4 月，党中央指出，“报纸对于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应负批评的责任。”“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运动中，各类报刊媒体不仅及时宣传中央方针政策，还登载许多群众的举报和批评意见、相应机关和个人的处理或反省材料。当时的
《人民日报》等党报每天都有两到三个版面专门登载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检举各种问题。同时，监察部门也专门设立通讯信箱接受人民来信。根据各地统计，人民来信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控告或批评干部的。
运动中，中央还提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严惩打击报复者。对群众的批评，党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监察部门和报纸编辑及时将群众来信反馈给相关部门和个人， 并要求“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立即在同一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立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行为触犯行政纪律和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如果群众对当事人的自我批评或表态不满意，当事人需要再次深刻反省，再做自我批评直到获得通过。党中央在“三反”运动中进一步强调，我们不能要求群众百分之百的正确，这种要求事实上是拒群众于千里之外。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因涉嫌贪污失职，被纪凯夫检举揭发，该市市委领导不仅没有调查核实，反而偏听偏信，命令公安局将纪凯夫逮捕，并使用肉刑和疲劳审讯。因这起严重案件，武汉市委被改组，引起全国震动。此后，人民来信激增，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压制民主等丑恶现象进一步被揭露出来，推动了各地的“三反”斗争。
党中央旗帜鲜明的态度和各级领导的层层检讨，打消了群众的一些顾虑，每天都有许多人写信批评党和政府及机关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偏向，提供改进工作的意见。1952 年 1 至 8 月，上海市区两级领导机关即收到群众有关的来信 30. 4 万多件，重庆市
1952 年上半年收到人民来信 35 万件以上。在群众的支持参与下，大量“三害”问题包括一些大案要案被揭露出来。党对群众揭发出来的问题，在查有实据的情况下，敢动真格，毫

不姑息。据统计，参加“三反”运动的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中，因严重贪污被判刑的共 10060
人。从 1951 年 3 月至 1953 年 6 月底，共有 32.8 万余人被清理出党。

当然三反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错误。第一，“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提出的指导思想就是，“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
35

第二，“在“打虎”高潮中，不少机关主要是财政部门，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已经停顿工作。”毛泽东立刻对这一错误进行了纠正，1952 年 2 月 17 日，他电告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 36
“从 1952 年 3 月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特别强调的是：‘认真负责，实事求是。’5 月 10 日他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了重要作用。” 37
在三反中，发现贪污腐败与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有很大关系。从各大区的报告中，均反映了这一状况。对此，毛泽东认为，
“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

35金冲及、逄先知：《毛泽东传》。
36金冲及、逄先知：《毛泽东传》。
37金冲及、逄先知：《毛泽东传》。

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38
1952 年 1 月 26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发出后，“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这样反对政府内腐败分子和不法资产阶级的运动相互配合的开展了。
“五反”运动揭发出来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问题。一部分资产阶级甚至小工商户居然以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里，他们还能像在国民党执政时那样为所欲为。当然，五反是按照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进行的，反对的是不法的资产阶级和小工商户， 并不是要取消私有制。
2 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了高潮。“五反”运动发动后，私营工厂的劳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工人是运动的主力，工作组作指导。工人监督资本家，成立了一个兼有劳资代表的委员会，检查账目和税收。对资本家分为大老虎（包括工厂主、经理等大资本家）和小老虎（账房和报税的等帮手），对他们讲明政策，要其交待清楚并指明出路。开会时，让资本家交待，一度有工人昼夜轮流看守经理等人，查出问题的，让其认错、补交税款并保证不再犯，然后给他恢复自由。有的资本家三两天就供出来了，有的则因为过度害怕上吊自杀了，后者是一种比较过激的现象。工会主席由工人们选举产生，通常的要求是出身好的贫下中农、思想觉悟高。资方一个月至少需要向工会汇报一次，开除工人也需要经过工会。而且，工人在工资、福利、劳保方面的待遇都得到了提升。
工人也在运动中提高了觉悟并壮大了自己的组织。国营企业工会组织的整顿有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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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金冲及、逄先知：《毛泽东传》。

的成绩。1952 年 3 月下旬，天津市国营企业工会组织，在党组织和节约检查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在工人群众中普遍地开展了“洗澡”运动。经过这次群众的自我教育运动，工人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一步，和资产阶级划清了思想界限，自觉地清除自己身上沾染的旧社会的恶习，树立当家作主保护集体利益的劳动态度。过去，有些工人羡慕资本家的生活，有人甚至打算开铺子；运动之后，大家都说：“过去总看着资本家有钱、阔气。今天，我们认识了他们的钱是压榨剥削咱们工人得来的。还是咱们工人阶级光荣！”过去，工厂中有的工人常从工厂里拿工具器材回家。在这次运动中，大家把解放前后从工厂拿的东西，献交给工厂。大家都说：“过去总怕失业没有饭吃；现在不会失业了，还留着它干吗？交给工厂就增加一份力量。”天津纺织机械厂在这次运动中，有三百四十多个工人献交了二万八千八百多件器材工具，价值一亿二千多万元。工人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在生产上和对贪污分子追赃定案中的劲头也都更大了。各厂将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继续整顿工会组织，加强工会工作。
私营企业工会整顿组织的工作，也收到显著的成效。其中的店员工会，过去是工会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是违法资本家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主要对象之一。因而，该类工会组织不纯的情况相当严重，许多店员的阶级觉悟不高，很多工人和资产阶级划不清阶级界限。“五反”运动开始后，各大城市的党委和工会领导机关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采用各种有效的方式，广泛而深入地对工人店员进行了阶级教育。在整顿工会组织时，各地大都同时放手提拔积极分子做工会干部，并放手扩大工会组织。在整顿组织中，工会把坏分子的罪状交给职工，让职工自己讨论，并提出处理意见。通过这些讨论，职工们更加爱护自己的组织，更加懂得了整顿组织的必要。所以，整顿组织的过程中，职工的阶级觉悟都进一步提高了，工会的组织更加扩大，战斗力也更加提高了。
“五反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毛泽东都予以了纠正。“在运动中，曾出现过‘火烧工商业，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毛泽东很快发现，很快纠正了。……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于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清问题，给不法资本
家以沉重打击，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影

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对有些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使守法户的面扩大一些。……尽量扩大争取、团结和保护的工商户人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 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思想，越来越鲜明。” 39
“三反”、“五反”巩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对党内的腐化分子进行了斗争，并将留用国民党官员和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了无产阶级的监管、计划之下，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运动中采取的群众运动的路线，不仅促使了人民群众政治觉悟和斗争能力的提升，鼓舞了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使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地位和福利待遇得到了提高，获得了更多阶级利益，加强了阶级组织，还保障了运动得以真正成功。即使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及时的纠正，这是党领导下群众运动的典型模式。要求群众不出错，就是拒绝人民民主，人民只能在运动中锻炼自己， 从而解放自己。对照今天习近平的所谓从严治党，实质上只是上层运动，打击异己，人民群众无法参与，对“老虎”打击也的不彻底。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的路线，反贪腐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
四、社会新风尚、新文化1.“剿匪除霸”运动
土匪、恶霸，在旧社会中国大地上横行肆虐，残杀人民，国民党退却后，大量残余武装转变为土匪，为非作歹。到 1952 年底，大规模剿匪工作结束，共歼灭武装匪特 240 万人。“剿匪除霸”使得社会免受土匪恶霸的荼毒，使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得以形成新的社会风尚。
新社会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动人民群众，扫除了旧社会的黄赌毒， 清扫了民国时肮脏恶臭的公共街道。同时在打击嫖娼的同时，还为妓女治病、培训技能、帮助转业。黄赌毒彻底被消灭，社会展现出了新气象。改革开放后，黄赌毒全部重现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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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金冲及、逄先知：《毛泽东传》。

岂不是发人深省吗？

新中国还出台新的婚姻法，致力于妇女解放。1950 年 4 月 30 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新的婚姻制度：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新的《婚姻法》给妇女解放、建立新的婚姻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但妇女解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中国没有止步于此，让妇女走向社会、在社会劳动和管理中男女平等、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在文艺上宣传妇女解放都是后来逐渐进行的解放妇女的工作。当然妇女解放，归根到底需要全社会有其是妇女思想的解放，需要妇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解放而斗争。
铲除旧社会的遗毒，为社会新风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与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风俗、旧道德、旧文化的斗争远没有结束，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普遍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斗争、新的文化的发展成熟，才能真正扫除一切旧社会的遗毒。
除了铲除旧社会的遗毒，新中国还在教育、医疗方面进行了改革。教育方面，新中国大力创办大中小学，普及基础教育，进行群众扫盲。医疗卫生方面，1952 年提出了“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中西医相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医疗卫生四项基本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旨在消灭寄生虫，通过改善环境和医疗条件来提升人民的健康水平，人民群众被广发的动员起来参与运动。这样的医疗卫生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效，使得新中国人民健康水平、人均寿命、大幅提升，新生儿死亡率大幅下降。
由此出现了高出生、低死亡的人口增长趋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大幅上升的根本原因。很多人将人口大幅上涨归咎于毛泽东的错误政策，实际上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没有医疗卫生条件的改进，如何可能有人口的大幅上涨？只是随着人口死亡率下降，人们的

生育习惯不可能及时改变，后来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但也需要一段时间对人民说服教育，让人民接受，因而人口增长不可能一下降下来。改开后 “计划生育”之所以成效很快，是因为官僚把“计划生育”作为盘剥人民的手段，使人民苦不堪言，强迫人民接受低生育的计划，从而生育率很快降下来了。
文艺批判运动

文艺并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40因而，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41
既然马克思主义对这一点有充分的认识，那么不同于以往一切时代的文艺的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应该自觉的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像以往的文艺，不自觉或半自觉的为本阶级服务，这样才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毛泽东在 1942 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就把文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条战线。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 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42
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有自觉地无产阶的立场和态度：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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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17 页。
4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22 页。
4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04 页。

的具体态度。” 43

这又对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和学习有了一定的要求。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44
要是文艺工作者能够达到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完成这样的任务，就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
这是文艺的政治性方面，同时还有文艺自身的创作水平问题。要想提高创作水平，首先就是来源问题。
“作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 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 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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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05 页。
4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14 页。

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45
其次就是普及和提高的辩证关系。

“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 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46
普及和提高是相辅相成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但是两者都是为了人民服务的， 都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这就是大众文艺的导向。
在文艺类型方面，“延安文艺”确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方向。

同时，除了文艺创作，还有文艺界的斗争，“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47与文艺创作的标准相应的，文艺批评也有两个标准，政治和艺术。政治说的是文艺创作在客观上是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能否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同时，
“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

4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17-818 页。
4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18-819 页。
4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24 页。

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48
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的文艺界也开始了整风，在毛主席正确的文艺思想指导下，“延安文艺”诞生了中国一批无产阶级文艺家，创作了大量无产阶级革命文艺。
1949 年 7 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周恩来称这次文代会实现了解放区和白区文艺工作者的“会师”。会议确立了“现实主义”为主导，批判性的吸收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苏联文学的方向。此外，建国后，所有知识分子都都被纳入国家的行政、教育或文艺机构之中，很多具有行政级别，社会经济地位有了极大地提高，有“三名三高” 49之称。
既然建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那么也就需要新的文艺与之相适应。这就既要继承延安文艺的传统，又要开创新时期的文艺作品；既要赞扬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又要批判社会中反动的、落后的现象，鼓舞人们继续革命，向前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但是， 实际上，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还广泛存在，这就需要文艺批判的斗争。文艺批判的第一个高潮，是由电影《武训传》的上映引发的。
1950 年底，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公演，它讲述清末山东的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 的事迹。武训依靠乞讨和当地乡绅的资助，开办“义学”，影片中还有一个失败了流亡到此的太平军作为“反面人物”。在影片结尾处，借小学老师之口说武训的精神就是“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影片受到了热烈赞扬。然而，1951 年 5 月 20 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这一电影进行了批判：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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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26 页。
49即：“名专家、名演员、名教授，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

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
-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50
在全国正在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造的时候，《武训传》歌颂一个推行旧文化的人，与共产党正在城市和农村推广的全民识字、现代生产、卫生、科技等在内的“新文化、新风尚”背道而驰，而这些新文化知识才是劳动人民解放所需要的。土地改革在新中国废除了土地地主所有制，废除了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所有农民的孩子应该受到现代教育，而不是

50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6-47 页。

继续接受旧文化的束缚。

1951 年 7 月 23—28 日，《人民日报》连载了江青、钟惦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最终由曾经热烈赞扬《武训传》的周扬给其定了性：“反历史、反人民、反现实主义”。这篇文章揭开了文艺批判运动的序幕，之后就是一场遍及全国的文艺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运动。这实际上就是希望，知识分子能够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创作出有利于无产阶级革民事业推进的作品，真正发挥出其作为革命事业的一条战线的作用。
很多人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批判抱有很大的偏见。既然文艺是社会的一部分，根植于社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那么建立新的社会，就要批判旧的文化，建立新的文化。认为文化独立于政治的资产阶级观点，实际上是希望旧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可以在新社会不受批判，这实际上不是超阶级，而只是站在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况且，文艺工作者的物质生活，是广大劳动群众生产的，如果他们的作品，不能为劳苦大众服务， 甚至有悖于劳动群众的解放，难道不应该批判吗？资产阶级将劳动群众踩在脚下，认为他们没有权利对所谓“高雅”的文艺指手画脚，这样难道是理所当然的吗？
新中国的文艺批判运动，在不同时期都在进行，对于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和社会主义文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不容污蔑的。有些人将这样的运动说为毛泽东的个人专权，甚至说成是毛泽东与文人的私仇，这完全是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上，不顾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胡说。只有认真地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进程，研究当时的历次文艺批判运动，才能真正明白文艺批判的出发点和历史作用。
五、总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很多方面的改革内容实际上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基本相同。但是，在中国当时的历史实际下，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发展异常艰难，资产阶级具有极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而，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完成。
而且与其他国家的民主革命相比，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具有彻底性。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在建国最初 3 年的继续，使得中国彻底清除了旧的经济和政治，

建立了兼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同时，也为中国新的社会风尚和社会文化的建立进行了努力，但是彻底清除旧的文化和社会上的旧风俗习惯，还要更长时间的斗争。
同时，这三年里，中国的经济在恢复了战前水平的基础上，稳步上升。财政和金融达到了统一，市场秩序得到了整顿，物价得到了稳定。工农业生产都恢复到了抗战前的最高水平。1952 年农业总产值 461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41%。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粮食 16392 万吨，棉花 130.4 万吨。
中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采取的群众运动的改造方式，既有利于群众觉悟的提高，和政治参与热情的提升，防止官僚包办代替；又有利于改造的彻底进行，离开了对群众的发动和依靠，是不可能达到这样彻底的效果的。即使在其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多也都得到了纠正。资产阶级不敢发动群众，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工农群众根本上是矛盾的，因而他们对群众运动大加污蔑，在史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不过新民主主义时期，也暴露出了共产党员自身腐化变质的问题。这也说明，先锋队走向群众反面的问题，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逐渐建立的同时，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集团，在政治路线上，他们希望停留在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不愿意继续前进，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工人参与到国家和经济的管理中，反对消除三大差别，反对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在工作作风上，不是启发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在生活上，他们不愿意继续艰苦奋斗，而是腐化堕落。因而，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对生产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进行革命的同时，也要面临着党内的路线斗争。


第二节 社会主义始过渡，路线分歧渐加深

一、向社会主义过渡

建设社会主义从而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也被认可为中国发展的方向， 问题就在于，中国从什么时间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有的人认为，从 1953 年开始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渡，并于 1957 年基本完成，是错误的，是超越阶段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要犯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回来的。”51直到改革开放后，他们还说，“我们现在认识到，中国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开始把他请回来了。”52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唯生产力论， 邓小平的理论与之一脉相承。
正如马克思在反对将他的历史理论僵化时所说，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53
在面对俄国的农村原始公社能否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时，马克思的回答是，

“另外一个有利于(通过发展公社)保存俄国公社的情况是：……在俄国公社面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境地。”54
“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形态包括

51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9 年 4 月 28 日。见刘源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24 页。
52王光美：《与君同舟 风雨无悔》。见刘源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24 页。
53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66 页。
54马克思：《<给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72 页。

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但是，这是不是说，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必然要导致这种结果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固有的二重性使得它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55
可见，马克思不认为每个国家的历史都会按照固定的顺序，依次经过每一个历史阶段， 一个特定的社会能够向什么方向发展，要综合分析当时的种种具体的历史环境。
列宁面对俄国的发展也说，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 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56
在欧洲发展向资本主义的时候，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起来，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促使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社会主义的建立奠定基础。而当时的中国，所面对的历史条件是，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科学技术已经在欧美和苏联发展成熟，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无产阶级是政权的领导阶级，同时还有苏联对中国进行科学技术和资金援助。在这种种的条件下，如果斗争和经济建设策略得当，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进行工业化建设，最终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建立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基础，以及政治、经济关系和文化基础。
有人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来论证“资本主义补课论”，但是列宁明确说，“新经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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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马克思：《<给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三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86 页。
56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777 页。

策”是“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57，实际上主要是向中农做了让步。中国革命道路与

俄国革命道路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是“农村包围城市”，因而共产党在贫下中农中有很好的基础，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一点也是农业实现合作化甚至在后来向人民公社过渡的阶级基础。
况且，实际上农业的合作社是农民自发开始进行的，后来只是中央做了推广。我们知道，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小农经济在清末已经达到了极限，想要通过小农经济实现富裕是根本不可能的。农业想要发展，只有依靠机械化大生产和现代的农业技术，但是小农经济无法与这样的生产力相适应，个体的农民没有经济实力和知识、技术来实现机械化大生产， 在狭小的土地上也不可能进行机械化大生产。这就有了两个方向，一种是资本主义大农场， 一种是从合作社发展向人民公社。向资本主义发展，又会出现“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有弥望之田”的局面，势必产生大量失地农民，而城市工业化又不可能一下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岗位，那么就会出现英国“圈地运动”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和农民工的悲惨状况。而且资本主义的农业势必造成农民和无产阶级承担国家工业化的成本，而资本家浪费掉大量剩余产品，造成工业积累困难且畸形。因而，实际上集体化是既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又有利于工业化的举措。
西欧国家的工业化，依靠对殖民地的残酷剥削，积累了原始资本。在这个原始积累过程中，美洲 2000 多万印第安人被杀，非洲损失了近亿劳动力，非洲人沦为黑奴，而英国本身农民和无产阶级也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爱尔兰大饥荒中 1/8 的人口死去，中国的发展不可能走这样的道路。而且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式发展，在当时的世界背景下，要么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的逐利性，工业畸形发展，重工也不可能发展起来；要么就是沦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地。而像日本这样靠外向型经济发展起来的东亚、东南亚国家，一方面有产业转移的国际背景，一方面纵深小，如果在中国就会出现严重的沿海、内地不平衡，正如今天中国的状况；而且这些发展起来的亚洲国家实际上也是依附于欧美，失去了独立性。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共同承担工业化成本，不会造成工人、农民生活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那样悲惨，还能逐步扩大工农的福利；而且国家可以有计划的进行工业化，平衡重工业、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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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列宁：《论合作社》，《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767 页。

工业，工业与农业，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模式才是最符合当时的现实的。
因而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不仅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 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正轨，也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而，攻击毛泽东只懂打仗，不懂经济的人，实际上是完全无视当时中国面对的具体条件。毛主席就是根据当时中国面临的具体情况，才做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
二、三大改造与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与过渡时期总路线

随着国内经济的恢复、土改的完成、朝鲜战争的胜利，下一个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就是国家工业化，在帝国主义的世界背景下，只有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才能保住无产阶级革命的果实。“一五计划”是国家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 1951 年初开
始着手编订，到 1952 年 8 月，提出《一五计划轮廓草案》，1955 年 7 月人大正式通过了《一
五计划纲要》。而一五计划的实行期是 1953 年到 1957 年。

一五计划的重点是重工业和相应的基础建设，因为重工业是一个国家工业体的基础， 能源、材料、机械都要依靠重工业，没有重工业的发展，轻工业将严重依赖外国，现代化的国防也很难建立。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发展，国家工业化将从轻工业开始，这样发展将畸形，而且耗时很长，最终很难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而这也正是建国前二十七年中国生活水平提升没有经济发展快的原因，因为要建立工业的基础设施，需要积累大量剩余产品，而不能将之消费，这是从长远利益考虑的。改革开放时，中国工业体系基本建立完整，可以开始改善消费，实际上不改革开放，从重积累转向积累消费平衡也是必然的，而且没有资产阶级的剥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将远超于现在。从生活水平出发，不顾这一发展的结构，使很多人得出社会主义时期不如复辟时期经济发展快的结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经验主义的错误。
一五计划的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共 694 个，其中 156 个是苏联援建的，但一五计划中， 至少 70%的建设资金得由中国自己筹集。重工业企业往往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这就需要中国集中大量的资金投入工业建设。而资金的来源，只能是中国已有的农业、手工业和

资本主义工商业，这就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了要求。

之前，在没有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中央认为新民主主义应该是一段很长的时间，1948 年 7 月 27 日，中共中央提出：“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在机械化基础上实现农民个体经济的集体化，达到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而到了 1952 年 9 月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面对当时的客观条件，毛泽东提出，“从现在开始用 10 到
15 年完成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 10 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在会上毛泽东还批判了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1953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8到 1954 年 2 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可见，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根据当时诸多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和诸多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提出的，这是从当时具体历史条件出发的决策。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实际上是不顾具体历史条件的教条主义观点。
农业合作化

农业的合作化，实际上是土改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土改的同时就在逐步进行，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又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进程。
在土改运动的同时，农民就开始建立互助组。互助组是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组成的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集体劳动组织，有农忙临时互助和常年互助之分，建国前许多老解放区就已经有很多互助组存在了。刚土改的农村，
“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冀罐、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车，有车却没犁，在这样的村庄，互助是很有优越性的，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并且相对容易组织。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另外，为了容易贯彻这个原则，互助组不宜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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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毛泽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89 页。

“在互助组阶段，各家各户在互助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小孩对小孩、成人对成人、牛对牛、车对车。被划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来交换。照习惯，当个人、家户的贡献不可能平衡时，小组就以粮食来补齐，这样， 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得负担别人。” 59
中央也对互助组做了讨论，1951 年 9 月 9 日，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但是，很快，互助组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
“各家各户一但开始在一起劳动，在决定上就发生困难。譬如说，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锄，我们该先锄谁家的地呢？庄稼干旱，又该先浇谁家的地呢？你的骡子拉了我的车， 我们该用什么比率来交换？为了扯平我欠你一些粮食，但我的粮食有点发霉，我又该打多少折扣呢？要决定这些事就需要开许多次会，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解散互助组来避免这些问题，或通过合并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合作起来种地，分享收成来绕开这些问题。如果决定合并土地，我们就解决了以上许多问题。”60
解散实际上就是回到以前的小农经济，这当然是不可行的，因而就有了初级社。初级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中国农村经济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初级社中，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将私有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分社统一经营和使用，按照土地的质量和数量给予适当的土地分红，其他入社的生产资料也付给一定的报酬。初级社在社员分工和协作的基础上统一组织集体劳动， 社员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劳动报酬，产品由合作社统一支配，同时有一定的公共积累。初级社与互助组相比，实行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统一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公共财产， 在社的统一计划下集体劳动，产品分配部分地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初级社部分地改变了私有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可见互助组也是在现实的条件下开始向初级社发展。
实际上互助组已经面临着很多问题，首先是农村贫富分化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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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韩丁：《<深翻>中文版序》。
60韩丁：《<深翻>中文版序》。

“据六个村的调查，1949 到 1950 两年，有 139 户（占总户数的 11.8％）出卖土地
410 亩（占耕地总数的 2.28％）。有些富裕农民占有的耕地超过本村人均占有耕地的一倍、二倍以至三倍。有的富裕农民买不到地就放高利贷，说什么‘人赚钱累死人，钱赚钱发大财’，其年利率高达 60％，甚至 180％。到 1951 年春试办初级社之前，据长治地委报告， 全区新富农已占到农户总数的 0.8％，由中农下降为贫农的占 13.7％。”61
其次，互助组由于自身的矛盾有两个发展方向，很多党领导不利的地方没有向初级社转变，而向解散方向发展了。因而由互助组向初级社的发展，虽然是根据实际的矛盾，而且也是基层的创造，但需要党的领导，才能使全国农村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然而这时党内的路线分歧就开始出现了。
1951 年 3 月年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向华北局报告，

“必须稳健地，但是积极地提高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只有如此， 才能基本上扭转涣散的趋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决定一方面把现有的国营农场、新式农具站办好，以影响农民；一方面推广已有的好经验，并在长治各县每县试办几个合作社——采取按土地按劳力两个分配标准，征集公积金，积累公共财产。”62
然而这一举措遭到了党内走资派的反对，经过几次会议，7 月 3 日，刘少奇同志批转山西省委报告，批语全文如下：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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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陶鲁笳：《毛主席支持山西创办农业合作社》。
62陶鲁笳：《毛主席支持山西创办农业合作社》。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

然而毛泽东却支持了陕西党委的决定，并亲自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 12 月向党内印发了草案，“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64
合作社实际上是根据当时的现实的矛盾出发提出的，合作社可以发展生产力、抑制贫富分化，关于合作社的争论实际上是党内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单从生产力的角度上讲，合作社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性质来集中生产资料、进行分工配合、有计划的积累，又克服了互助组的矛盾，事实上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毛主席在找少奇同志、一波同志、澜涛同志三人谈话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65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初级社试办的头一年，就显示了他在发展农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威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在农业生产方面，10 个社普遍增产，当年粮食平均亩产超过上年 21.5％，超过当地好的互助组 9％，超过好的个体户 28％；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普遍扩大，普遍增产， 交售给国家的棉花、油料、烟叶等工业原料超过上年一倍多，有助于国家工业化。在工副业生产方面，10 个社的总收入 4156 万元（旧币，下同），每社平均 410 万元。在社员分配和公共积累方面，社员户收入同 1950 年相比，折成粮食计算，多收一石以下的占 3.1％， 多收一石至五石的占 38.4％，多收五石至 10 石的占 26.3％，多收 10 石至 20 石的占23.1％，与上年持平的占 6.7％，比上年减收的占 2.7％；社员人均收入折款 38.018 万元， 互助组人均 32.043 万元，个体户人均 30.5 万元。在社员生活提高的同时，集体经济壮大
了，10 个社已有公共山林 600 多亩，公有土地 31.6 亩，农具 177 件（内有新式农具和机
械 57 件），牲口 17 头半，羊 449 只，公积金折粮 315.85 石，其它生产资料折粮 256.92

64毛泽东：《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9 页。
65陶鲁笳：《毛主席支持山西创办农业合作社》。

石。……1953 年 2242 个社粮食总产比 1952 年增长 27.6％，单产增长 21.6％，比互助组单产高 21.5％，比个体户高 39％。1954 年全省因灾减产 4.8％，而初级社占 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 20 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 3.8％。全省的大牲畜，由 1951 年的 184 万头，
1954 年发展到 213 万头，年递增率为 10％，其中骡马的递增率高达 15％，适应了初级社
添置新式马拉农具的需要。特别是，现在晋东南老区在 1276 个老社中，生产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富裕中农生产水平的即占 38％，这就为下一步过渡到高级社创造了有利条件。”66
在山西的合作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到 1953 年 2 月 15 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随着一五计划的进行，出现了农作物需求的急剧增大。首先， 随着工业化建设，全国城镇人口大增。1953 年城镇人口已达 7826 万，比 1952 年增加 663
万，比 1949 年增加 2061 万。城镇居民的收入也明显增长，较之 1952 年，1953 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 15％。城镇人口的激增，加之大量失业者重新就业以及职工工资的明显提高，大大增加了社会工资总量，提高了城镇居民的购买力。其次，由于发展工业的需要， 经济作物产区迅速扩大，粮产区缩小，使 1953 年农村吃商品粮的人数增加到 1 亿。第三， 土改后提高了收入的农民增加了粮食消费。据统计，1949 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 370 斤，1952 年增加到 440 斤。陈云 1953 年秋在华北地区调查中发现：“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一顿白面，现在则每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67在这样的压力下，1953 年 12 月开始在合作化的同时实施粮食统购统销。
同时，初级社也面临着矛盾。

“一般地讲，虽然我们都是些相对贫穷的劳动农民。但我们所拥有的土地、耕畜和农具的量却各不相同。如果我拥有的多，合并的多，我就应该得到的多，等到分红时我就要求为我入社的财产分配一部分，而不只是按劳分配。如果社员们能在按劳和按财产的分配比例上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个比例常常是一半对一半），那么以上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但时间一长，小组里的生产关系（谁投入了多少）就一定会变化。如果集体领导得好，大家都辛勤耕作，毛收入就会增加，剩余额自然也以积累资金的形式相应增加，这样就可以进行

66陶鲁笳：《毛主席支持山西创办农业合作社》。
67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杜 1991 年版，第 256—257 页

新的投资。这个积累和投资主要地应归功于组里那些强壮的、正在成长的青年社员的劳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会对那么多的粮食和钱分给那些靠财产分红、不劳而获的人感到不满。为了公平合理，小组就必须降低靠财产分红的人的分配百分比，增加劳动工资的百分儿。到后来，由活劳动所创造的新的财富越来越多，社员们就会要求全部废除财产投入的分配比例，这样，就在较低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较高级的合作社。”
高级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规模比初级社大。高级社中，土地﹑耕畜﹑ 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1953 年 12 月，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时，全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一万四千多个。决议总结了办社的经验，进一步指明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统购统销面实际上也面临着矛盾，

“我们面对着这样为数众多的个体农户，在粮食的统购方面和统销方面，是遇到了困难的。困难不但来自我们对统购统销缺少经验，主要的是对这样众多的农户，要估实产量， 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 68
因而，农业集体化在工业化的压力下，速度大大加快了。党内命令主义、追求政绩的官僚主义作风开始蔓延，导致很多地区，合作社建立过快，没有考虑实际情况，也没有对农民进行应有的说服教育。应对这样的情况，1955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在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报告系统阐明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发展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重申了自愿互利的原则， 要求合作社要全面规划，有计划地发展。
尽管出现了急躁的问题，当年农业生产还是获得了丰收，农业总产值为 575 亿元，完
成计划的 102.1%，比 1954 年增长 7.6%。粮食总产量为 18394 万吨，完成计划 102%，比 1954 年增长 8.9%；棉花总产量为 151.8 万吨，比 1954 年增长 42.6%。由于农业丰收，农民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了 8.6%。到 1956 年底，全国农村入社户占总农户的 96.3%，农业集体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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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陈云：《陈云文选》第 2 卷，第 277 页

本完成。农业及副业总产值为 610 亿元，比上年增长 4.9%。粮食产量为 19275 万吨，比上年增加 4.8%；棉花为 144.5 万吨，比上年下降 4.8%。
可见，农业合作化，实际上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既是考虑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改进生产关系中的矛盾、防止阶级分化出现，又是考虑工业化的资金积累。而且合作化过程中， 通过党的教育引导，顾及农民的自愿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因而实际上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同时为农村进一步机械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党内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反对，看不到农业集体化的客观需求，死搬教条，认为只有实现机械化生产，才能向集体化过度；另一种是包办代替、命令主义，不考虑教育启发农民，为了自己的政绩，过快的推动集体化。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体现。而且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加深，党内路线分歧愈演愈烈，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爆发出来。
很多人认为统购统销中存在的“剪刀差”，是对农民的剥削。实际上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最终所有经济都转变为全民所有，国家工业化积累，同时是工人和农民的长远利益，因为国家的政权和经济本身就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而且在工业化建立的同时，一直在尽可能地反哺农业，例如大修水利、农机生产、化肥生产、种子革命。因而这并不是对农民的剥削。反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通过圈地运动强行使农民与生产资料脱离，为了进行原始积累，使得无产阶级和农民苦不堪言。
公私合营与手工业合作化

随着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来，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逐渐开始进行了。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也需要从资本家所掌握的轻工业企业中获取资金积累，但资本家的存在会消耗浪费掉大量的工业基金，无产阶级和农民既要承担工业化积累的成本，又要被资本家剥削。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使工业建设更加纳入国家的计划之下，这样就可以更加科学的进行工业建设， 不会出现顺遂资本家自发性的盲目投资。对手工业的改造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就是通过合作化走向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提高生产力。同时，这是还出现了一个有利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就是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

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69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公司合营的方法进行的，这样的方法既可以吸收资产阶级中的管理人才，又可以减少冲突，在政治上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同时，又吸纳资产阶级中有能力的人为工人阶级做事。国家按企业资本的股份额每年付给原工商业者 5%的定息，实际上即使只有 5%也使这些人的生活水平要超出大多数工人、农民之上。还有一些资本家被完全吸纳进了体制之内甚至进入高层，比如在武汉，
“上层资产阶级的新岗位：副省长 1 人，副市长 1 人，省局副局长 3 人，市政协副主席
1 人，市局副局长 5 人，省或市顾问 6 人，副区长 4 人，合计 21 人。

工业资本家的新岗位：董事会成员 12 人，大公司经理或副经理 14 人，大公司部门负责
人 9 人，工厂厂长或副厂长 532 人，工厂科室负责人 282 人，技术员 40 人，普通人员 1839
人，合计 2728 人。

商业资本家的新岗位：区商业局副局长 6 人，大公司经理或副经理 17 人，大公司部门
负责人 14 人，区商店经理或副经理 42 人，商店经理或副经理 1274 人，商店部门负责人 84
人，公司顾问 10 人，董事会成员 24 人，技术员 2 人，普通人员 2258 人，合计 3731 人。”

到 1956 年，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合作社；私营工业人数的 99%，私营商业人数的 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至此，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一五计划取得了极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从国内生产总值（GDP） 增长率来看，1953-1957 年的五年中增长了 55.54%，年递增 9.25%。70
三、路线分歧逐渐加深1.“高饶事件”
正如前面所说，建国后，一个脱离无产阶级群众的官僚集团在逐渐形成，他们在经济上享有比群众优厚得多的待遇乃至特权，有一部分人甚至贪污腐败；在政治上，他们中有一部分奉行资产阶级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及接下来的进一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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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155 页。
70参见孙学文：《毛泽东的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和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他们还为自己的小集团谋利益，任人唯亲，同时在社会改造上包办代替、命令主义，而不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但是党政文官和军队官僚集团还没有完成整合，军队官僚由于经济建设“靠边站”，而党政文官成为了主导中国政治的集团，这也引发了一系列政治斗争，第一次就是“高饶事件”。
由于大区的设置，主要是在革命时期发挥政治和军事领导作用，以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发挥改造当地社会的领导作用，因而随着这些任务的完成，大区的存在就没有了必要性。1952 年 8 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大区书记和一批干部调到中央工作，以
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从 1952 年 8 月到 1953 年初，各中央局主要领导人先后奉调进京。其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52 年 8 月就职）；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 年 4月就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52 年 9 月就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2 年 11 月就职）；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2 年 11 月就职）。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国家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东北局领导人的身份，就任与周恩来的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位高权重，远在其他人之上。故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1952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成立大区行政委员会。1954 年 11 月，各大区被完全取消。
1953 年 2 月底，毛泽东提出要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议一议调整中央书记处所属的办事机构的建议。刘少奇很快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接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草拟了一个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刘少奇最初提出的书记处名单是：彭真当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管文委，邓子恢管农业，安子文管组织，刘澜涛管财经，饶漱石管工青。其中，原来在中央工作的华北局干部彭、安、刘都是占居要职。新进中央的各大区书记，都没有安排在核心岗位上。安子文私自拟定政治局名单的事情暴露后，饶漱石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七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 指责安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
接下来在 1953 年 6 月至 8 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认为社会主义过渡要从现在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倾”错误，并联系到党内在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的分歧，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对薄一波的批判，不但高岗跳得很高，其他军队干部的发言也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 李先念说薄一波是“季诺维也夫”；谭震林干脆拍着桌子骂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饶漱石的发言也很激烈。会后，薄一波财政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交由副总理邓小平兼任。在财经会议期间，林彪与看望他的老部下谈论说：“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权力，很危险。中央的领袖，毛主席年纪大了，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是久经考验的。”高岗也开始散布的一些言论，如“白区干部爱犯错误，有帮派。刘少奇对干部有私心，对华北干部的使用，在情绪上有偏向。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有圈子，对干部有偏有私。”这些言论在军队干部中都很有市场。华东局的第三书记，向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面陈毛泽东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司令部掌握着党权、政权和财权；另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
到 1953 年 6 月，经过调整，中央实际形成了刘少奇管党务，周恩来管内政外交，高岗管经济计划的格局。进而，毛泽东提出了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高岗开始积极散布不利于刘少奇的言论，“他要抢这个一线。”71 11 月在高岗与彭德怀的谈话中，高岗说：“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某某某安在华北，某某某安在华东，某某某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主席而代之。”彭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岗却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 ‘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彭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岗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彭再未表示异议。后来高岗又找了林彪、陈云、邓小平谈话，煽动对刘少奇不利的言论，至少彭德怀、林彪都默认了高岗的观点。
1953 年 12 月中旬，许多人，尤其是邓小平、陈云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

711980 年 2 月 26 日邓小平以高饶事件的历史教训告诫大家。

“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12 月 24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 29 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毛泽东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刘少奇为代表的党政文官官僚集团对高岗当然不会手软。
1954 年 2 月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实际上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明确点出了高岗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但刘少奇也做了自我批评，承认了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 年 2 月 15 日至 25 日在北京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陈云发言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岗甚为惊恐。最后，周恩来做结论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8 月 17 日，高岗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1955 年 3 月 21 日至 31 日，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72
高饶事件是建国以来，军队官僚和党政文官的第一次冲突。军队官僚由于建国后“靠边站”，在推进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路线时，军队官僚往往会站到工农一边反对党政文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逐渐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开始站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 并逐渐与党政文官合流。实际上他们都站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他们之间的斗争无非是官僚集团利益分配的问题。不是说领导干部都是属于官僚集团，没有脱离无产阶级，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推进革命事业的， 仍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代表。而脱离无产阶级，背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维持和扩大官僚特权的，才是官僚集团，也就是“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在高饶事件中，毛泽东之所以站在刘少奇一边，是因为当时路线分歧只是初露端倪，还不能认为刘少奇会“死不改悔；

72整个事件参见《戚本禹回忆录》。

而且比起军队官僚，刘少奇更具有经济建设、领导国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高岗的行为实际上是小宗派活动，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
1955 年，由于胡风对周扬和文艺界激烈地进行政治批判，也最终被打为了高饶同盟。胡风与高饶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与周扬的斗争是文艺界官僚之间的斗争，最终以文艺界上层官僚的胜利告终。胡风的批判有一些触及了建国以来文艺界的官僚化问题，但是与高饶事件同样，在当时这一问题还不严重，而且文艺界干部还不到死不改悔的地步，进行如此激烈的政治批判，显然是一种分裂行为，因而是不被允许的。
2.工人经济地位的上升与社会分化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得中国彻底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 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政治地位也逐渐上升。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基本被消灭了，工人再也不是为资本家打工，农民也不再被地主剥削，而是在自己的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工厂和农场里工作。积累的资金不是资本家的剥削，而是为了进一步建设工人阶级自己的国家的投资。同时，教育和医疗在不断的普及，城市和农村都在逐渐实行免费的医疗和教育，城市工人还享有免费的住房。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所不能比的。尽管人民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升，但是从新中国建立时的基础来看，这已经是巨大的飞跃了。
然而这之中也有很多不容乐观的因素。一是工资差距的拉大，1956 年实行工资改革， 干部实行月工资从 45 元到 594 的 24 级工资制；技术人员实行 15 级工资制，工人实行从 28
元到 104 元的 8 级工资制，还有学徒工 14 元，合同工、临时工还存在。同时每一级都有对应的住房、医疗、教育、票卷等福利待遇。一些官僚还利用公私合营中的一些漏洞来以权谋私，使得其工资远远超出规定的标准，有些官僚的工资甚至超过了他的标准工资的七八倍。尽管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分配制度，但是这么大的差距，还是远远背离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尤其是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应该超过工人，也不应该享有特权，这是一定要进行革除的。
其二，就是管理上的专业化机构、严密科层制和企业中的“个人管理负责制”。厂长只向上级下达的经济指示负责，对工厂党组织的听命越来越少，党只负责思想工作。这样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成为了工厂的掌控者，工人只能服从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同时

工厂越来越强调物质刺激，但这当然更加有利于技术工人和有特长的少数人。工人和农民对于政治过程的民主参与还远远不够，党内存在着命令主义作风，很多官僚不去启发、发动、依靠群众，而是强行下达命令，农业合作化时这样的现象非常常见。
其三，城乡的分化、工农差距也很大，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教育和医疗上也是这样。在一五计划期间，小学入学人数从 2600 万增长到 6400 万，大学入学人数从 12 万增
长到 44 万。显然，中学和大学的入学考试十分有利于城市学生，尤其是特权阶层的子女： 旧资产阶级、党政高级干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些高收入家庭最起码可以拥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和资源。同时大学培养出的人，又成为了享受特权的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
这种种社会分化，必须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改造，但是，这就不可避免的发生矛盾，这就是无产阶级与党内逐渐形成的走资派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在 1956 年之后逐渐上升。
3 整风反右

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官僚化的问题，毛泽东希望能通过党内整风和党外批评的方式来解决。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 1956 年 5 月 2 日最高国务会议的致辞中，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口号，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于 5 月 26 日宣布了这个新政策，“双百运动”正式开始。毛泽东首先向党内的种种问题开炮，批评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赞扬了发动群众的大民主。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

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 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 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 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 应当革掉。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 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

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73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
“……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 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 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

7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24-325 页。

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 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 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
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

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 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 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 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
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

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 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74
总之，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同人民存在着矛盾，但是现在还不能认为官僚集团形成了明确的走资派，这种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的资产阶级作风可以通过发动群众批评，通过民主解决。当然，党外的声音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推动现阶段继续前进，革除种种弊病，向共产主义进发；另一种就是希望颠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声音。正确的方式是限制第二种声音，引导群众向第一个方向走。同时，群众中可能有不顾长远和整体利益的声音，也应该加以引导，但不能强行压制。
在党外，知识分子反应极其热烈。章伯均在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兴奋异常，立即在民

7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7 年 6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参见《戚本禹回忆录》106-130 页，戚本禹记录版。

盟以个人名义进行了传达，民盟还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讲话的传达稿后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傅雷在听了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甚至描述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无疑，毛泽东得到了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正像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
然而，党内的官僚集团却并不买账。在 3 月 25 日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很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现出忧虑和质疑。北京市委在报告中承认，对于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党内干部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糊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有人说： “百花齐放，放就是收，放了紧接着要收。”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以后， “有些党的干部大吃一惊，他们怀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认为人民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甘肃省委报告，在高级干部中，大多数人“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与本单位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就不通了。”还有极少数人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革命几十年都没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真想不通。”甚至有人说，“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现在更嚣张了，不把他们整下去总不甘心。”山西省委的报告更加具体：认为“闹事没好人， 好人不闹事”，“不承认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个别人甚至提出“这次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是否右倾了”，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替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怀疑、抵触和反对的情绪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质问：“这个报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传达错了？”有人说：“过去听了传达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里，今天这个报告实在听不进去”，甚至认为“毛主席这个报告太右倾了”。大多数干部强烈抵触，都不同意把这个报告再向下传达或贯彻。由于感到“党给群众撑腰，不给干部留脸”，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有的甚至提出退党。
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巡视，亲自进行说服工作。从 3 月 17 日到 4 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处，都要召开座谈会，对当地党员干部发
表讲话，走一路，讲一路，毛泽东抱怨说自己“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但同样南巡的刘少

奇却对双百一字不提。75

随着中央的宣传和几次相关会议，整风运动和“双百运动”逐渐发动起来。工人也积极参与进来，批判一长负责和干部脱离群众，写了大量大字报。如北京农机厂范立法的《工人有意见》：
“月初没活干，领导看不见管理跟不上，计划也很乱 工艺有问题，设计不连贯 领导有官僚，工人有意见 问题不解决，扯皮成习惯 浪费很多钱，装了流水线 效果怎么样，不如手工干 科里一道令，车间必须干 命令怎么样，说了他不算 零件来不了，车间不能干 月底抓了瞎，车间拼命干 主任总指挥，段长来参战 科长刷油漆，厂长来回转 前松后又紧，月底五更天 党要不整风，有苦肚里咽”
月 8 日到 6 月 3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聚集一堂。他们的发

75参见《毛泽东年谱》（1956-1959）和《刘少奇年谱》。

言，是党外各种意见的一个集中反映。这些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在这之前，在官方组织的会议上，人们胆怯地发表不满意见的涓涓细流，很快地在 5 月和 6 月初的会议上汇成了批评社会批评政治的滚滚洪流。中央强迫干部们不得压制这些言论，报纸大量报道了有关批评的发言和讲话。其中有大量社会主义方向的批评。
“党在过去领导群众进行革命的时候是站在群众中间；解放后，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不是站在群众中间，而站在群众背后统治群众……（领导的）职务不同不是身份不同。一些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当官的，就是在吃饭和看戏时他们也要有专门的位置。”
一位批评者问：“那些享有很高生活水平的人是谁？”“他们是党员和干部，过去他们穿着草鞋，但是今天却坐着小轿车穿着是中山装。”一位老革命者在致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长信中得出结论说：“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即便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阶级，这个阶级的萌芽也正在形成和发展。”这些批评意见，与毛泽东对党内官僚集团的批评极为相似。
关于官僚过高的经济地位、官僚主义的作风、脱离群众等问题的批评是社会主义方向的，还有很多关于科学、文艺发展、经济建设的意见也都十分具有建设性。然而这其中也有很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言论和行为。有的人提出：“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有的人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76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课。这样的矛盾，已经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 而是敌我矛盾了，因而毛泽东予以了反击。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

76《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14 日。

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 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 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77
可见毛泽东承认了批评中正确的方向，批判的是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而且要求要谨慎判断，不是严重违法乱纪就不整。5 月 21 日开始，中央书记处联系召开会议，

77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423-429 页。

紧锣密鼓的布置任务，研究右派观点，准备反击。6 月 6 日，毛泽东起草《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又相继发表社论，具体驳斥了在“双百”时期出现的各种错误观点，还强调需要用阶级斗争来对付那些在运动中自我暴露的敌人。同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针对“双百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右运动正式开始。
反右斗争受到了绝大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持。

“右派的进攻激发了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义愤。右派进攻猖狂的时候，《内部参考》也反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什么要他们这样胡说？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的进攻？等 6 月 8 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出来，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了鼓舞。”78
当然，既然“双百运动”中言论有两个方向，对“右派”的反对也有两个方向。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反对的是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而官僚集团反对一切有损官僚统治和利益的言论，这就包括了攻击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和批评官僚主义的正确言论。
按毛泽东的设想，右派份子的猖獗进攻被打退后，整风就可以继续进行。因此，毛泽东最初并没有想到停止整风，进行大规模的反右，而是希望把反右斗争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他说：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 79
月 29 日，中央发表《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试图进一步控制反右斗争的范围。指示提到，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78《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 1-7》。
79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465 页。

到了 7 月 9 日，毛泽东对需要点名的右派人数的估计，就从 4000 人变到了 8000 人。
808 月下旬，毛泽东在修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时指出：“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材，应当大力争取过来。”81当然这个十万的数字，是根据全国反右的汇报得出的，实际上已经是被官僚扩大的，而且指的是全国的右派，而不是需要点名的右派。
然而官僚集团不肯善罢甘休，9 月 20 日至 10 月 9 日，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做
《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报告中强调，关于反右斗争，要继续深入，不能草率收兵；报告总结了 5 月份以来的反右斗争，并对今后的反右斗争的工作做出了部署，还批评了反右中
的“温情主义”。到 9 月 20 日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 6 万余人。为了解决前期随意乱划右派的问题，十月十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规定了划分或不划右派的某些参考标准，“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单位还规定了划右派的具体数字指标。”而下面的官员为了表明自己紧跟中央，在执行的时候，“上面的指标在下面一些单位也被突破了。”82玉溪反右的时候，上面定下了反右指标，开始是 3%，后来要达到 4%-5%，此时其他地方的反右指标已经达到了 15%，甚至 20%。时任玉溪反右工作组小组长的褚时健连 5%的指标都没有完成。“这样的数字心里总觉得不对头，他没有事硬要说他是右派，说他反对共产党，老是觉得整不下去。结果他们就说我手软，手软就说明你本身是右派。整别人整不下去，最后我自己被搞成右派了。”83 当时，中央下达的右派分子的指标是 5%左右，但是，各地的干部都愿多抓几个，谁也不愿用“百分之五”约束自己。例如，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于 1957 年 12 月
25 日，在《中共上海市委一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复旦大学 600 多个教师中……右派只占 8.5%。”而吉林省各高等院校，1957 年 7 月初，讲师以上的教员中已经有 7%—15%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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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毛泽东年谱》（1956-1959），第 189 页。
81《毛泽东年谱》（1956-1959），第 198 页。
8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435 页。

83《褚时健的德与能》。

定为了右派。84在这样的环境下，反右派斗争迅速的扩大。在 1958 年夏季结束时，全国共
划右派 55 万。

除了官僚，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如郭沫若、茅盾、马寅初、巴金、叶圣陶、老舍、周建人、许广平、许德珩、朱光潜，王亚南、李达、俞平伯、吴晗、秦牧、翦伯赞等人都积极参与了反右，并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判文章，这部分也和他们已经与党政文官合流有关。
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代表和广大工农群众，反对的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知识分子。而党政官僚一方面打击这些人，另一方面还打击那些按社会主义方向提批评意见的人，而基层官僚还有完成任务、取得政绩的诉求。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打击的知识分子范围大大扩大了。被划为右派的大多数人，按照前述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都很难认为是右派。有些人是思想认识比较模糊，被划成了右派；有些人是单位领导为了完成指标，找出各种牵强附会的理由，被划成右派的；还有一些是由于在整风期间对领导提出了某些尖锐的意见，结果到反右的时候被打击报复，划成了右派。而真正的一心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其实并不多。这就是所谓的“反右扩大化”问题，而到今天，他们把这些问题反而算在毛泽东头上，这是对历史的完全扭曲。
1957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发表《坚定的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的讲话。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
……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 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 就很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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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60 页。

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 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85
这里充分肯定了发动群众批判党内问题的路线。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化，党内的路线分歧越来越严重。一方面是希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代表，而另一方面就是党政官僚集团，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他们越来越退到资产阶级的路线上了。最终克服党内官僚化问题的“双百运动”，在右派的干扰和党政官僚的反扑下，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也预示着，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爆发更激烈的路线斗争。
四、《红楼梦》研究批判与胡适批判

1952 年，俞平伯将他出版于 1923 年的著作《红楼梦辨》加以增删，修改，改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对于俞平伯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青年批评家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章中提出批评。认为，
“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的更为明显。”
但是，一些人以俞平伯是《红楼梦》研究权威为由拒绝发表其批评意见，最后文章登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1954 年第 9 期）。在毛泽东了解到后，要求登在最权威的《文艺报》上。然而，主编冯雪峰在转载此文时，写了态度极其暧昧的按语。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很愤怒，1954 年 10 月 16 日，毛泽东在信中说：
“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很快，《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了袁水拍的文章《可贵的第一枪》。 针对胡适的激烈批判开始了。以郭沫若和周扬带头，大批学者投入到了对胡适的批判之中，1955

85毛泽东：《坚定的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480-481 页。

年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多达 200 万字。但这样一次批判仍然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 也就是“思想问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俞平伯由于承认错误，未受处分，他的版本的
《红楼梦》也得以继续发行。
资产阶级的研究往往陷入唯心主义，通过唯心主义的方式卖弄才学，同时宣扬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且往往通过繁冗的咬文嚼字式的方法进行。实际上，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和人文研究都不是脱离社会独立存在的，其中往往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无产阶级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认识世界，是为了解放；而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剥削压迫和旧世界的必然灭亡，就通过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对社会和人文进行研究，这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这样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下继续革命都必须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经济斗争一起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手段。因而，对于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必须予以批判。
这件事情更暴露了，建国后，在文化领域，权威观念的官僚主义作风还存在，甚至有加剧的趋势。一个普通的研究者就不能批评一个“大家”，不论他的观点多么正确，这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路线。社会主义的文化路线，就是要让一切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科学研究和文艺作品自由的发表，而不应该因为反对权威就不予发表。而且为了减轻对知识分子个人的影响，毛泽东还故意将批判的方向引向远在台湾的胡适，这完全是出于保护知识分子的考虑，也体现了“思想斗争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斗争原则。
五、斯大林逝世与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

1953 年 3 月 5 日，就在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导师，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与世长辞了。毛主席给予了斯大林同志极高的评价，
“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他的活动引导苏联人民和各国劳动人民转移了全世界的局面，这即是正义的、人民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世界大规模的范围 内，在地球上人口三分之一——八万万人以上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而且这种胜利的影

响，正日益普及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86

斯大林在俄国革命中，同列宁等人并肩作战，带领格鲁吉亚人民推翻了沙皇政府。在苏联经济基本恢复正常发展，贫富分化加剧的时候，他带领苏联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尽管二战的打乱，使他在有生之年没有时间对社会主义的矛盾和继续革命有充分认识，但是他依然在战前，对官僚化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尝试，并通过整党遏制了苏共走向修正主义的趋势。他领导下的苏联援助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带领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因而，他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地位，是不容否认的。
然而，在他死后，修正主义分子、帝国主义势力和托派分子，联合起来，对他进行污蔑诽谤，抹杀他的功绩，放大他的错误，甚至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苏联的修正主义集团，也疯狂地蚕食人民的政权，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干涉、甚至剥削压迫，最终使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切都是从赫鲁晓夫上台开始的。
1956 年 2 月 14 日，苏共二十大召开，24 日会议结束当晚，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

86 毛泽东：《最伟大的友谊》，《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1953 年 3 月 9 日。

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 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他说，‘在美国主张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们还继续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还说，帝国主义者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破产，他们中间‘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错误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 题”的路线。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

颠复他们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87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中央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 3 月 17 日晚召开中央会议，19 日、24 日召开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4 月 4 日又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于秘密报告进行了讨论。4 月 5 日，中共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系统地表达了中共的意见。“它充分肯定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的方面，也批评了他们次要的错误的方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重视，也发生深远的影响。苏联《真理报》转载了这篇文章。”88文章中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在国际一片反对斯大林的声浪中，对斯大林进行了公正的评价：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此后，中共领导人一直在各种场合，在维护中苏团结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不同意 见。苏共的秘密报告，引起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混乱，帝国主义、铁托修正主义和托派分子都趁机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同时还发生了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叛乱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暂时接受了中国的部分意见。1956 年 10 月 30 日和 11 月 1 日，苏联和中国先后发表宣言和声明，表达了团结和友谊。
1957 年 11 月 2 日，毛主席帅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最终，大会发表了宣言。

87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评苏共），1963
年 9 月 6 日。
88吴冷西：《十年论战》，第一章。

“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一九五七年宣言还纠正了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观点，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性问题上，增加了或者补充了许多重要内容。其中主要有：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性；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等。”89
尽管中共作出了努力，但是随后，苏联仍然在修正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中苏关系逐渐走向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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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评苏共），1963
年 9 月 6 日。

第三节 人民公社大跃进，官僚主义酿惨祸

一、社会主义

1957 年，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是，这不是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就结束了，共产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90
“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91
在这个阶段，首要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92这里所说的民主，当然的是指无产阶级的民主，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也可以说，社会主义的首要本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一切领域的领导。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93这也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行公有化改造，实行计划经济，实现无产阶级对经济生产的领导。而这些任务，我国在 1956 年底基本上完成了。
但是，为了向共产主义进发，还有很多任务是需要继续完成的。在经济上，还存在着两个所有制，也就是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这是根据当时的生产力实际情况采取的所有制。在社会化大生产没有遍及各个领域的情况下，全民所有制往往需要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

90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9 页。
9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34 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2 页。
9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2 页。

作为补充，“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94尽管集体经济和商品生产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但它们承认个人或集体对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占有， 商品的交换本身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原则，还有私有制的因素，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留。而且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也是资本的产生的条件和推动力，“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所有权的。”95商品生产还会使人们的私有观念和追求利润的观念加重，事实上，商品生产的出现，就是原始社会农村公社公有制解体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化大生产遍及每个领域和地方，那么全民所有制将会取代所有其他所有制，商品和货币将不再存在。
因而，尽管我们承认集体所有制和商品生产必然会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本身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它是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一个阶段里必然要存在的诸多事物上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事物接受下来， 因为社会主义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使这些事物消亡，因而一方面要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消灭这些事物的基础，另一方面要认清这些事物的资本主义本质和它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并加以批判、加以限制，时刻注意它的发展动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脑体差别还存在，同时人的工作技能也有差别，人们的思想中也还有资本主义的残留，因而按劳分配也还必须存在。按劳分配，即“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 96，是一种平等的分配方式。但是，
“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

盾。” 97因为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等价交换观念的真正实现，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出发的。“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
98这种分配制度，“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

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

94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红旗》杂志，1975 年第四期。
9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75，北京：人民出版社，641。
96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34 页。
97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34 页。
98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35 页。

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99而且，它也是重新产生阶级分化，从而产生倒退到阶级社会的因素。

因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100
在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不仅工资差距悬殊，干部和知识分子还享有很大的特权，而且工厂一长制，官僚对群众包办代替，群众无法参与工厂的决策和管理。尽管这些比起资本主义根本不算什么，但这不符合我们共产主义的方向。因而，尽管这些现象都将长期存在，但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逐步改变这些。工人和农民应该参加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应该参加劳动，还应该让工人和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和技术，这样才能逐渐缩小脑体差别。工资等级也应该减小，应该实行巴黎公社的干部工资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原则。而且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特权本身是一个错误现象，应该予以纠正。
工农、城乡之间差别也很大，农村还需要大规模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生产，从而使得所有的集体所有制都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同时还应该不断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抵抗农民个体生产的自发倾向。“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101
在政治上，群众参加政治决策、监督和公职人员选举撤换还不可能，这样就存在官僚利用政权进行复辟的可能。而 1957 年民主参与的“双百运动”，也因为右派的干扰和官僚的打击告一段落，因而政治关系上的革命也要继续。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时期需要根据实际条件逐渐解决进行改革的地方，应该逐步扩大民兵组织，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监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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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35 页。
100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35-436 页。
10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366 页。

管理中，更好地发展群众组织，以利于群众参与政治。文化上，也应该有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要真正拥有文化领导权。
所以，社会主义不会自然过渡到共产主义，因为，在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上还有很多需要革命的地方，这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正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还存在着矛盾，阶级斗争也将继续存在。
首先，面对这些问题，党内的分歧越来越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本来应该带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但是从党诞生起，就不断有党员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他们不愿意接受人民监督，不愿意给人民民主权利；他们不愿意和群众过同样的生活，不愿意消除三大差别； 他们不愿意群众参与到在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管理中；他们不放手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而是包办代替、命令主义。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对生产关系、政治关系以及文化上的进一步革命，最终他们想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实际上是已经消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招魂师和代理人。
同时，国际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以及被消灭了但还希望反扑的资产阶级都将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因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出现端倪，随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进行，走资派越来越反对无产阶级的脚步。
实际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在和官僚主义者，国际的资产阶级，以及社会上已经被消灭但还希望反扑的资产阶级斗争的同时，逐步使人民群众参与到经济和政治的管理中来，建立起全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全民所有制，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文化， 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除三大差别。这个过程就是 1958 年以来一直到 1976 年全部的中国历史，但是最终，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没有能战胜资产阶级，没有完成这一使命。
二、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1.大跃进的发动
一五计划尽管取得了非常大的建设成就，但是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不足，1956 年，在着手编订二五计划的时候，毛泽东对于一五计划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 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 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 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

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102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城乡、工农差别，以及重轻农比例问题。有人认为，工业积累依靠农业的剩余产品是对农民的剥削，这是站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可以提升农业的技术、生产农用机械，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而且最终城乡都会成为全民所有制，农民也成为了工人，因而，工业积累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国家的工业积累，归根到底是工人和农民的积累，因而这并不是剥削。但是如果只是积累，不注意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对群众的脱离，也不利于生产的积极性。因而着手解决农民生活水平，包括改善农村包括医疗、教育、水利在内的基础设施，减小城乡差距，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在农业合作化后，随着生产力提升，以及农村卫生条件改善人口增长加快，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如何利用，这是第二个问题。工业化需要积累工业基金， 但积累工业基金主要来自于见效快的轻工业和农业，而且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也需要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也需要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如何在保证重工业为主的基础上， 增加农业和轻工业建设，这是第三个问题。如何能激发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大搞科技创新，在快速建设的同时，让人民能逐渐参与到生产的管理中，这是第四个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指向了一个解决途径，那就是农村工业化，同时在城市农村搞生产竞赛和技术革命，使工人农民参与文化和技术的学习与革新。在农村，利用剩余的劳动力， 建立劳动密集型而不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轻工业，同时加大农业投资，在农闲时，或者是不需要从事农业的人，可以从事生产工具、消费品、农产品加工、化肥等轻工业生产，一方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快速提升积累，为重工业建设积累资金，还有就是逐渐消除城乡、工农差距，可谓一举多得。
同时，毛泽东还鼓励工农学习科学技术，开办工人和农民学校，以使得工人、农民掌握生产技术，从而逐渐消除脑体差别。“现在是新的革命，向自然斗争，要学习这些知识， 需要五年时间。下半年就要提出学习技术，向全党提出，又红又专，在全党造成空气。”103

102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67-288 页。
103《毛泽东年谱》（1956-1959），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85 页。

由此提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和革新技术，正如大跃进的口号，“群众必须自己掌握文化与科学”，“反对白专路线”。这样既能使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又有利于技术创新，因为很多技术只有在劳动生产中才有创新的动力和方向。群众运动式的技术创新是毛泽东的一个独创。同时，要保证这一经济计划能够顺利实行，就要在中央领导的基础上，扩大地方权力。
但是这一政策，遭到了党内官僚的反对。1956 年 1 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了“反冒进”。同年 11 月 10 日在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估价时周恩来说：“1953 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陈云也在同月说“1953 年是小冒，今年又是小冒，比 1953 年的还大一点”。随着毛泽东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八届二中全会反冒进达到了高潮。其原因是各地官僚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建设力度能加大，不论是工业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希望能多留在自己这边，而不希望平衡各地建设和下放权力，尤其是将很多投资和权利下放到农村。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讲了七点意见，不赞成反冒进的继续开展，提出在“保证重点， 适当收缩”的方针下，必须要平衡各地以及农村和城市。最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而这个口号之下就是农村工业化以及生产和技术群众运动的政策。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时对反冒进进行了批评， 他谈的观点得到了反冒进人的接受，大跃进开始发动起来。
然而官僚依然不希望缩减城市工业建设，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大跃进的方针本来是“两条腿走路”，也就是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在农村发展以土技术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但是 1957 年底到 1958 年初，大跃进发动起来后，由于计划权利的部分下放，和官僚为了政绩的高指标，第一条腿疯狂膨胀，这样就造成了煤的紧缺。要优先保证煤的供应，外运的运输线已经被运煤列车挤满，而中国铁矿分布得非常分散，当时中国钢铁生产却过分地集中，因而钢铁的生产和运输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疯狂变大的第一条腿。
最终，1958 年 8 月，毛泽东不得不在听取了薄一波、王鹤寿等人证明农村“土高炉” 是可行的汇报后，做出用“第一条腿压第二条腿”的决策，也就是发动农村用土高炉大炼钢铁，这意味着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被按劳动密集型的方式处理。很快，一级压一级的行政命令使得强行摊派的炼钢指标，取代了原本农村应地制宜自力更生发展小工厂的行动。不

仅农村劳动力被过量占用，而且资源遭到极大的浪费。平衡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平衡各地，以及平衡城乡的战略，被官僚的高指标、瞎指挥彻底打乱。它还加剧了官僚的包办替代，而不是使农民参与到建设的规划和管理中。大跃进最终出现的严重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第一条腿严重压垮了第二条腿。
但是，大跃进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为重要的，就是鞍山钢铁厂工人有一个伟大的创造——“鞍钢宪法”。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把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结合起来，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政治挂帅；坚持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技术革命。”首先，“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消除脑体差别的重要途径，只有工人有机会参与管理，学习技术，才能真正防止官僚不以权谋私，才能学习管理经验，才能真正达到消除脑体差别的任务。而政治挂帅则是否定了依靠物质刺激等方式激发积极性，而是依靠工人的思想觉悟的提升，这样工人就真正从劳动者转变为国家的主人。而群众运动是保证这一切的方式， 尤其是它与技术革命是紧密结合的，通过群众、干部、技术人员的结合，创造出更符合生产实际、更紧密结合工人需要的技术，而不是资本主义下只重产量不顾工人死活的技术。鞍钢宪法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对生产关系的一次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逐步被消除，向着共产主义进发。
在这样的改革下，鞍山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机械化程度人为提高，鞍钢己由百分之七十一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一；地方工业也由百分之三十八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三。许多厂矿职工，为了摆脱笨重体力劳动，往往都是日夜苦战，不实现半机械化、机械化不下火线。鞍钢运输部的职工，就是大干了一个月，基本上实现了装卸半机械化、机械化的，既放下了扁担、抬筐，又节省出一千多名工人。
……到二月底，已经实现重大的新技术十八项，攻克技术尖端十一项，试制成功新产品四十一种，……例如，在烧结矿中加生石灰，提高混合料固定炭温度和抽风温度，产量可提高百分之十八点六；喷焦少用冷水、多用热水，焦炭转鼓指数可提高五至六公斤，高炉试行铁水预热、降低含矽量，可使每一炉钢的熔炼时间缩短一至一个半小时；平炉的高温、快炼、分层混合烧透加料法，在第一炼钢厂首创成功全面推行后，全厂熔炼时间平均缩短了十九分钟。以上是原料、燃料、冶炼系统从技术操作方面实现了的重大革新和革命。在轧钢系统，虽然设备是最先进的，但是只要打破设计规定，敢于革新，就大有可为。例

如，鞍钢第二初轧厂继创造“七双”轧制线成功，从送料到成品的整个操作过程中，实行双夹、双运、双轧、双推、双剪、双吊、双翻，可提高设备能力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之后，又在原来只能生产半成品的连轧机上进行革命，试轧成功型钢成品。这样由钢锭一次轧成钢材， 不再加热，既可大大节省原材料，提高钢材收得率；又解放了型钢厂的生产能力，是一项具有巨大技术经济意义的创举。无缝钢管厂有五个操作台采用电气联动控制，已实现了无人操作；在一四 O 毫米轧管机组上试轧二 0O 毫米管子成功，用小型机组轧大管，解决了我国目前不能生产的无缝大管问题。此外，鞍钢半连续轧板厂使用同位素测量钢板的匀度和温度；矿山设计院用低温煤焦油代替大豆油试验成功铁矿石浮选捕收剂；南部机修厂用高砂球墨铸铁、铸钢代替铜料；以及地方国营鞍山轧钢机械厂初步试验成功的无线电遥控天车，等等，都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有普遍推广价值的尖端技术。
……今年一、二两月，全区工业总产值均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其中一月份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六点二；二月份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点三。与去年同期比较： 一月份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点七，二月份增长百分之五十一点九。鞍钢总产值一、二两月份分别超过国家计划百分之五点二和百分之二点四，地方工业总产值一、二两月份分别超过国家计划百分之八点八和百分之三十三点六。”104
很多地方还开办工人“半工半读”学校和工人学习小组，旨在提升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管理能力、技术技能。例如，“中共上海市委初级党校和区委的一些理论教师，已经开始深入工厂，帮助工人建立哲学小组，和他们一道在小组会上研究理论问题，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们也在和工厂联系，即将参加在工人群众中普及哲学的工作。”
可见，大跃进中，并不是中国普遍出现了问题，而是官僚主义越严重的地方，问题越严重。而路线正确的地方，按照大跃进的正确方向进行改革，则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中，一个基本的经济政策就是农业建设，主要手段就是组织人力、物力大搞开荒、农田改造、农田水利建设及农业新技术、机械化的采用。这就不是原有的合作社能够容纳的了。例如水利建设涉及很大的面积、人力和物力，这就需要原有的合作社合并为更大的

104《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1960 年 3 月 11 日。

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除了是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机构外，基层政权机构（乡镇级），也就是所谓的“政社合一”。在人民公社中，原有的合作社（行政村）形成大队，自然村形成生产队。“兴造水利工程运动”开始于 1957 年秋天，到 1958 年初的几个月其规模便急剧扩大，达到千万计的规模，并直接引发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正式批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议。决议批准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并承认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决议认为，“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的规模较为合适。决议指出，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防止强迫命令和急于求成，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此外，决议强调人民公社的性质依然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
然而官员为了政绩再次不顾中央的决议，强行命令组建人民公社。到 9 月底，至少有90％的农户已正式加入了新建立的人民公社。年底以前，实际上所有的农村人口都被组织进由 75 万个合作社匆匆合并而成的 2.4 万个人民公社之中。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官方规定的
要大得多，在“一大二公”的号召下，平均每个公社由 5000 农户（约 3 万人）组成。不过
各社社员数量很不均衡，少的有 5000 人，多的超过 10 万人。许多人民公社无视 8 月决议的禁令，乌托邦幻想的膨胀导致了完全废除个人财产，实行社会绝对平均的要求，即所谓 “共产风”，把不同合作社强行拉平，还收回国家贷款，这就是“一平二调三收款”。由于绝 大多数强劳力和妇女都参加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劳动，1958 年初尚占耕地总面积 7％ 的自留地实际上已被取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得最激进的地区，社员家中从锅瓢碗罐到 钟表、家具都成了集体财产，上交给公社，或者投入到土高炉中炼铁。尽管共产主义要实 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这必须要结合生产力和人们的思想状况，超出了一定限度，主观 主义地强行进入共产主义，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当然，人民公社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个就是水利灌溉，

“从 1950 年到 1955 年共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四千万亩；从 1955 年冬到 1956 年春，在
一个高潮中，扩大灌溉面积即达一亿二千万亩，接近过去五年的总和；从 1956 年冬到 1957
年春，在反冒进之后，只完成了三千六百多万亩；从 1957 年冬到现在，在大跃进的形势中，

扩大了灌溉面积四亿亩，不但超过了解放后八年扩大面积的总和，而且超过了解放前几千年累积的灌溉面积。……去冬到现在全国所做的工程，完成土石方三百三十亿公方，共可扩大灌溉面积四亿亩，改善灌溉面积一亿六千万亩，治涝二亿二千多万亩，完成水土保持初步控制二十万平方公里。在已完成的四亿亩灌溉面积的工程中，大约有 50％到 60％已经发挥了效益。有相当数量的蓄水工程，在汛期蓄水后，就可以发生作用。”105
医疗方面也有非常大的改进。由于新中国的医疗技术人员以及医疗资源都十分匮乏，而且不可能很快发展起来，在新中国提出的医疗卫生事业四项指导方针106下，赤脚医生开始出现，所谓赤脚医生，就是“半医半农”的农村医务人员。在 1958 年，农业集体化运动进入高潮，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高涨，大量的上海医师组织起来奔赴农村，办短期培训班，将大量农民培养成卫生工作者。这些工作者通过自己务农和公社经费为生，这样就使得公社可以通过自己的经费办起免费的“合作医疗”。
教育方面，伴随着人民公社化，地方大搞群众教育，“红专”大学、夜校、业余教育制度、以及各种各样的“半工半读”计划纷纷出现。地方办教育主要目的是为农民提供开办农村地方工业所必需的基本技术知识和基础文化知识，并推动在农业生产中进一步采用现代技术。公社还大办幼儿园、小学，使得小学入学率大大提高。从建国到 1976 年，中国识字率从 10%增长到 90%，基础教育基本普及，这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不可分开的。
人民公社比合作社有很大的优越性，由于范围扩大，因而像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机械化生产、办教育、办医疗，这些不可能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完成的任务，被人民公社完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极左做法是导致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过快地、命令主义地建立公社， 而不是发动群众；建立过大的公社，过分的拉平个合作社，这样“一大二公”、“一平二调” 的极左做法，以及更为过分的刘少奇、陈伯达等鼓吹的“乌托邦式”的集体食堂、集体宿舍、取消商品等措施，完全不符合生产力和农民思想觉悟，更是极大地破坏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正常进行；而官僚在刘邓的鼓吹下搞浮夸风使得问题进一步严重。因而，不应该彻底否定人民公社，而是应该革除这些不合理的因素，尤其是解决官僚化问题。

​

105李葆华：《水力运动新形势》，1958 年。
1061952 年提出，1. 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2. 预防为主；3. 中西医相结合；4.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从纠左到反右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官僚化的问题，很多令人发指的现象出现了。许多官僚为了追求政绩，不顾人民死活。自主权下放到地方，但是官僚将自主权截留，没有发动群众，而是为了政绩，定下完全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刘邓等人还在鼓励官僚的高指标。107 而这之中最为恶劣的就是“大炼钢铁”，造成了劳动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官僚还强行命令建立“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对不同合作社“一平二调”，严重打击了生产积极性。而刘少奇、陈伯达等人激烈的乌托邦鼓励更是助长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蔓延。而对于无法完成的指标，只能虚报产量。而且由于农业劳动力都被抽调从事工业、修水利和各种建设项目， 尤其是“第一条腿”压过来的大炼钢铁，原本过剩的农业劳动力突然短缺，造成了粮食丰产不丰收的局面。国民经济的计划和协调被普遍破坏，从而导致了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与分配物严重低效，普通运输过分紧张，工业所需的材料奇缺。地方实行的“命令主义”即包办替代主义使得公社的集体劳动整齐划一，为了完成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而尽可能地延长了劳动时间，农民被弄得筋疲力尽。这完全背离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初衷。
于是，毛泽东开始发出各种各样的指示以阻止党政官僚为了政绩在运动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1958 年 11 月毛泽东激烈批判了陈伯达的废除商品生产的理论， 商品生产的确是共产主义要废除的，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废除商品生产的条件， 集体化经济和个人经济成分还将长期存在，全民与集体、集体与集体、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全民之间的商品生产不可能废除：
“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一股风，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
1958 年 11 月底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进行了批评。
“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

107参见 1958 年 9-10 月人民日报。

事业的区别。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
这次会议决定，重新以生产大队为劳动组织和生产的基本单位核算单位，工业企业归公社所有，而农业生产和副业的结算单位为生产队，反对了当时的“共产风”，是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和人民思想条件的。会议决议还论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区别， 坚决申明公社依然是社会主义性质。与此同时，决议警告人们不要急于求成，过早地采用共产主义的措施，幻想超越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相应地，决议要求恢复诸如住房、家具、生活用品和小农具等财产的个人所有权，恢复自留地以作为粮食的补充生产，将小家畜和家禽归还给农民家庭。
毛泽东发现主要是省市干部强制命令推动了农村的种种问题，中央的指令到不了基层， 基层的情况到不了中央，问题的根源是省、地一级的领导机关，因此毛泽东说：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 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到 1959 年，毛泽东的批评就更激烈了。1959 年 2 月，郑州会议开始着手解决“共产风” 问题，毛泽东提出：
“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 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公社在 1958 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 ‘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 各种‘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郑州会议确定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原则。这一时期的工作目标是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

题，以及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对“共产风”进行全面清算和退赔。
但毛泽东这些纠正错误的举动，遭到了来自地方的或明或暗的抵制。1959 年 3 月 15 日， 毛泽东发出了第一封《党内通信》。在中共历史上，采取这种以个人名义解决政治问题的做法是没有先例的，如果不是毛泽东认为官僚已经阻碍了基层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央的正确决策在向下传达过程中被地方党政机构普遍抵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被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利益需要“打折扣”的问题，他是不会采取这样的直接与地方基层通信的方法的。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8 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正式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奇继任国家主席。国家官僚作为决策执行机关出于自身利益抵制毛泽东扭转大跃进形势的努力，因此毛泽东决定运用党的关系解决问题。1959 年 4 月29 日，毛泽东发出了致六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的《党内通信》。它直接发给了最基层的党组织，因此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公开了对浮夸风进行严厉批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
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

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 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 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108
这里的“包产”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主要负责生产，对于生产队无法容纳的企业和水利等归公社所有。这是符合当时生产力和人民思想条件的所有制，“一大二公”实际上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实际。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逐渐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建成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有效途径，只是官僚化带来了种种问题。为了彻底解决官僚的包办替代和为了政绩瞎指挥带来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决定在庐山召开中

108 毛泽东：《党内通信》，《毛泽东文集》（第 8 卷）。

央工作会议将大跃进扳回正确的轨道。1959 年 6 月 29 日和 7 月 2 日，毛泽东两次开会，
确定了提交会议讨论的 18 个问题，并定下了“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基调。改革的方向也就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政策下，革除掉那些错误的做法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当然，这时毛泽东依然没有认为，对官僚要毫不留情的斗争，而是主张，在纠“左” 过程中，各级都要承担责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不追究个人责任，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全党没有经验，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找到纠“左”的办法，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纳入正确的轨道。
但是，本来庐山会议会期预计 7 月 15 日结束，彭德怀觉得自己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欲言
未尽，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于 7 月 14 日晨将信呈送毛泽东。7 月 16 日毛泽东将信印发大会讨论。彭德怀的信没有吴冷西等人起草的《议定纪录》尖锐，毛泽东没理由因此发火，对于彭德怀的一些过分地否定大跃进、攻击党政官僚的言论，毛泽东开始只是不满意，也没有将彭德怀的信看得那么严重。109而且此前陈云也写了一封不比彭德怀温和的信， 毛泽东就欣然接受了批评。毛泽东视察湖南时，主管湖南农业的华国锋直陈大跃进的种种弊端，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实际上，毛泽东意识到，当时不仅党内外，而且就是在庐山会议这样党内高层的会议上， 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有着相当严重的分歧。彭德怀提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不是彭德怀一个人，而是相当一批人有这种看法和认识，因此将信转发为会议讨论，便于消除分歧，以利于今后的工作。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拟标题为《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在批示印发会议讨论时，他既没有对信作任何评论，更没有对信进行定性。
在讨论中，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一机部部长赵尔陆、财贸主任李先念、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总参谋长黄克诚支持彭德怀；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副总理贺龙则认为彭德怀观点不妥，尤其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7 月 21 日，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肯定了彭德怀的信，为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做了辩护，系统阐述了自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并从理论上作了分析说明。7 月 22 日晚，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议，准备第二天召开大会。

109 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

毛泽东 7 月 23 日讲话，主要批评了两种倾向：一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错误，但听不进不同意见，一触即跳的人，劝他们要听得进批评；另一种是动摇的人，毛泽东认为他们是从根本上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毛泽东指责这是右倾的表现。但是， 毛泽东在讲话中，批的是彭的观点，但并未点彭德怀的名，而是点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名，如柯庆施、王鹤寿、谭震林；对彭德怀的信及一些人的言论，并未全盘否定，而是肯定其基本正确，但指出部分不妥；明确指出他们不是右派， “离右派 30 公里”。110
实际上彭德怀事件与高岗事件性质相同，都是文官官僚与军队官僚之间的斗争，在党政文官犯了严重错误时，彭德怀希望借此打倒党政文官，毛泽东自然不希望彻底打倒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政文官，因为他们有执政能力，而且这时还并非不可改造。既然毛泽东支持了党政文官，党政文官也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原定 7 月 31 日会议结束，
“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 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111
8 月 1 日在八届八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 66 岁，你 61 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在全会上，彭德怀等人出口随意， 态度不冷静，比如彭德怀之前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骂娘”的话，要“请苏联红军来”的话，被陈毅、贺龙等人揭发后，更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紧张。而之前在 7 月 23 日夜，周小舟、周惠、李锐到黄克诚处谈话的小组织活动被罗瑞卿揭发。彭德怀的言论又引起人们对其与苏联关系的猜测，赫鲁晓夫批评指责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彭德怀刚从苏联访问归来，他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某些观点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观点相似，他也说过“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之类的话，因而被人怀疑为“从国外取经回来”，“里通外国”。

110 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111 李银桥回忆。

这些都使会议形势急转直下。很快，有人开始联系彭德怀与高岗的密切关系，批评他在“高饶事件”中的表现，认为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余孽”，甚至提出“彭、高联盟”的说法。在批判中，刘少奇、贺龙、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罗瑞卿等人的言辞尤其激烈。最终 8 月 16 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为反党集团。罪名是否定“三面红旗”，“里通外国”， “军事俱乐部”，还有与高饶集团有染。
而大跃进结束后，国家为在 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
但是刘少奇说：“所有同志都可以平反，唯独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后来刘少奇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专门提到了彭德怀问题。
“彭德怀同志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
很明显，真正要打倒彭德怀的，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政官僚。最终，
“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 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

遇不变。”112
可见，毛泽东并不希望彻底达到彭德怀，尽管他在会议中言语激烈，多有触线的话，而且还有小集团活动，但是毕竟他是可以平衡刘少奇等党政官僚势力的力量。然而批判彭德怀却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那就是党政官僚借此批判那些指出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的人， 许多反对左倾、抵制“四风”的基层工农干部被批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样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机会没有了，最终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三年困难”与“三面红旗”的得失

大跃进中，最大问题在于，强行命令农民进行工业生产尤其是钢铁生产。大跃进最初的设想也是利用过剩的农村人口和农闲时期，然而大炼钢铁等高指标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被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并被疯狂的指标压得精疲力尽，农业劳动力迅速由过剩变为匮乏。1958 年由于大炼钢铁，在丰收时，收割的劳动力匮乏，造成“丰产不丰收”。而接下来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台风在中国南部省份和辽宁省造成了巨大的水灾，而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则饱受旱灾之苦，害虫威胁着农村大片地区。全国 60％的农田都受到涝灾或旱灾， 农业生产直线下降。
一方面是自然灾害和瞎指挥导致的粮食减产，另一方面是工业大规模发展造成大量人口进城，以及中苏关系恶化逼迫中国还债，导致对农产品需求暴增。更致命的是，在上级要求放卫星的强大压力下，农村干部极大地夸大了农业产量，从而使国家领导人们得到的已经被挤压出水分的产量数字仍然远远超过了实际的产量。在农村拥有大量余粮这种错误的假定下，国家放弃了一直采用的稳健政策，大幅度地增加了粮食征购定额。1959 年，尽管农业产量已经下降，国家征 购
的粮食却大幅增加了。直到
1960 年，中央才真正认识到形 势
的严重，削减了粮食征购数 量 ，
然而这时饥荒已经威胁着大 片
农村地区了。

​

112 李银桥回忆。

例如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大刮浮夸风，积极“反右倾”给河南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制造了臭名昭著的 “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一九五八年， 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 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 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 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脱瞎话，浮夸风、
「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一九五八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 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的人，只是信阳更多一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围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部队工作，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他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个人主义，再加上用人不当，把品质恶劣的人用作高参，终于造成大错。本来吴兰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过反潘复生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兰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 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 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113

​

113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刘少奇对于运动中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刘少奇 1958 年 11 月 7 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回忆，大致在 1958 年 4 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少奇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事实上， 刘少奇对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左”倾做法，不仅未加反对，反而颇为欣赏，并且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实施。
……1958 年 7 月 2 日，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他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 。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
……而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 1 万斤时，刘少奇的回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 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对于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的观点，刘少奇也在很多场合予以反驳，如 1958 年 9 月
23 日，他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就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同年的 9 月 23 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再次谈到这一点：‘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 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 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

而在毛泽东努力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时，“……刘少奇在很多场合一方面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另一方面开始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后者使得对大跃进的纠正愈加困难。”114
刘少奇先是反对集体化，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又搞极左，这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但是联系到整个官僚集团的行为，其实并不难理解。当时官僚们一方面为了政绩，另一方面不愿意人民做主，因而采取命令主义的做法，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问题，这些都是官僚主义者贯有的行为。而刘少奇即将上任国家主席，他作为官僚的头目也希望出政绩。因而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他不仅不反对，还推波助澜。毛主席纠正时，他为了官僚集团利益，不愿意承认错误。
1960 年夏季，赫鲁晓夫突然撤走了在中国约 200 个企业工作的 1400 名科学家和专家， 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危机。突然撤走专家意味着大批在建的工厂停建，而许多在建的工厂也无法继续施工，因为工厂是按苏联的设计图纸建造。由于苏联同时中止了交付计划和设备的合同，新的计划项目也被放弃。这给中国的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尽管中国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储备粮的分配制度，再加上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购买的大批小麦，但是中国依然出现了十分严重的粮食短缺。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有有多少，但是大量人口都陷入饥饿的状况。毫无疑问，它在中国艰苦卓绝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征途中书写了惨痛的一页。
我们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生产关系从而消除三大差距的重要创举，各领域都有非常多的伟大突破。但是在官僚为了自身利益和不顾实际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之下，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大跃进期间，国民生产总值，1958-1960 年的三年中增长了 31.67%，年增长 9.6%；1958-1962 年的五年中增长指数为 90.28%，按水平法测算，年递减 2%，如按累计法测算，年递减 0.62%；1958-1960 年也实现了工业大跃进，这三年工业增加值年递增 28.1%，工业总产值年增 32.8%；按水平法测算，“二五”时期 GDP 年递减 2%，农业增加值和农业总产值分别递减 5.65%和 4.3%。主要农产品产量中，除羊存栏数年增长 6.4%外，其他都有大幅度下降。115而且毛泽东原本想调节的重轻农以及城乡、各地的比例也没有调整，由于疯狂的指标是经济发展更为畸形了。

114 黄岭峻：《刘少奇与大跃进》。
115 参见孙学文：《毛泽东的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以及国家统计局资料。

尽管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技术人员以及要求还债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但是没有官僚的问题的话，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问题。可见官僚化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使得中国无法完成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步。
很多人不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历史过程，彻底否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两个运动的具体内容和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把毛泽东批判的官僚的种种行为，一并算作毛泽东和人民的愚蠢，这是完全不顾事实的胡言乱语！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的问题，只能靠坚决彻底的阶级斗争——同党内的官僚主义者斗争——来解决，而不是走复辟的修正主义道路。复辟只会使农业的生产力遭到破坏，农村凋敝，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从经济调整到“三自一包” 1.《六十条》与“人祸论”
1960 年 8 月国家计委讨论编制 1961 年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8 月底，李富春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增加了“充实”二字，变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其适用范围则由计划部门的工作方针变成党和政府调整整个国民经济的方针，1960 年 9 月30 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的报告时肯定了八字方针。当然大跃进的设想在后来，尤其是文革时期，逐渐的实行了，但是作为“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一段历史时期的大跃进就此结束了。
1961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12 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最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整改中，人民公社规模大大缩小，全国 2.4 万个人民公社分解成大约 7.4 万个，每个公社约有
1600 个农户，而且以生产队（即当年的农业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真正符合当时情况的制度。
这时，毛泽东已经对“大跃进”的问题也作了深入思考，他在党内公开提出了“人祸” 论：
“没有料到，1960 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

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
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 116
后来，毛泽东还对庐山会议进行了反思：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 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117
有人认为“人祸论”是刘少奇提出的，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除掉“说这话”的刘少奇，这只能说是对历史的无知。实际上，正是毛泽东一直在反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并提出“人祸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讲话只是复述了毛泽东的话而已。而所谓的“人祸”，主要是由官僚主义造成的。
2.“七千人大会”与“三自一包”

1962 年 1 月 11 日开幕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
委、县委和重要厂矿主要负责人以及军队的部分领导干部参加。因有 7000 多人参加，史称
“七千人大会”。在会议上，刘少奇来了一个 180 度大转弯，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在纠正共产风错误的同时，农村包产到户重新死灰复燃。原来主要是各省自己在搞， 到了 1962 年春夏期间，邓子恢、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陶铸等均对此表示赞成。邓小平提出了“猫论”，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集体还是个人)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116 参见《毛泽东年谱》（1959-1961）。
117 参见《毛泽东年谱》（1959-1961）。

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把个体企业作为基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但为了解决紧急情况可以暂时使用。现在看来， 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当前最主要的是粮食问题。搞个人生产能增加粮食产量，这是件好事情。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据刘少奇在 1962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田家英湖南调查回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时也说道， “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
这就有了当时提倡的“三自一包”，即扩大自留地，扩大自由市场供个人买卖，实行企业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农业上有“四退还”，即退还土地、大牲畜、小牲畜和园林给个人； 工业上有五调整，即对集体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改，意思是要把它们中许多变为私人所有。
为什么官僚会有这样的转变？实际上党内的官僚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思维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他们并不支持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在党内革命派的推动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官僚集团又不愿意发动群众，让群众参加管理，而是希望采取命令主义的做法，包办代替， 为了政绩大搞极左。但是问题确实出现了，于是他们就又退到了原有的路线上，希望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官僚的路线不论左倾还是右倾，都是资产阶级的路线。他们始终不愿意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使是不得不按照公有制，他们也要继续保留旧生产关系的残余，也就是一长制，效率优先，物质刺激，他们不愿意消除三大差别，尤其是不愿意无产阶级当家作主，参与到国家和经济的管理中，因而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对生产关系的革命的。
然而，“三自一包”实际上是开倒车，既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又会造成贫富分化，这样一来，近 10 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努力就白费了。资本主义的风气又兴盛起来，人们开始对集体生产懈怠，专谋私利，这从长远来讲，实际上完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小手工业和个体农副业实际上是阻碍生产社会化的，这就使得生产力只能停留在旧社会的水平。而且，富得越来越富，穷的越来愈穷，又会出现“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有弥望之田” 的状况，这是让人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而农业的社会主义基础一破坏，整个工业的社会主义基础也就倒塌了，资本主义将会复辟。因而，实际上党内的路线分歧已经十分严

重，已经不能不进行党内的斗争了。3.重提“阶级斗争”
于是毛泽东开始反击“三自一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很鲜明地提出存在如下的阶级斗争情况：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 打击贫农、下中农。（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3） 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5）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同时，在党内资产阶级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政治关系改造的情况下，在他们公然实行复辟政策的情况下，1962 年 8 月 6 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

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那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 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说，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竞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文件？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 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 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闹单干的。” 118
8 月 9 日的会上，毛泽东继续提到：

“1960 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 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119
这些讲话，在党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重提“阶级斗争”，是在党内路线分歧已经不可调和的时候，党的路线的一次重大调整。随后，邓子恢等人开始做检讨。关于形势问题，刘少奇也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
1962 年 9 月 24 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八届十中全会。中央
委员 82 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

118 参见《毛泽东年谱》（1961-1966），第 127-129 页。
119 参见《毛泽东年谱》（1961-1966），第 130 页。

月讲、天天讲”。再一次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全会的公报中基本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 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 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 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 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 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 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 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 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 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120

当然，这里只讲了复辟的国际基础和部分社会基础，由于党内分歧还没有公开化，无产阶级阶级代表也没有社会主义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矛盾认识还不成熟，因而并没有指出其实复辟动力主要来源于，先锋队中的部分人站到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了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实际上他们才是阶级斗争最大的对象。
但是，至少从此，“反修防修”和“阶级斗争”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从此以后，无产阶级及其阶级代表与党内走资派及其代表的各领域的资产阶级或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开始进行明确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双方，一方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

​

120 在“文化大革命”的 1967 年，一些人将毛泽东的话作了整理，归纳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 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线路。

继续革命，逐步改变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使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而另一方则是要固守现有的秩序，甚至妄图复辟倒退。接下来的“四清运动”，就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一次尝试。
很多人说毛泽东爱斗争，“有斗争要上，没有斗争创造斗争也要上”。实际上，斗争是针对客观的阶级状况进行的。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存在着两个发展方向，存在着“谁战胜谁” 的问题，因而，社会主义阶段，不可避免的要进行阶级斗争。否认阶级斗争的现实性，实际上是希望无产阶级消极化，放弃斗争，从而资产阶级可以毫无阻力的进行复辟，对人民剥削压迫。
四、西藏改革和对印自卫反击战

西藏和平解放时，仍然实行封建领主制度。领主对通过徭役地租、实物和货币地租等形式剥削农奴。占总人口 2%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三大领主完全占有西藏地方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操纵着西藏的经济命脉。西藏所有部落都归三大领主管辖，部落头人由领主委任，有些甚至直接由领主派管家管理，领主按牧场派差税。领主的代理人121 同三大领主一起组成藏族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西藏的农奴阶级虽占西藏总人口的近 95%， 但不占有土地和牧场，对农奴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农奴全年的劳动成果约有 70%～80％为农奴主所掠夺，所剩不到 30％连维持肉体生存都很困难。
此外，高利贷盘剥是剥削、压榨农奴的重要手段，三大领主都是大大小小的债主，负债户约占户数总数的 90％。债主中又以寺院领主为主，一般利息率为 30-50％，有的高达100％甚至 150％。高利贷是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正像一首歌谣所说的，农奴们“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是自己的脚印”。十世班禅在 1988 年 4 月接受《民族团结》采访时说：“1959 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处在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社会。其黑暗、残酷的程度，恐怕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122
从民国时期开始，西藏虽产生了某些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贸易也有所发展，但封建农奴主经济依然占绝对的优势。农奴主对广大农奴的剥削变本加厉，封建农奴制日益走向

121包括三大领主的“强佐”（大管家）、“涅巴”（小管家）、“溪本”、“溪堆”（管理庄园的官员）、“大差巴”和世袭“根
堆”（村长）等，占总人口的 3%，代表农奴主直接统治和剥削农奴，不劳动、剥削量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 50%以上。
122《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文载中国新闻网

没落和反动，成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严重桎梏。长期以来，西藏的农牧业、手工业生产落后，与内地的商业贸易成为西藏地方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西藏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些商品，例如茶叶、粮食、盐、布匹和农具、金属器物等都来自于内地。在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以后，西藏统治阶级出现分裂。一些西藏贵族出于保护自己特权和财产的目的， 在列强枪炮的威力面前转而投靠英国人，最终走上了分裂西藏的“独立”道路。到 40 年代， 演变为以擦绒、夏格巴等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和以达扎为代表的藏独集团。
1951 年 5 月 23 日，西藏的和平解放标志着西藏民主革命的开始，从 1951 年西藏和平
解放至 1959 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的 8 年间，中央集中反帝，暂不反封。对于统治阶级，“只要他们割断同帝国主义和其他外国干涉者的联系，不再进行破坏活动，就不咎既往。”123因此，《十七条协议》除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外，在肯定了西藏在条件成熟时进行改革的同时，又根据当时的情况规定了“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方法解决之。”这是从统一战线和发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双重角度考虑的。毛泽东还着重指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124

进藏的解放军、干部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并认真执行《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不仅不提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 不搞阶级教育，甚至象《白毛女》这样在祖国内地家喻户晓的电影在西藏都是禁止放映的。在从 1951 年至 1959 年的 8 年中，中共西藏工委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僧俗上层中广泛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西藏各阶层人民为执行《十七条协议》而斗争； 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开展影响群众的工作，做那些西藏上层同意、人民群众拥护的事，如筑路、架桥、建机场、办学校、免费治病、发放贷款等。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进藏之前，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建设”，“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西藏和平解放后，设法排除原有统治阶级的干

123阴法唐：《百万农奴争取解放的大革命》，文载《西藏研究》，1999 年第三期。
124阴法唐：《毛泽东同志和西藏的革命与建设》，文载民族魂网站，2006 年 8 月

扰，救济扶助贫困的农牧民稳定发展生产。1952 年 5 月，进藏部队首次发放无息农贷 30 亿
元（旧币）。到 1958 年，共发放贷款折合银元 270 多万块。其中，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决
定对 1950 年以前各宗历年积欠的农业税全部免征。与此同时，还向贫苦农牧民和手工业者
无偿发放生产工具、无息贷种和贷款。到 50 年代初，全西藏尚无一条正规的公路，中央投
资 2.6 亿多元（新币）巨资，动员数万进藏部队进行义务劳动，用四年多时间修筑成康藏、青藏公路。125
尽管中国政府坚持了《十七条》的方针，但是中国政府给修路的西藏人发工资，就是对西藏社会延续了几百年的乌拉徭役制的冲击；让西藏儿童免费上学，破坏了传统的寺庙教育体制；训练农奴出身的西藏干部，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1957 年 12 月公布自治区筹委会规定凡是当了国家机关干部的西藏人，从此不再服乌拉徭役，农奴主阶级占有农奴人身的奴役制度被冲破了一个缺口。126这些都已经动摇了原有统治秩序的方方面面，对农奴主提出了尖锐挑战。从 1956 年开始，四川藏区的民主改革（土改）引发了血腥反叛，
西康叛军进入拉萨。叛乱向其他藏区蔓延，范围越来越大，终于在 1959 年 3 月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成立“西藏独立国”。驻藏部队坚决迅速地平息了叛乱，同时遵照“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进行了民主改革。
按照中央“充分发动群众，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地区暂时缓改”的方针，民主改革进展迅速，摧毁了西藏延续千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度。短短几年内，改变了生产资料的领主所有制，将 280 多万克耕地分给了 20 万户无地的农奴和奴隶，过去曾居无定所、食无定粮的百万农奴得到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第一步，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牲畜、房屋、财物全部没收，在农区土地“谁种谁收”，在牧区牲畜“谁放牧归谁”；第二步，进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人身奴役）、“双减”（减租、减息）、“两利”（牧工牧主两利）；第三步，划定阶级，分配土地。对未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由政府出钱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土地、牲畜）赎买下来，平分给所有人，赎金由政府分期分批付给， 并请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到政府、人大、政协去做官拿薪。牧区对未判牧主“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团结面更宽，打击面更小。

​

125陈崇凯：《简论中央与全国对西藏社会发展的扶持政策》，文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 年 77 期。
126郭冠忠：《西藏民主改革的回顾与研究》，文载西藏研究，1998 年第 2 期。

寺庙是封建农奴制度的典型代表，许多寺庙的反动上层就是武装叛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首先清查叛乱分子，其次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人身奴役、反封建特权）、“三算”
（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然后成立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由 “贫苦喇嘛”当权，对被视为农奴主的“上层喇嘛”进行专政。民改后，按照“政教分离” 的原则，寺庙失去了行政、经济事务中的权力，按照宪法规定不能干涉教育、司法，失去了全部庄园、农奴和政府中的显赫地位。寺庙只保留 553 个，僧尼只保留约 7000 人，对于保留的寺庙也分给一定土地，政府还给予一定的补贴。收入来源一是靠赎买金维持正常活动， 二是老弱病残和念经的僧侣按月从政府领粮油，三是有生产能力的僧侣参加农牧业、副业和林业生产，为寺庙开垦出荒地和牧场，自食其力。127
西藏人民终于从上千年的农奴制枷锁中解放出来了，正如纪录片《今日西藏》的插曲
《翻身农奴把歌唱》所唱：

“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 高原春光无限好 叫我怎能不歌唱 高原春光无限好 叫我怎能不歌唱 雪山啊闪银光
雅鲁藏布江翻波浪驱散乌云见太阳 革命道路多宽广 驱散乌云见太阳 革命道路多宽广 毛主席呀红太阳 救星就是共产党

​

127吴云岑：《西藏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和对策——关于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思考》，文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科版）》，2001 年第 22 期。

翻身农奴把歌唱
幸福的歌声传四方”

翻身后的农奴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农奴们说：“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有的还唱：“太阳出来了，青草长苗了，我们新生了！”在翻身农奴当中，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培养当地民族干部。
按照毛主席提出的“稳定发展”的方针，生产资料从农奴主所有制变成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从 1961-1965 年“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更不
搞人民公社。”从 1964 年起，中共西藏工委就开始了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准备工作。
到 1966 年底，已在全区试办了 150 余个人民公社。1970 年底，中央发出了《关于西藏社会
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当年全区就建立起 1000 余个人民公社。至 1975 年底，在西藏除阿
里地区之外的将近 2000 个乡中，先后建立了 1921 个人民公社。1975-1976 年，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又领导了全区范围内对城镇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28
因为解放军在进入西藏后，与印度领土接壤而产生一系列领土问题，在双方会谈破裂后，1959 年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逃往印度受庇护，中印两国开始交恶。后来一连串交火冲突更使印度开始进军藏南地区建立军事据点，并出兵造成此次战争。1962 年 10 月中国开展对印自卫反击战，11 月中国取得了胜利，阻止了在苏修支持下的印度对中国的侵略。
五、苏联修正主义道路与中苏关系破裂

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根源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僚和管理、技术人员掌控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如果不能继续革新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不能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无产阶级的政权就会丧失。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台，以及之后采取的一系列修正主义政策，一步步篡夺了无产阶级的政权，是资本主义在苏联逐渐复辟。
在 1957 年宣言之后，赫鲁晓夫继续宣扬“三和两全”129，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阶级

128胡岩：《社会主义在西藏四十年》，文载《西藏党校》，1999 年第 4 期。

129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

斗争，鼓吹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所谓“和平过渡”的办法走线社会主义。苏联国内，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充斥着文化界，社会阶级分化逐渐加深，官僚化日益严重，社会的革命风气已不见踪影。这样，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也不可避免的走向恶化。而苏联与美国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妄图共同瓜分世界。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一贯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着重阐述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扬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完全相对立的。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然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130
1960 年 6 月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苏联又突击式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中共代表团严正声明：
“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

​

130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1963 年 9 月 6 日。

7 月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苏联方面还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友好》杂志和《苏中友好》杂志的协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挑起了中苏边境纠纷。苏联的举动，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此后，中苏之间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论战，世界上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分裂为修正主义的“莫斯科派”，和革命的“北京派”，也就是后来的“毛派”。
苏联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给原本蒸蒸日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而且与苏联近乎同时，除中国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坚守着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当然还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被压迫、剥削的人民， 在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并肩作战。五连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一方面给中国极大地警醒，让人们知道，无产阶级获得政权，还有可能失去，而最大的敌人正是党内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不得不调整外交战略，谋求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

第四节 四清运动反复辟，阶级斗争初尝试

一、运动的发动与《前十条》

针对党内外的阶级状况，毛泽东第一个举措就是对干部和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农民是复辟的一个重要阶级基础，“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131尽管当时的中国进行了人民公社化，但是农业机械化还没有实现，生产方式主要还是小生产，因而在缺乏党的领导教育的情况下，农民就可能向小生产的方向发展。因而毛主席在建国前就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132但是，如果说共产党员中有一部分，已经开始成为已经消亡的资产阶级的招魂者和代理人，那么通过他们对农民教育，就成为了不可能，因而也要对广大干部进行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阶段围绕着纠正“单干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进行。62 年秋冬以后，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一些地区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整风整社。河北省保定地区进行了以“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小四清）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1962 年 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
第二阶段就是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整风，对于妄图复辟的资产阶级进行打击。1962 年底到 1963 年初毛主席外出巡视，2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城市中开展“五反”运动，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毛主席将湖南河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整风整社运动的两个报告批印会议讨论，并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抓。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133根据中共中央部署， 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机关组织机关干部“洗手洗澡”，开展运动。
1963 年 5 月 2 日到 12 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局政治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草案）》（《前十条》）。规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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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35 页。
132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366 页。
133《毛泽东年谱》（1961-1966），第 198 页。

结 95%以上的群众，团结 95%以上的干部，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实行“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规定干部要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认为这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大事。
可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针对农村的单干风进行的，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奏。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方法，是希望发动贫下中农，组织贫下中农，对干部和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的说服教育，让群众在运动中教育、解放自己，并对干部进行批评教育。从而在农村建立起一套防复辟的制度。然而，在党内路线分歧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在很多地方必然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
二、《后十条》与《桃园经验》

1963 年 9 月，中共中央根据各地试点提出的问题，又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对许多具体政策进行了讨论，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规定（草案）》，经反复讨论和修改，到 11 月 14 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了这个文件，称为《后十条》。1963 年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印发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将两个十条下发到全国城乡，“四清”“五反”运动在全国城乡较大范围内展开。
这个过程中，王光美亲自蹲点桃源村，进行“实践”，并写成了《桃园经验》这部旷世奇书。她并没有按照毛主席所说，发动群众和基层干部，教育群众和基层干部，而是由工作组来主导一切。
“……只有领导有决心，又采取了正确的方法，革命形势才能够形成。正如卢王庄有人所总结的那样：‘群众看骨干，骨干看核心，核心看工作组，工作组看领导。’看领导上有没有彻底革命的决心。”
而在她的主导下，疯狂的打击工农干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且还把党本身的蜕化变质问题，全部都归结于“地富反坏右”的出身，从人的出身上大做文章，没有根据也要生拉硬拽。而实际上，“死老虎”本身掀不起大浪，的确有些“死老虎”在“三自一包”后死灰复燃，但是，问题的根子在于党的变质，而不是“死老虎”，况且不是所有“死老虎”都在掀波浪，根据出身把人一棍子打死，是完全不从实际出发，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发现干部有几类：一类是真劳动者出身，只要能谈透，敢于自我革命，如关景东就属这一类。经过谈话，他谈了不少事情。还有一类，出身也还好，本人上过几年学，好象比较纯洁的，就是不敢讲，讲话躲躲闪闪，明显地是有人控制他们，袁秀英、卢彦来就是这一类。
第三类，见了我们满不在乎，说话嘻嘻哈哈，说：“我没有什么大问题，检讨检讨就过去啦！”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出有些慌张，越到后来越慌张，他们对“四清”抵触很大。像支书吴臣，副支书赵树春都是这一类。
……说是贫农，却不是农民出身，根本就沾不上“农”字，也不是工人。有的在东北做生意，有当店员的。也可能还有股金。他们能说会道，都是解放军围困长春时跑回来的。
……原来不是说吴臣是贫农出身吗！不是的。他父亲是小商小贩，他自己是捣动小买卖，卖破烂，跑单帮，一贯吃嫖赌博，无所不为，同一些流氓分子混在一块。政治上的“四不清”严重，一贯重用地、富、反、坏，许多好差使，副业里的重要位置，多挣工分的活， 都安排给地、富、反、坏。
……原来吴臣在支部里还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一 说话，还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他的样办。要是不知道情况的人，来参加支委会，还会以为吴臣仍然是支部书记哩！他在支部里还是挺神气的。
……吴臣实际上是钻进共产党内的一个国民党分子。直到我们走，还没查出他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也没有查出他与反动组织或特务组织的联系。不过，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她想达到的，是扶持跟她和刘少奇私交慎重的关景东，打击农民支持的吴臣。而关景东本人在当地颇多劣迹，如殴打社员、贪污粮食、侵吞现款和耕地等，在 1958 年，任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副主任的关景东，因浮夸高粱每亩打九千三百斤而在当地出名，后社员们将其改选为没有领导生产实权的民兵连长。她还认定肯跟她谈的都是好干部，不理她的都是坏干部。
她对基层干部实行严酷的打击甚至刑罚，1964 年 9 月王光美返回桃园后，成立“吴臣问题专案组”。对吴臣进行了四十五天的政治迫害：王光美坐阵指挥，采取昼夜不停的疲

劳战术，又打又骂，甚至用手枪威逼，强迫弯腰、罚站等等。群众对此意见纷纷，工作队内部也有分歧。当时抚宁县监委的一个干部奉命核实吴臣的问题，向工作组提出了 33 个疑点， 马上遭到无情打击，说他丧失阶级立场，责令他多次当面检讨。为此事，县监委和县委也作了书面检查。王光美派人去东北调查，派去的工作队员查遍了全长春市，也没有查出吴臣当过警察、特务，开过大烟馆等。但是，王光美仍然是以假事实给吴臣定了案。
王光美怕吴臣翻案，1964 年专程到唐山，对原桃园工作组长说：“我对桃园是担心的， 今后时间长了，坏分子可能复辟，这个问题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记，桃园出了问题，我那报告已经出去了，就会出问题的。”刘少奇怕王光美压不住台，亲自出马，就抚宁四清问题对中央监委说：“监委审批只能同意，不能翻，有的可以加重，不许减轻。这样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让他冤枉一两年再说。”
刘少奇、王光美心目中群众运动的理想搞法，就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 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政权取而代之。桃园大队有217 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 20 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
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 316
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 86 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

在王光美蹲点桃园期间，1964 年 5 月 15 日到 6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追“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把运动搞深搞透。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提出审查并纠正划错了的阶级成分， 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薄一波起草关于城市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6-8 月，刘少奇到全国各地了解运动情况，要求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要追查上面的根子，一直追到中央，强调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扩大四清的范围为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各方面存在的问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等。1964 年 9
月 1 日，刘少奇起草了《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 正式推广“桃园经验”，介绍扎根串联、访贫问苦、进行“对敌”斗争的做法。1964 年冬，全国共抽了 100 万干部组成工作队。1964 年底，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借此机会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工作会议。
就这样，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集团，按照他们的方式开始了“四清运动”。他们通过工

作组的方式，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对基层政权取而代之，通过严刑拷打等方式打击异己， 把“群众运动”变成了“运动群众”。非但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反而对很多群众支持的干部和“死老虎”进行了残酷打击。最终在他们的破坏下，“四清运动”在全国大部分地方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助长了官僚主义的风气，而且造成了打击面过大的“形左实右”的结果。
三《二十三条出台》

“四清运动”出现的问题，说明党内的“走资派”已经完全形成，他们阻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们已经是事实上成了资产阶级的招魂师和代理人。1964 年 12 月到 1965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党内的路线分歧彻底爆发出来。

在会议中，刘少奇提出，运动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提法，毛泽东指出：“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表明了毛泽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党内外走资派的矛盾，尤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
与毛泽东不同，刘少奇仍紧盯“死老虎”，认为主要矛盾是地富反坏同坏干部结合起来与群众的矛盾，“（坏干部）后头有地富反坏，或者混进来的四类分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关系不很密切。地富混进组织，包括漏划的地富变成贫农、共产党员”。毛则针锋相对指出：
“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过搞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又给他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毛泽东还批评工作队不依靠群众、冷冷清清搞运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

“谢富治搞 6000 人的工厂（沈阳冶炼厂），就依靠了 5000 人。为什么不依靠 5000 人，
而依靠工作队的 500 人？只有一个人就行了，部长能靠 5000 人还不能发动群众吗？”

“读书多了，愈读愈蠢……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总之要依靠群众，不要依靠工作队！谁叫人少了就砍去一半，再叫再砍。通县人太多了，我看 5000 人很够了。”“当权派少数人是混进来的，大多数是可以争取改好的，搞到群众是不会满意的，不能依靠人海战术！”
同历次运动一样，刘少奇仍然急于确定一个打击面的比例以结束运动：“打击面究竟多大为好？定百分之几恐怕有利。”邓小平也是同样的思路，集中在“打击面控制在百分之几有利？”这样的问题上打转。毛泽东却说：
“群众知道的，搞到一定程度就行了。牙膏不可挤得过净。有的地方只有十八户，没有虱子，非要捉虱子？”
“否则得罪人太多……我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右，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 20％，七亿人口，划 20％有多少人，恐怕要发生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四不清干部贪污四五十块的，一百块的是多数，先解放这一批，我们就是多数嘛！ 犯了错误的，对他们讲清道理，还是要革命的。那个报告中讲的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都是老工人，犯了错误讲清楚，让他做工作嘛！”
实际上可以看出，刘邓实际上根本上是反对运动的，他们希望通过确定比例来尽早结束运动，目的就是完成任务。然而运动的根本，是要教育走资派，他们自己就属于走资派， 他们当然是不会从这个目的出发去思考的。
毛还意味深长的说：“多吃多占复杂得很哪！主要是我们这些人，汽车，房子有暖气。司机，我只四百三十元，雇不超，又要雇请秘书。”事实上已经指出了，参加工作队的高层干部同样是可能发生蜕变、享有特权的人，这些人同样是应受教育的对象。毛泽东始终希望的是教育干部，尤其是高层干部，但是刘少奇却通过工作组，只批判基层干部，却不对高层干部和基层干部众的走资派批判。因而，这个时候，党内的分歧已经不可调和了，实际上已经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一场更为猛烈的

“革命”。134

最终，在尖锐的斗争中，毛泽东的意见得以形成文件，12 月底，会议制定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 17 条，当即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对运动定性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统一规定城乡简称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规定运动 7 年搞完，3 年内搞完三分之一地区。1965 年 1 月 14 日，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23 条）。指出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和交待好的干部要尽早解放出来。规定“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强调反对神秘主义，严禁打人和其他一切形式的体罚。还规定“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运动中要自始至终抓生产。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 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运动中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这实际上是对运动中“形左实右”问题的纠正，但是问题并有得到根本解决。
1 月 15 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批示了陈正人给薄一波“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一封信。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这里既提到了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又提到了官僚主义者与工农的对立。实际上矛盾的解决，以及干部参加劳动等想法，只能靠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来实现了。

​

134整个会议经过，参见《毛泽东年谱》（1961-1966），1964 年 12 月-1965 年 1 月。

四、批判文化部

除了在农村和城市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 1963 年开始，毛泽东也开始激烈地批判文化部。11 月，毛泽东开始言辞激烈的批判文化部。
“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135
我们之前就说过，毛泽东希望文艺作为一条战线能够成为革命的一部分，希望能够建立起新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但是文化部却并没有按照这个方向领导工作，在文艺界， 官僚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封建残余的思想还很浓。文化界很少创作工农兵形象， 很少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来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服务。反而是经常宣传有悖于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东西，宣传有悖于社会主义精神的文化。因而毛泽东认为， 需要批判文化界的现状。12 月 12 日，他更系统地批判了这一问题：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36

由此，1964 年元月，中央开始了对文艺界的整风。整风持续将近一个月，中宣部写出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毛泽东主席拿到这个报告的草稿后，立即在上面又写下了一个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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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参见《毛泽东年谱》（1961-1966），1963 年 11 月。
136参见《毛泽东年谱》（1961-1966），1963 年 12 月。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 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37

这一次批示，毛泽东进一步将文艺界的问题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联系起来了。文艺界，以及由此推广的知识分子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重灾区，他们中很多人认为自己了不起，应该当官做老爷，由于他们工作的小生产性质，甚至不少人有自由主义思想。在东欧和苏联复辟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这一问题也不能不警醒。看看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们毫无廉耻的歪曲事实，丑恶嘴脸令人作呕，就足以知道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当然，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官僚集团立刻把运动控制在了自己的轨道内。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也就是后来文革初期的五人小组。他们实际上尽力把文艺批判和政治问题分开，因而根本不可能触及问题的实质。对文艺界进行革命，正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序曲。
五、中苏论战

就在中国国内开始搞阶级斗争的时候，中国同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大规模地开始了。
1963 年 7 月 14 日，苏联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把中苏分歧的
责任推给中国，中国随即进行反击，从 1963 年 9 月 6 日，到 1964 年 7 月 14 日，连发了 9 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也就是《九评苏共》，系统地批判了苏联的修正主义理论和实践。至此以后，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分裂。中国成为六七十年代世界革命的中心，以及世界人面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心。

​

137参见《毛泽东年谱》（1961-1966），1963 年 12 月。

第二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一节 文艺批判揭序幕，白色专政造恐怖

一、重上井冈山138

1965 年，3 月 16 日，毛泽东从北京到武昌下榻梅岭，44 天后离开武汉到长沙，5 月
21 日再从长沙出发，经株洲、醴陵、攸县、茶陵、莲花、永新、宁冈，沿着 1927 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
毛泽东在火车上对随行的张平化说：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 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大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我的人生第一课也是阶级斗争。1906 年底这条铁路上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爆发了起义。声势很大，涉及周围十几个县，衡山、平江、万载、宜春、修水，好几万人，连韶山小山沟都震动了，我父亲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个月起义失败了。火车运来清军，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杀人像割稻子一样。起义军有个领袖叫刘道一，是个同盟会会员，二十多岁，后被人出卖，宁死不屈，头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惨烈得很。我从小印象

​

138马社香：《前奏：毛泽东 1965 年重上井冈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51 页。

最深的就是这件事，官逼民反。”

一到井冈山，毛泽东说，

“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了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呀！”
当时主席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

“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毛泽东的话语犹如黄洋界的泉水涓涓不息，又像井冈山龙潭的瀑布呼啸而下，汪东兴、刘俊秀、王卓超三人一阵阵惊叹，又一阵阵尴尬。毛泽东超凡的记忆令他们叹服，博大精

深的思想又使几位一时难以体会。也可能毛泽东察觉了一二，滔滔不绝的话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话题一转，说：
“在为井冈山根据地牺牲的先烈中，还有被错杀的英烈，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
5 月 25 日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的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跳跃性前进。老人家若有所指地说：
“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的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 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 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当时我们几个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 5 月 25 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 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 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几人频频点头。

毛泽东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又坐下。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 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

度方面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
“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1965 年 5 月 25 日下午，在井冈山宾馆 115 房，毛泽东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老人家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当时用请教的语气说：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说：

“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那天，毛主席说：

“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 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即将取消军衔制就是一个努力。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 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1965 年 6 月下旬，上海卫生战线召开了一次巡回医疗队报告会。20 世纪 60 年代，毛泽东对我国上层建筑整体状况忧心忡忡，对医疗卫生不为工农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提出批评，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非常担心。在这种背景下，有些省以及上海市委派出巡回医疗队到基层和农村，为工人和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当年派出了以各科科主任和副主任为主要成员的巡回医疗队， 上海第六医院妇产科主任胡志远在农村巡回医疗队中，还发明了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治疗农村妇女多发病，受到当地好评，也成为上海巡回医疗报告会的主要内容。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可能联想到上个月重上井冈山及红军医院在建设根据地斗争中的作用。最初红军医院设在茅坪，后来搬到小井，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儿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党员；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现在， 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怎能把井冈山的传统忘了？不能忘。6 月 26 日，毛泽东有感而发，说了下面这段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

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 到六四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段话一年后被称为光辉的“六二六指示”。

毛泽东生前曾向一同重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和自己的亲属都说过这样的话：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 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可以看到，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是在党内分期已经不可调和的时候。“四清”运动是解决路线斗争的一次温和的尝试，然而在官僚的阻挠下，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要不要来一场更激烈的路线斗争，在于官僚斗争的同时，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正是毛泽东所思考的。重上井刚山，正是在为这一场不知胜负的革命鼓气。但是，尽管革命面临着重重风险，但是想到当年在井冈山牺牲的先烈，以及由此推及到为中国革命牺牲的两千万烈士，难道要让他们的鲜血白留？他们浴血奋战，爬雪山，过草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难道不是为了中国穷苦大众的未来？眼看着中国的革命成果即将被那些官僚主义者窃取，眼看着人民的江山可能复辟，眼看着工农群众可能“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就算再艰难、再危险的，也要革命到底。
二、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纪要》

1965 年 11 月 10 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响了这场伟大的革命的第一枪。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

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这里，姚文元主要批判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吴晗抹去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另一个就是吴晗宣扬百姓要等待“救世主”，这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无产阶级要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这也正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一个很大的分歧，也是“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
在官僚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必须要启发、发动和组织群众，对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进行批判，而不是依靠官僚来运动群众。只有人民群众的斗争，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能够推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而《海瑞罢官》却宣扬官老爷为民做主，抹杀人民的积极性，抹杀了只有人民群众才能解放自己这一事实，这既不符合历史，又有悖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
而对这一问题的批判，首先是震动整个文艺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人，更重要的是，宣扬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而不能依靠官僚，只有群众在斗争中，在无产阶级阶级代表的领
导下提高觉悟，逐步掌握政权，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才能防止复辟，才能继续推进社会

的改造。

因而，正是这篇文章，打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揭开了这一伟大的世界历史时刻的序幕。但这个时候，官僚集团并没有感受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他们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无非像之前的任何一场文艺批判或是政治运动，完全可以被他们掌控，被他们引向他们的轨道。1966 年 2 月 4 日，北京市市长彭真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制订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经刘少奇批准后，成为这次文艺批判运动的纲领。彭真等官僚希望把这次运动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而不涉及政治问题，很快各地领导都加入了这场批判运动中。
然而，这一次运动逐渐展露出不同于以往的情况。也是在 2 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文艺
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以此为基础，经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修改，经毛泽东 3 次审阅，4 月 10
日经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表。纪要中说：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 十几年来，真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改革的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

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 芭蕾舞、交响乐、雕塑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我们也要标新立异，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 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保守派的棍子。”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工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

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

“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

“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纪要》既批判了错误的文艺创作路线，也客观地分析了新中国以来文艺界的得失， 对国内外各流派，认为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还提出了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创新， 创造出样板的思想，这些都是文艺革命的正确方向。改开以后，官僚及其走狗对这篇《纪要》歪曲解读，恶毒攻击，可见其用心险恶。当然，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必须要取得军队的支持，因而毛泽东采取了争取林彪的路线，这一点从《纪要》的题目和内容都有体现。军队由于经济建设被边缘化，因而在文革开始时，军队是站在支持的立场上的，但是随着共同敌人的倒台，军队官僚也越来越站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

从 1965 年末到 1966 年初，文化大革命主要还是序曲阶段，主要是中央的斗争。要想发动起文化大革命，就要批判党内的错误路线，将文化革命范围扩大，转变为一场政治运动。5 月 4 日至 5 月 26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这一轮斗争的集中爆发，会议上正式提出“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彭真等人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文艺批判领域，要求运动必须要有党委领导，因此与江青、陈伯达等人发生严重分歧；由于担心当权派在地位和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后会寻求军队支持，因此打

倒了与当权派关系密切的罗瑞卿，使林彪基本掌握了军队实权；陆定一是中宣部的负责人， 实际上就是错误文化路线的领导者，要想进行意识形态的变革，掌握宣传机器的中宣部当然也要进行换血；而杨尚昆是因为卷入了当权派“窃听”毛泽东的案件而受到审查。随着中央斗争以革命派阶段性胜利告终，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起来。

三、从“五一六通知”到“五十天白色恐怖”

5 月 16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它宣布撤消了原先的《二月提纲》， 并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设立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后来陶铸也担任顾问），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通知》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总路线：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明确阐明了，文化革命不只是文化革命。实际上意识形态的革命只是一个切入点， 文化大革命根本上是要进行阶级斗争，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从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很快，文化革命就得到了社会的响应，第一个响应的是北大的聂元梓。

月 25 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 元梓
等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 在文
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点名批评 北大
党委领导领导限制运动的发展的做 法。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北大 以及
工作组就极力压制给党委提意见的 人，
直到《五一六通知》发出，聂元梓等人 受到
鼓舞，贴出了这张大字报。139可想而知， 如此
“大胆放肆”的言论遭到了北大党委的激烈批判，聂元梓被打为“邓拓帮凶”、“叛徒”、“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大坏蛋”。但是，聂元梓的大字报迅速得到了中央革命派的支持，毛泽东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月 1 日，在邓拓等人被打倒，《人民日报》被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后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陈伯达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 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卑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这里，实际上是从“破四旧”的角度来阐释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也确实是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作为入手点。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
《人民日报》登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对聂元梓大字报全文登载并且给予极高评价。

在中央对聂元梓大字报予以重视和肯定的鼓动下，一些高校、中学开始了对党委的批判， 开始指责官僚限制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矛头迅速从文化领域指向政治领域。一些学

139 参见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生还自发成立了群众组织，比如 5 月 29 日清华附中学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等人成立的一个名叫“红卫兵”的造反派组织。
但是，中央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官僚们还极力想把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还希望这是 1957 年“双百”运动的翻版，他们还说文革就是“引蛇出洞”，也就是引出那些批判官僚的人，然后予以打击。6 月 3 日开始，刘少奇开始派工作组进入各学校“领导”运动，各校开始停课。同日，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工作组的“八条指示”即“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鉴于之前的教训，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态度暧昧： “也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后来又说：“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6 月 4 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专程前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在 3 人一再的坚持和保证下，6 月 13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派工作组在全国铺开。工作组进入学校后，打击造反派，保护保守派，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残酷的镇压，为了把运动引向官僚的轨道，工作组还打击了一大片干部， 这就是“五十天白色恐怖”。140
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北京师大一附中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 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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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后面“五十天白色恐怖”的史实节选自萧喜东：《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有删改增添。

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 141如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 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142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ＸＸ（另一名反工作组的

141 刘少奇同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部分组员的谈话（1966 年 6 月 20 日）。
142刘平平日记，1966 年 7 月 14 日、1966 年 6 月 30 日。

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143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144
而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 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後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 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

143刘少奇：《在听取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讲话》，1966 年 7 月 11 日。
144《“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何其毒也！》首都中学红代会《兵团战报》1967 年 4 月 10 日；《炮打刘少奇－－控诉刘少奇在北师大一附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北京大学 《革命串连报》，1967 年 1 月 9 日。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 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ＸＸ、朱Ｘ Ｘ被定为“反革命”。张ＸＸ被斗了两天一夜，朱ＸＸ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145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後，邓……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胡启立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 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 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 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 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七月五日，邓亲自 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 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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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物理系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新北大》1967 年 6 月 28 日。新北大公社 02621 支队调查组：《斩断邓小平伸向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黑手－－ 关于邓小平残酷镇压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革命派罪行的调查报告》，《彻底清算邓小平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 年 4 月。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146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 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 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 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147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 个班主任有 32 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 50％以上。七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上纲。”“有人要洗烫水澡。革命小将在把关，守得很严。”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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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胡启立：《邓小平是镇压师大女附中革命学生的黑司令》，新北大公社 02621 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 年 4 月。
147《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新北大公社 02621 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 年
4 月。

书。148

清华大学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亲自蹲点，工作组进校后就声称：“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 “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清华干部 8 年也改造不过来”。工作组不准干部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运动和任何会议，仅数力系一个系内，党支委以上、教研组主任以上干部 55 人中，被工作组打成“黑帮”、“黑线”的有 39 人，占干部总数的 71%，该系党总
支委员 12 人全部被打成“黑帮”。6 月 19 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率先“炮轰” 工作组，要求夺权，许多人响应支持。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后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 18 天。刘少奇对他在清华的女儿刘
涛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在关押中，蒯大富写下 37 份大字报，“炮轰”工作组组长叶林，“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这永远也办不到！就是上了绞刑架，我也将宣布，我是革命者，我是坚决革命到底的！”
同“四清”一样，刘少奇采取大兵团作战。既然按照刘少奇、邓小平的理解，文革是最新的、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因此派工作组的数量也要空前规模了。一九六六年北京有六十所高等学校，三百一十二所中等学校，还有半工半读的学校约一百所左右。六十所高校中有四十七所派了工作组。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队是由团中央系统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的。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就派出了 7239 人的工作队，其中仅清华大学就派出了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149
工作组进入各校后的作法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原党委已经垮台，工作组进校后取代原权力机构，有的工作组和校党委站在一起，和一部分师生群众发生矛盾冲突，有的工作组对本来就存在矛盾的学校中的两派支持一边，反对一边，加剧了矛盾。然而所有的工作组行为一致的地方在于：都按照“给群众分类排队”、“上下左右一起扫”、“打击一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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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新北大公社 02621 支队调查组：《清算邓小平在干部、教师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六、七、八月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和校 筹委在干部、教师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 年 4 月。
149这个数字出自《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 0.1》，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
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 年，北京。周恩来 1966 年 8 月 5 日凌晨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整个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将近一万人，从各地各战线、全国调来”。

的“桃园经验”，主观上十分真诚地开展运动；其次，以五七年反右为参照，视反对工作组的群众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实行打击迫害。清华大学的一位政工人员后来回忆到：“当时北京市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现象，派出工作组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五七年右派进攻的重演，还认为有旧北京市委的黑线在里面起作用，总之是牛鬼蛇神大出笼，要引蛇出洞，然后予以歼灭，他们把这个部署总称为‘反干扰’，在清华就是‘反蒯’。” 150
在反对工作组中，很多学校爆发了轰动性事件。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发生了“十号事件”。六月十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实行逼供信，强迫造反师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据当事人的控诉，在工作组和校当局的煽动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分昼夜到我们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床上桌子上，书上图片上，抽屉里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处贴满了‘打倒ＸＸＸ’，‘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一点钟以後，还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着木枪、木棍看着我们，对我们实行隔离，限制我们的自由，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视我们的一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是可以理解的’”。151
北京地质学院爆发了“六．二○”事件。据首都三司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记载，六月二十日，“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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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陶德坚回忆录》。
151八八队金教“六·一○”战斗组《愤怒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们的迫害》，红代会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
队《北京公社》1967 年 4 月 20 日。

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 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上批道：‘ 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第二天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机关工作人员， 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
北京师范大学爆发了“六．二○”事件。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服，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152
北京林学院爆发了“六．二○”事件。六月二十日清晨，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这份大字报，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ＸＸ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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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p49-53，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 年，北京。

个人被逼死。” 153

这张大字报到底邪恶在哪里，使工作组视它为洪水猛兽呢？和当时各院校普遍反对工作组的言论比较，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动”的地方，最不对工作组胃口的，不过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欢迎他们揭发问题”、“有人盲目地拥护党委，以为通过运动可以入上党，或当个好党员，那就倒霉了”等话，以及把运动的政策向群众公开、和群众直接见面这种作法本身。
在六月二十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工作组对发表反工作组言论的群众的定性也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透过“反右”、“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棱镜，将反工作组的风潮理解为“向党猖狂进攻”。比如，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三集会”被打成反革命集会，性质类似的反工作组的“六·一六”赶工作队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总之，工作组对群众的作法， 用我们熟悉的话来概括，就是以革命的、“极左”的词句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然而不应忘记的是：这正是在文革运动后来的受害者－－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发生的！
鉴于北京高校反工作组的风潮兴起，北京市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著名的“六．二三”报告，认为“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 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北京各高等学校，先后传达了李雪峰的“六．二三”报告，把“反干扰”推向顶峰， “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据《大事记》记载，在“反干扰”时期，仅在首都 24 所高
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 10211 名学生打成“右派”，把 2591 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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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p49-53，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 年，北京。
154《大事记》，p56；王年一认为：这个数字“与事实出入很大，有的出版物中沿用了这个极不准确的说法”。此问题待
考。

六．二○以後，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参加运动、要求解放的心理，诱导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来换取早日“洗澡下楼”，让他们“将功补过、立功赎罪”。例如清华大学工作组让下楼的干部参加“反蒯”运动。
首都的政治气氛浓厚、消息灵通，发生上述矛盾斗争可以理解。然而，北京并不是例外，五十天里，类似的矛盾冲突也在全国各地上演着。唯一不同的是：北京高校的工作组大多是中央各部派去的，而各省的工作组是由各中央局和省市委派出的。
在广州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来信引发的。六月间，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高翔等学生在六月二十四日贴出了“北京来信”，并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北京来信”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奔走相告， 争相传抄。
当晚，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决定派出专案组进行侦察。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策划下，一些工农和革干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批判文章、大字报，指责“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因“北京来信”受到镇压，五名学生赴北京反映情况，被省委拦截和控制。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十八名学生写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简讯》（当时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内部刊物）报道了这一事件，并把这一事件形容为“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将近一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对广州两派代表的谈话中，特地为“北京来信”事件平反，他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铸的压迫。”155
中南地区在五十天内压制群众的现象是普遍的。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王任重四月中旬在武汉洪山宾馆会议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观点。

155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1971 年，香港友联研究所。广州《红旗报》，1967 年 6 月 24 日。

七月三日，王任重和陶铸起草了《给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说：“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和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本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在此影响下，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156
这个思路被工作组在武汉大学付诸实践：“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 1242 人）被打成
‘黑帮’、‘黑线’的 232 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
的 108 人，有 4 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 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来凑成一个‘村’， 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机械厂的 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157
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墨水湖中学。六月初，该校师生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当权派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当权派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进校， 冲突进一步发展，由王任重亲自出马，把师生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后来没有批准）。六月二十一日， 学校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狱，先后审讯了六次， 威吓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三个十六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造反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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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彻底批判王任重工作组在武汉大学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武汉红卫兵三司《东方红》1967 年 5 月 11
日。
157王任重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武汉墨水湖中学革命师生入狱记实》，首都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批陶
战报》，1967 年 3 月 14 日。

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八月五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审大会。158

另一桩残酷迫害的典型案例，发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临汾分校。以武永泰为首的工作组是六月二十日进校的，“原来受到黑党委压抑的广大革命师生，敲锣打鼓，用热泪迎进了他们，并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工作组的政策是，全部干部“靠边站”，“在横扫的基础上找重点”、“剥笋政策”，并把斗争矛头转向一般干部和学生，把学生干部也当作“当权派”，整个分校一片白色恐怖，一名班团支书高尚年，在工作组进校第三天就被逼自杀，据他的同学后来的控诉，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猖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逼死一个人就象杀一只小鸡似的平常。当把高尚年从井里捞出来时还说：看看死了没有，如果没死还得拉去斗。”另一名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学生干部李志宇，在工作组“天天敲”的口号下，不时被提审、被斗争，低头、立正、手放下的训斥声接连不断，并被关在屋子里写检查。159
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发生了所谓“红旗事件”。六月十三日起， 东北人大师生的大字报开始贴出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六月十三日，江苏《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六月十四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派市委书记处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组进校后，工作组和给党委提意见的群众发生了各种冲突。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全校党员大会的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打破了工作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主席象，还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主席象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三、四百革命小将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象，又登台扛起国旗。” 十一点钟，省市委从郊区公安分局调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后又由各工

158李志宇：《愤怒控诉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代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井冈山》，1967 年 4 月 11
日。
159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革命造反队：《王任重，我们要跟你算账！》，《井冈山》1967 年X 月X 日。

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二百七十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强行登台向革命群众示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捣乱”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查“红旗事件”的参与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全校数名敢于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160
工作组与群众面对面对峙的场面，也几乎同时发生在重庆大学校园。以下是群众出版物《八·一五战报》所叙述的事件经过：
以张种玉为首的重庆市委工作组 6 月 8 日进校之后，肯定校党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委”，不准贴校党委和党总支的大字报，发生了压制群众运动的现象。在师生的强大压力之下，6 月 16 日工作组被迫叫校党委书记郑思群就压抑群众的一系列错误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一次假检查。而当晚，由各系党总支书记照定下的框框分别向群众作检查。但是这样作却更加暴露了工作组、校党委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在无线电系党总支召开的检查大会上，一些参与了以前官方秘密会议的同学自动起来揭发了系党总支召开秘密会议以及会上布置的压制群众的种种措施，师生情绪高昂，纷纷要求当时追随校党委的一年级辅导员刘ＸＸ交出指示其开秘密会、布置开黑名单的幕后指挥。接二连三的提问弄得刘ＸＸ手足无措，冷汗横流，不断以目光向当时在场的校党委委员王ＸＸ和工作组组员张ＸＸ请示和求援，张、王上台几次也不能控制会场，为了挽回败局，他们请示了校党委办公室主任丘崇兴和市委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丘崇兴数次从同学手中夺过话筒，叫大家“这个会不要开了！ 时间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多钟，而同学们认为时间还早）留在后台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也极力劝阻在后台排队准备发言的同学：“今天很晚了，这个会准备不充分，开不好，谨防阶级敌人利用。”软硬兼施，终于制止了这次大会的继续召开。据形容，此时“重大校园内象堆满了干柴，只要一点火星，立刻就会燃烧起冲天大火”。
6 月 18 日，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的报告是“六．一八”事件的导火线。那天上午，无线电系的同学听说电机系的一些同学因揭发校系两级的问题受到围攻，马上组织全系同学排着队伍冒雨前去声援。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出来接见同学时，说：“你们的热情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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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春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九六五年十一月－－一九六八年三月》，p14，长春公社五○三战斗队编。

但是，这么多人，乱糟糟地来，解决不了问题……电机系的问题，他们自己解决，你们还是回去学习文件吧！”同学们对他的态度十分反感，不再搭理他，而诵读了给电机系同学的声援信，两系同学一起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一时群情激愤。
声援结束后，无线电系的同学又找人去把情况讲给作镇重大校园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要求他对此表态，但何正清认为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是正确的。联系到工作组到校后的一系列表现，同学们认为市委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镇压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天中午，就有几个班的不分同学分别联名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加急的求援电报（有的电报被邮局卡下来了，未发出）。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动，使一些同学结成了某种集体。
6 月 18 日下午，张海亭代表工作组给全校党员和团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认为“共青团员要坚信市委，坚信党中央，对于上级组织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也必须坚决执行”。被同学们认为是划框框、定调子、泼冷水的报告。
月 18 日晚上，无线电系召开团员大会，（有部分青年同学参加），传达下午张海亭的报告，在传达过程中，同学纷纷递上字条，对报告的许多观点提出疑问，并要求发言对其进行批判。报告传达完毕，就已经有人跳上台去，准备发言。但是，当时负责传达的系团总支书记高ＸＸ和工作组成员张ＸＸ拒不同意，于是，在要不要继续把会议开下去，要不要批判这一报告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突然电源被切断，工作组的另一成员杨ＸＸ跳出来指责同学批判张海亭报告的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事情的过程中，又有人打电话请示住在松林坡的重大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他十分不满地回答：“你们实在要开就开吧－－叫工作组成员全部回来开会！”在场的人都知道事情变得严重了。一些胆小的人离开了会场。三、四百名坚定分子留下来了，大家推选出了几个人组成了会议临时主席团（绝大多数是同学们上午推选出的学生代表），有人搬来了录音机，为大会录音，有人自动维持会场秩序，大会继续开下去了。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跳上台，对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的行为进行揭发和控诉，提出了“不信任工作组”、“在党中央毛主席没有派人来之前，自己组织起来闹革命”等口号，还有人提出：鉴于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为了保证文化革命运动的正常进行，必须“接管广播站”、“接管武装部”；最後，会议决定：要把学校文化

大革命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汇报，第二天要在全校公布大会材料，用放录音、大字报、演讲等方式揭露市委工作组。也有人提出，有人要切断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的联系， 电报发不出去，我们要杀出校门去，到工农兵中去宣传，争取工农兵对我们援助。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等待上台发言的人在台后派成了一条长蛇阵。电机系、机械系、冶金系和其他外系的同学也来声援了，也要求发言，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钟。大会之后，在校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揭穿市委工作组的大阴谋、大骗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响彻夜空。
就在同学们的自发会议进行的同时，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就在党委礼堂，宣称：无线电系集会是反革命事件。当时何正清和张种玉研究了两项措施：第一调军队来，如果学生上街游行就镇压，第二立即把机械系的工人集合起来，拿上工具去“保卫”一大楼（无线电系集会所在地）。
“六·一八”集会的消息马上传到市委大楼里面，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其他几位书 记通宵未眠，共同策划对策。工作组亲自布置对无线电系师生进行围攻，指定两个同学各 筹一篇稿子，声讨无线电系“反革命事件”。6 月 19 日凌晨起，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宿舍、在路上到处受到围攻，校园内贴满了“愤怒声讨无线电系一小撮人非法集会的反革命罪行” 等巨幅标语和“声讨”大字报。晚上，工作组和校党委组织了斗争会，对“六．一八”集 会的参加者和支持者实行绑架和斗争。重庆市委、省文革小组专门为此事发表了歪曲事实 真相的“情况简报”。然而，事件之后，重庆市委也被迫调回了原来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 张海亭，又派了新的更大的工作组进驻重大。161
最後来看一起发生在校园之外的冲突，这就是南京“六．一三”事件。六月十二日， 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六月十三日《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说是省委及时发现的，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六月十三日中午， 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鬼》。不到两小时， 报社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虽然手拉手筑成好几道人墙，也阻挡不住到报

161《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重庆大学“六·一八”事件纪实》，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
八·一五战斗团《八·一五战报》，1967 年 6 月 18 日 。

社内贴大字报进行辩论的群众。于是，公安局的人员来了，开头来了几十人，后来增加到二三百人，他们同报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到报社内贴大字报和进行辩论的群众赶了出去， 然后关上铁门，惟恐进来一个学生。“门内外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把革命群众当成洪水猛兽。”
本来到报社去贴大字报和辩论的群众比报社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多得多。后来，报社的铁门关上了，门内是有组织的“保卫党报”的公安人员、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印刷厂的工人、半工半读的学生，外边的公安人员不时从外边拉进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一进门， 便被团团围住。这样多数变少数，各个击破。比如，六月十三日晚上，宁海中学一个干部子弟被拉进报社，报社一大群人与他辩论，逼他承认错误，他不承认，报社领导就让工人们斗争这个“反党”学生，拍桌子打板凳地骂了一个多小时，骂后还不让回校。
事件延续到第二天，六月十四日，逸仙桥小学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因爬墙贴大字报，被公安人员拉了下来，衣服都被撕破了，拉进报社后要他承认错误，许多人与他轮番辩论， 他不承认错误就把他关在报社的乒乓球室里，最後用吉普车把他押到公安局。和这位辅导员同时被拉进报社、遭到围攻、被扣上“反党”帽子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
这些人被拉进报社，公安人员便强迫他们拿出证件，之后向其所在单位党委或居民委员会通电话，调查被扣人的政治情况，然后威胁说：“你的底细我们全知道了！”有些学生在报社门口多停留一会，或多去过几次，或者与报社人员发生过争执，于是公安人员便把他们的单位、姓名记下来，准备顺藤摸瓜。
在第二天，报社印刷厂三个工人在街上贴了一张揭发报社问题的大字报，“这下子可翻了天啦”，报社当权派便组织工人开小组会批判他们，说他们被坏人利用了，要他们承认错误。
凡是贴出和送进的大字报，不管内容、作者，报社都组织人整理了，贴在街上的大字报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后，用放大镜一张张把内容整理下来。“这是自觉地运用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对待群众”。“六．一三”事件被省委和报社打成“少数坏人闹事” 的事件。怀疑过《新华日报》的群众被搞得人人自危，有的还被迫亲自到报社编辑前检讨、

认错。162

五十天内，全国各地的类似事件很多，较著名的还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青海“六．十”事件、广西西大“龙乾运事件”等等。如果中央再不采取果断行动，那么文化大革命将无几而终，反而加强了官僚的专政。但这一次，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派绝不会妥协。

​

162《炮轰〈新华日报〉－－揭开“六．一三”事件的盖子》，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红卫兵报》，1967 年 1 月 16
日。毛泽东于 1966 年 7 月 21 日同中央局和中央文革小组 成员讲话中，曾提到：“那么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了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

第二节 阶级斗争大爆发，万里河山红烂漫

一、从八届十一中全会1.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
就在“五十天白色恐怖”之时，毛泽东正在 外地视察， 这是重大历史转折时争取各方力量的举措。6 月 份，在南 方视察时，毛泽东写下了《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此时的毛泽东，踌躇满志，正在准备将革命推向高潮。7 月 8 日，他在韶山滴水洞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 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帮，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

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将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 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

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信中说的朋友，自然是林彪。当时毛泽东为了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只能团结军队干部。但是对于林彪鼓吹《毛泽东语录》，宣扬个人崇拜，毛泽东并不认可，但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他只能“违心地”默认。他实际上对这场运动能否胜利，并不抱有信心。因为这场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先锋队中走到群众对立面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真假难辨。
原来是先锋队领导人民革命，现在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要反对先锋队中的走资派， 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十分艰难。要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以及文化，更是艰难。因而毛泽东把它看做总演习，实际上也是为以后修正主义上台，人民反对修正主义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让人民看清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时至今日，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是毛泽东的愿望达到了。人们正是通过毛泽东留下的这笔财富，真正分析清楚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由此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本人当时十分清醒，人们所说的毛泽东当时“老糊涂”了，完全是无知或是蓄意污蔑。
月 18 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看到革命的群众被工作组残暴镇压的景象，悲愤地说：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7 月 21 日，毛泽东又怒斥工作组：

“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

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有些人不想想，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么可靠？有些部、报馆是谁掌握呀！许多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要马上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骂人、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斗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随后，毛泽东立即派出中央文革小组与被镇压的学生进行联系。7 月 21 日，王力、关锋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7 月 22 日、23 日，陈伯达、江青两次到北大进行调查。
7 月 24 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广播学院出席群众大会，江青在会上说：

“有些同学有意见，说你们之间不谅解，但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能进行迫害，只能怪背后领导他们的人，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封条，ＸＸ不准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
月 26 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 4 次前往北大，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在北大工作组
组长张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 31 名高干子弟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赞歌”，认为工作组的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遭到另一些人的批驳。江青在大会上说：“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顿时北大学生们情绪激动，口号四起。
最终，在毛泽东的坚持下，7 月 28 日，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中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宣布工作组从北京市中小学校撤出，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163。8 月 1 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回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为：
“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 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164
“五十天白色恐怖”，反革命的镇压，使一大批青年真正看清了革命的方向，他们认定

1631966 年 7 月 28 日，毛泽东指示撤销高校工作组。.
164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卷）。

了毛泽东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着翻身解放，代表着“造反有理”。至此中央文革派与基层造反派的政治整合开始基本成型。随即，围绕着撤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争论在学校中白热化了，这时候学生已经明确分裂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
但是，这时，很多人还没有认清党政官僚的面目，再加上高干子女的迷惑，很多人都不知道文革的方向。而且很多人在未来形势不明的情况下，不敢于批判工作组，而出头的造反派政治组织还没有力度。因而，面对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往往是高干子女、且有官僚支持的保守派，造反派并不占优势。
2.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 年 8 月 1 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4 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激烈地批判了工作组。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当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讽刺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插话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准备再留情面，他把矛盾公开化了。5 日，毛泽东在会上散发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

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月 6 日，林彪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实际上是出于中央可能出现动荡，需要军队来稳定的考虑。同日，在党内已严重分裂的情况下，陈云致信毛泽东，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针。” 8 月 8 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起草，毛泽东审阅，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系统阐释了文革的理论和政策，被称其为“文革宪法”。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 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 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 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 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

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12 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 束，刘少奇
由党内第 2 位降至第 8 位，实际 上等于在中
央基本倒台了；林彪成为党的唯 一副主席；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中央书记处
的职务被撤掉；陶铸上升为仅次 于毛、林、周
的第四号人物。这样，刘少奇为 代表的官僚
在党内斗争中暂时失败，文革派 掌权，文化
大革命真正全面开展起来了。同 日，八届十
一中全会《公报》通过，当然其中个人崇拜的话毛泽东违心地接受了，但在后来适当的时侯予以了批驳。
“全会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
要热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

二、红卫兵运动

造反派与保守派红卫兵的斗争

但是，这时群众运动还没有真正取得阶段性胜利。到了 7 月末，工作组和官僚开始受到冲击，于是高干的子女开始转移斗争矛头，变换以前打压革命学生的方式，将高校中的争论的核心话题引向“出身”问题。7 月 29 日，在工作组撤出学校的同一天，北航附中贴出了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随着这幅对联在高校间的传播，引发了学生之间的大辩论，这副对联成为了几个月内运动的焦点。这副对联实际上就是说，党政官僚的孩子，老子是英雄，孩子也是好汉，闹文革也要掌权；文革要反对的仍然是“死老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依然是“混蛋”。他们将文革的矛头引向“死老虎”，为的就是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官僚，而且他们通过“血统论”树立了自己领导革命的合法性。很多真正的工农子女，有一些人坚持造反立场，但大部分人鉴于反右的教训，以及因为对“血统论”和文革的真正方向认识不清，“随大流”跟随了保守派，这使得保守派在组织性强大、有官僚支持的同时也在人数上具有优势。
8 月 1 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提到要接见红卫兵。此消息在高级干部中迅速传播开来，大量知情的高干子弟纷纷组织红卫兵，这些人组织的红卫兵又叫“保皇派” 或“老红卫兵”，但他们只是取了红卫兵的名字，实际做的却不是毛泽东支持的行为，他们主要是保护官僚集团利益，把矛头引向“死老虎”。工作组虽然撤走，但是干部子女仍然可以利用其影响力操纵新成立的“文革会”、“筹委会”、“红卫兵”等组织机构控制运动的方向。比如清华大学：

刘涛
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
“三临”（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临时主席团、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主要负责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

贺鹏飞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之子
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任，校临时主席团主任委员，机械系“文革”主任

李黎凤
人大副委员长李井泉之子
校“文革”筹委会、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


刘菊芬
人大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
清华大学红卫兵总头目

乔宗淮
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
“三临”主要负责人之一，数力系“文革” 主任

胡劲波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之子
机械系“文革”负责人

王新民
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王维舟之子
“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

王苏民
第四机械部部长王铮之子
“三临”负责人之一，无线电系“文革”负责人之一

其他学校的还有：

刘平平
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
师大一附中的文革筹委会主任

刘婷婷
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
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委员

邓榕
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之女
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委员

邓林
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之女
中央美术学院的文革筹委会副主任

邓朴方
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之子
北京大学党委“内定”委员

陈晓鲁
外交部部长陈毅之子
北京男八中红卫兵领导人，“西纠”组织成员

董良翮
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子
北京六中红卫兵领导人，“西纠”组织成员， “现代渣滓洞”北京六中劳改所的创造者


孔丹
调查部部长孔原，国务院秘书长许明之子
北京男四中红卫兵领导人，“西纠”组织领袖

为了解决血统论造成的问题，中央革命派在中央路线斗争的同时，也紧密的与基层造反派互动，试图避免“血统论”引起学生们的分裂，让一切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矛头指向官僚。8 月 2 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接见了“血统论”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然而，依然没办法扭转局势，8 月 4 日，江青在北大讲话，反对成立“贫协”。她认为这是搞分裂，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尽快在学校里成立学生文革组织，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工作组和当权派。8 月 5 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亲自宣布为蒯大富平反，并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8月 6 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江青、康生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很多学生一再坚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则发表讲话：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次是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做法上就叫一斗二批，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改，教育改革。……我们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法前进了。我们要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你们现在若是还顶在这儿，就不能斗那些家伙了，内部老紧张。我们现在有好多成语是过去的，你们不改我们也不勉强。你们请我们来了，我们出点主意行不行？既然革命就不怕有什么错误缺点嘛！你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也可以，或另外改也可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妥当：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
……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们，这样才能孤立打击少数。换言之， 就是团结中间的，把打击孤立面缩小。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队伍要树立起来，要团结大多数，才能斗倒、批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看一个人第一要看其阶级立场。第二不要唯成分论，这是指某个阶级的个别分子背叛原来的阶级说的。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不要看表面。”
这实际上是正确的阶级观点，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主要是看人在革命中的政治表现，文化大革命要反对的是走资派，是官僚集团，要推进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而不是打“死老虎”。然而，很多人修改对联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造反——很难，横批：理应如此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横批：代代相传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他们既然下定决心，要保护官僚，转移斗争矛头，那就不是中央文革小组讲两句话能扭转的。很快，保皇派红卫兵取得了运动的主动权。
“保皇派们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竟相模仿的偶像。……当时中国行政级别共有24 级，父母行政级别在 13 级以下的统统不要。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显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来红”。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他们组织内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职大小来安排职务， 他们成了一群名符其实的“八旗子弟”。如此森严的等级不仅把大批工农子弟排除在外， 甚至连一般基层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
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是社会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冲动与幼稚，于是悲剧发生了：一个 14 岁小女孩要求参加红卫兵，结果红五类们不要她， 理由是以她的出身必定“革命不够坚决。”小女孩听后一言不发，抄起刀走进关押老师的“牛棚”165，连续数刀将老师捅死，然后趾高气扬地对红五类们说：“我革命怎么不坚决？ 现在该让我参加红卫兵了吧！……他们自认为天生就是专政者，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带出来的，老爹被整又将他们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烧起来。于是，我们看到 60 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复活：

​

165 文革时所谓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单位里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仓库，一个教室，也有可
能就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因为在陈伯达主笔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将走资派称为“牛鬼蛇
神”，所以群众将关押走资派的地方称为“牛棚”，它实际上是群众专政的产物。被关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据所犯错误大小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交待完问题，有的几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来交待问题，就像上班一样。一般不许搞打骂，还有必要的生活费。周恩来总理更是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单位严禁搞逼供信，同时允许被专政者有上诉控告权利。《联动覆灭记》

他们将几间教室打通，将抓来的俘虏关进去，用活人来练习摔跤、格斗、擒拿、拳击等，美其名曰集训。这就是他们私设的监狱。再看看他们的公堂：像县太爷一样高高坐在老师的讲台上，将昔日的同学老师挨个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脸、开水洗澡、上吊练习……手段之残忍直追日本的 731 部队，真是骇人听闻。”166
这一时期，如老舍等很多文人都成为了保皇派红卫兵的斗争对象，被残忍地迫害，很多人死于非命。文革后台们把这些都归究于毛泽东及造反派，这是可笑至极。
8 月 10 日晚，毛泽东到中南海群众接待站接见群众，他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家热血沸腾，群情激奋，激情满怀。可是，实际上，造反派和保皇派红卫兵在进行“两个文革”，造反派批判工作组，批判官僚，推进继续革命； 而保皇派转移斗争矛头，批判“黑五类”。这里就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泽东一个人主导的对众人的破坏，它是从中央到基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分析清楚不同的派别的主张和行为，才能认识清楚这场阶级斗争大爆发。
8 月 12 日，北京工业大学贴出的《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大字报由该校学生谭力夫、刘京创作，故意曲解江青的阶级观点，极力捍卫“血统论”。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份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不是唯成份论者——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北京各高校纷纷传抄、张贴这张大字报。对此，中央文革小组组织力量，到各高校张贴
《江青同志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以便重申正确的阶级观点和革命路线，然而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这张大字报的事件。可见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是像后来所说呼风唤雨， 他们只是斗争中的无产阶级阶级代表，面对着官僚的强大势力。8 月 12 日，北京中学数十万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举行批判团中央的大会，以北大附中为代表的保守派要求斗争“小流氓”与以清华附中为代表的造反派要求斗争工作组的分歧公开化。最后，在王任重、李富春等人的支持下，保守派的观点占了上风，此时，在基层，运动的领导权几乎完全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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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联动覆灭记》

保护官僚的保守派的手里。

在劝说的方法没有办法团结保守派的情况下，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以表示对造反派的支持和鼓舞，造反派红卫兵队伍由此开始扩大，他们坚决反对“血统论”，把矛头指向党委官僚，因而，当即受到了官僚和保皇派的打压，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斗争日渐激烈。
老红卫兵为了转移斗争对象，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资本家，他们还歪曲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将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领域的革命变成了打砸抢。
月 17 日晚，北京二中的老红卫兵聚在一起议论，决定采取行动，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四旧”，主要是针对社会上的奢侈品消费以及服饰装束等。为此，他们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8 月 18 日凌晨 3 点起草完毕。8 月 18、19 日，北京二中的红卫兵印刷、散发了他们的传单，引起强烈的反响。破四旧开始后，22 日新华社报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23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26 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向旧世界宣战》，破四旧活动由此推向全国。
但是，既然文革中的两个阶级有两条路线，那么破四旧也不例外，也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被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支持和执行的，主要是在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如更改商店、街道、学校的名称；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婚礼、教育“革命化”；以及反对高薪制度和高利息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特权；还提出一些意在减轻工人体力劳动强度的要求。文革中，为了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减小分化，取消了奖金制和物质刺激， 停发定息，没收私有房产、取消特权等等措施，实际上与造反派的破四旧中的部分主张是相同的。造反派的破四旧路线中，尽管有些内容比较偏激，但是，主要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他们也需要被引导和组织。

但是，因为这条路线触及了官僚的利益，很快保守 派
就提出了不同的路线，以保卫那些本应被破除的东西。 短
短两三天之内，“破四旧”就发展为大范围的破坏文物 古
迹，砸烂教堂寺院，焚烧图书，打人，关押，折磨， 抄
家，驱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回原籍等 暴
力行动。在这之中，很多文人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 被
迫害致死。但是文革结束后，这一切反对文化大革命 的
行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行为，竟然成 了文化大革命的罪状，成了无产阶级及其阶级代表的罪 状， 简直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保守派红卫兵为了保护官僚，还对学校领导干部和老师、同学大打出手。8 月 24 日， 清华红卫兵领袖，刘少奇之女刘涛、贺龙之子贺鹏飞在清华大学临时筹委会支持下，同清华附中保守派红卫兵制订行动计划，组织北京 12 个学校保皇派，企图武装占领清华园，镇压清华造反派。他们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刘涛则鼓吹“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下午，“12 校联军”手持皮带、棍棒冲进清华园，冲散正在大礼堂开会的造反派红卫兵，包围了大字报区，殴打看大字报的学生，撕去揭发批判刘、邓、薄等人的大字报，以及校内反筹委会的大字报，严密封锁礼堂大字报区，实行戒严，还派专人抄录大字报内容及作者姓名。之后他们拆毁了“清华园”牌坊，殴打了写作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成员，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晚上，12 院校保守派红卫兵高呼“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举行了所谓“镇压右派”的示威游行，大搞所谓“红色恐怖”。他们强迫清华中上层干部拆卸、搬运二校门的砖石，对所谓“黑帮分子”进行了抄家，把大批中上层干部从家中拉到西阶，用带铜头的军用皮带167进行毒打，尔后将这些中上层干部关押起来进行了长达两周的折磨。168当晚北大、北航和除北京外的许多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行动。文革中第一次对刘少奇的批判，就这样被“自来红”们的一通拳脚棍棒和铜头皮带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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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这种带铜头的军用皮带不是商品，当时是干部子弟的特别标志之一。
168 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

官僚们也动用自己手中的暴力机器为造反派助威，兰州、陕西等一些地方当权派使用部队武装、警察对付造反派，纵容保守派群众打死人，中央在 8 月 21、22 日发出《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禁止这种做法，要求“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造反派全面反攻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很多原本持中立态度的学生，在这样的种种暴力行动下，在毛主席的鼓舞下，终于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造反派的力量迅速扩大。由于无产阶级本身是多数，因而随着运动的发展，人们对官僚认识越来越清楚，逐渐加入了革命的队伍。8 月 31 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接见 50 万红卫兵。林彪和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都强调“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林彪还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已经发展成社会的斗、批、改”，再次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变革社会的主张，还说：“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这实际上是肯定了造反派的路线。
月 5 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正式组织红卫兵大串联，大批外地造反派红卫兵涌入北京，大大壮大了北京造反派的力量，为后来与保守派的决战奠定了基础。同时，造反派红卫兵开始走南闯北支持鼓动各地被保守派压制的学生们起来造反。南方各省市领导则以“揪南下一小撮”“抓黑鬼”的名义对串联的红卫兵进行严厉镇压，冲突不断。
同时，9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用文斗，不用武斗》。批判了保守派的“打砸抢” 等暴行。
“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所谓人们的灵魂，就是说的思想，说的意识形态，说的社会风行的文化，说的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种种风俗、种种习惯。这些，都是人们头脑里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倡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充分利用大字报，进行大辩论，大鸣大
放。这些都要动笔，动口。动口，动笔，就必须动脑筋，让群众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发

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会文斗，学会动脑筋，这是一件大事。毛泽东同志历来告诉革命的人们，要善于用脑筋。他指出：“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
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这就可以看出，实际上造反派是反对暴力的，而保守派手中有暴力机器，他们才是暴力的施行者，这一切罪行他们都推给毛主席和革命群众，可见用心之险恶。为进一步鼓励造反派，毛泽东又于 9 月 15 日、10 月 1 日、10 月 18 日、11 月 3 日、11 月 11 日、11 月 25—
—26 日接见红卫兵，检阅大会共举行 8 次，接见 1100 万人次。
到了 10 月份造反派已经具备了优势，全面反攻的时机成熟了。10 月 1 日国庆节，毛泽
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 150 万红卫兵。10 月 3 日《红旗》杂志第 13 期发表社论，要求“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正式揭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序幕。10 月 5 日， 中央军委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必须把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10 月 6 日“红三司”举行 10 万人集会，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张春桥在会上宣布全党对“紧急指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继造反派学生对谭力夫讲话进行激烈批判后，10 月 9 日，张春桥在谈话中说谭力夫“他代表一个阶级”，周恩来亦评价其“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认为血统论对联是“造成人为的阶级对立”。10 月 16 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批判谭力夫：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
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用其它形式来代替。例如，在一些学校、机关中，有那样的人，他们完全违背党中央指示的巴黎公社原则，预先指定，暗中操纵，成立所谓‘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文革会’，或者是别的什么组织。甚至当各地大量的革命师生来到首都见毛主席的情况下，也有的地方组织一小批人跟着前来，宣传自己反对中央十六条的决定，企图打击那些来京的革命师生。…… 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 12 天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
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

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不做阶级分析，不把事物一分为二，只醉心‘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轨道，完全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为什么因为是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吗？
……我个人认为，在有些学校，有些单位，高干子女掌握领导地位，是没有好处的，对我们将来的革命事业不利，对他们自己也没有好处。……有的人就很快采取对付的措施了。他们说，‘中央已有指示（并没有这个指示），高干子女不担任红卫兵领导。趁群众不知道，要争取主动’。于是就用了金蝉脱壳的办法，辞去了职务，指定了他认为立场‘最坚定’的人去接替。”
同时刘少奇、邓小平作检讨。
月 24 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激烈批判了官僚，“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并谈到了出身问题，“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月 6 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宣布：“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宣布无效，全部清除，一律当众焚毁”。这就使很多群众放下顾虑，加入了造反派，很快造反的浪潮席卷全国。11 月 8 日，聂元梓等人贴出《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全国各地“革命小将”群起响应。12 日，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大会，揪斗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12 月 14 日，北京文艺界“革命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揪斗陆定一、张闻天、林枫、杨献珍、李维汉、蒋南翔、陆平等人。21 日又揪斗安子文、周扬、林默涵、田汉、杨翰笙等。12 月 24 日，军事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揪斗罗瑞卿、萧向荣、梁必业。12 月 27 日，“政法公社”在工人体育场批斗周荣鑫、雍文涛。1967 年 1 月 4 日，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在工人体育场揪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还在台上的谷牧、余秋里、王震、邱会作等人也遭到围攻。同日，江青、康生等人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时宣布中央文革顾问，“党内第四号人物”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作为开明保守派陶铸随即被打倒。

最终，经过了六月七月的“五十天白色恐怖”的倒行逆施，经过了八月九月的保守派红卫兵的残酷打压，经过了十月十一月的全面反攻，在中央文革派和基层文革派的联手努力斗争下，走资派在中央和基层都暂时败下阵来，运动的主动权终于回到造反派手中，运动开始走向正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始真正开展起来。
官僚子弟的疯狂反扑

但是，在造反派重夺主导权的同时，保守派的行为也越来越极端。在他们丧失主导权的时候，在官僚们地位不保的时候，他们要疯狂的反扑，其行为令人发指。
1966 年 11 月 18 日，北京市委发布《重要通告》禁止“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次日陈伯达在亲自视察后下令解散北京六中劳改所。12 月 16 日，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宣布决定解散取缔各种“红卫兵纠察队”。
这时，官僚子弟也终于清醒的认识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不是代表他们利益的，他们必须捍卫自己的利益。11 月 27 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成立，并于 12 月 5 日发表《成立宣言》，他们扬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并宣布“忠于马列主义和 1960 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由“西纠”“东纠”“海纠”的核心力量联合成的高干子弟组织。领导是牛皖平、宫小吉、卜大华、杨继平、邹建平、苏振生等人，连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都卷了进去。其成员根据等级地位不同，所佩袖章质地不同（呢、绒、缎、绸、布五级），尺寸不一（8 寸、7 寸、5 寸三级）。“联动”成员以中学生为主，谭力夫、李洪山等大学生在里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论指导作用。
月 18 日保守派的“理论权威”谭力夫被逮捕。被保守派打压很久，情绪激动的造反派提出“把谭政文169的骨灰从八宝山扔出去”的口号，还准备召开全市批判“血统论”大会批斗谭力夫，但被周恩来制止。12 月 25 日在中央文革的安排下，北京造反派召开“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和示威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口号。
保守派也针锋相对，12 月 26 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在大会上他们高呼“打倒‘红三司’！”“刘少奇万岁！”“反对乱揪老前辈！”等口号，还有人喊

169谭力夫之父，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从 1966 年 12 月 26 日到 1967 年 1 月 11 日，“联动”为解救被逮捕人员上演了“‘联动’六冲公安部”的闹剧。
12 月 26 日，就是“联动”开大会的当天，两名“联动”的分子在抢摩托车时被北航造反派“红旗战斗队”逮个正着，被扭送公安部，这就是“联动”第一次冲击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难兄弟”。当晚，“联动”发起营救行动，不但打伤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员，连一位赶来调解的副部长都挨了打，但营救没有成功
12 月 28 日到 29 日，“联动”调来几百名暴徒，强占公安部接待室，不断殴打工作人员，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权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将两名“落难兄弟”抢走，而且将 3 名公安人员绑到礼堂围攻谩骂，直到周围有群众赶来声援才撤退。
12 月 31 日到 1 月 1 日，调集百人再次冲击公安部，打伤 2 人。
1967 年 1 月 6 日到 7 日，纠集 100 多人公然从公安部大门冲入，撒传单、贴标语，砸烂礼堂，还跑进公安部食堂，将那里的四五十斤粉肠和熟猪肉一扫而光，还贴出标语“公安部的猪肉真他妈的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将他们的暴行广播了出去，大批造反派前来声援， “联动”一看形势不好，夺路而逃。
1 月 8 日，他们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高呼“打倒‘红三司’！”“打倒江青！”，再冲公安部，并用装上铁钉的“二踢脚”攻击负责守卫的解放军。
1967 年 1 月 11 日，“联动”再次纠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冲击公安部。可是人心所向，
由于这次自发前来保卫公安部的群众达 10 万之众，他们没有冲成，只好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谓权力下放的“最后通牒”，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
联动成员还极端发泄自己的不满，在干部子女学校，他们撕毁图书，破坏教学标本仪器， 砸烂教室，拆卸桌椅板凳，肆意吃喝玩乐，对“狗崽子”、“流氓”进行不由分说的殴打，明目张胆地进行抢劫和袭击造反派甚至普通市民的恐怖活动。据统计，“联动”仅在 3 所高干
子弟学校中打砸抢造成的损失就高达 145 万元。
“联动”的社会恐怖活动已经引起了各方的不满，造反派一方面把怒火进一步发泄在那些作为“黑后台”的领导干部身上，另一方面开始处理“联动”。1967 年 1 月 17 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随后，先是以首都中学红

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 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在中学里，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对“联动”发动了“中心开花”式的进攻；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对“联动”组织展开直接攻击。从 1 月 17 日开始， 公安部在造反派的配合下，开始逮捕“联动”成员。造反派相继摧毁了北京一○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景山学校、育英学校的“联动”据点，共逮捕 139 人。
最终，在中央和基层革命派的打击之下，干部子弟的暴行终于以失败告终。他们从“五一六通知”之后，一直到 1967 年初，这 8 个月里，实行法西斯专政，采取残忍的暴行，为的就是保护自己和自己官僚父母的利益。也正是这些暴行，教育了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学生， 让他们站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让他们真正认识清楚了官僚的本质，让他们奋起反抗，继续革命。
三、“一月风暴”

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限制在学生和知识分子领域以及中央，但是，随着造反派红卫兵的胜利，他们开始试图将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进一步对官僚主义者进行斗争， 并推进社会关系的革命化改造。1966 年 11 月 30 日，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公社”发表了大字报《到工厂去，去学习、去宣传、去战斗》，红卫兵开始正式有组织地进入工厂鼓动工人，去与工矿企业中的“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进行斗争。
“我们这一革命的正当要求，却再三地遭到了以吕 XX 为首的厂筹委会和以陈 XX 为首的临时厂党委的无理拒绝。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吕 XX 为首的一床厂筹委会一直执行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违抗十六条，私设监狱、刑堂，私自抓人拷打，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把与他们意见不同的革命职工开除出厂，谴回原籍，对革命群众进行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使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长期受到压抑。……
在革命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多次的斗争，我们终于冲破了一床厂一小撮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及其幕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刁难和阻挠，获得进厂的权利。…… 入厂后，我们深入车间参加半天生产劳动，还深入到工厂宿舍同工人师傅谈心，了解一床厂革命职工坚持斗争的情况，向工人阶级学习。与此同时我们还帮助师傅抄写大字报，印发传单，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从这一大字报开始，红卫兵运动与工人运动逐步合流，由此，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斗争开始落实到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改造，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逻辑，中央文革派也对这一举动表示了支持。12 月 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即《工业十条》），宣布工人可以在 8 小时工作日之外参加运动， “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规定工人可以进行“革命串联”，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同时规定红卫兵可以到厂矿进行“革命串联”。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规定要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卫兵，鉴于初期运动的经验教训，还要求“在农村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社队之间可以进行串联，还要“组织一批学生下乡串联”，开展“四大民主”，也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宣布“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向领导上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的革命群众，应当平反。”这样，文化大革命遍及了一切社会领域，一场遍及全社会的继续革命开始了。
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触及现实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变革，因而，遭到了地方和基层官僚更加强烈的抵制。因而就在 1966 年底产生了 “经济主义妖风”。走资派领导为了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动罢工旷工，导致停工停产、交通瘫痪。如吕正操鼓动铁道部罢工，火车停开，石油工业部鼓动油田停产，上海的保守派组织“赤卫队”还曾以停水、停电来威胁造反派。当权派还以滥发补助、滥长工资的手段来收买保守工人、瓦解造反派， 如上海一些工厂给工人提前发了 3 个月的工资。这实际上是利用人民的财产，收买人民， 而且没有可持续性。这样的做法不可能收买全部工人，但确实给工人制造了分裂。这样的举动更加教育了人民，只有人民参与到生产的管理，才能真正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缩小脑体分化，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同时避免当权派采取这样的方式来抵抗革命。
在上海，造反派“工总司”与保守派“赤卫队”的矛盾逐渐激化，“赤卫队”甚至以停水停电来威胁造反派。12 月 30 日，上海发生了“康平路事件”，“工总司”彻底击败了“赤卫队”。“工总司”的一统天下为夺权行动奠定了基础。1 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1 月 6 日，王洪文率“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召开大会，强行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等揪到上海人民广场批斗，宣布打倒中共上海市委。会后，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停止办公。这就是“一月革命”或“一

月风暴”。毛泽东随即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1967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谈到机关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时，提出“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由上面派去的少数干部和下面的绝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了的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由毛泽东审阅的《编者按》全面肯定了夺权行动。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 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2 月 5 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它宣布：“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
这就实现了政治关系的变革，人民可以选举撤换公职人员，而且拥有四大民主权利，这实际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且并不是说所有以前的领导都不能当公职人员，只要不是走资派，不是阻碍政治关系的变革的领导，或者是改造好的干部， 都可以参与到新的领导机构。打倒党委也不是不要党的领导，只是因为原有的党委被走资派把控，现在要建立新的党委，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这并不同于无政府主义，因为这不是要取消专政，不是不要政权，而是使人民能够更好的掌握政权。它变革了原有的政治结构，使得社会继续向共产主义进发。
此后各省造反派纷纷开始夺权，文革从文化批判、群众造反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夺权激化了造反派内部的矛盾，部分地区造反派为争权、或是因为小的分歧而分裂。重庆市学生组织“八一五”和工人造反军联合成立“重庆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很快左右了重庆局势。重庆市委为分化造反派，给“八一五”送了 3 个简报，说“学生打了天下，轻轻松松让给工人了”。在夺权前夕，重大“八一五”总团熊代富170带几十个人包围了办公室，把指挥部公章一劈两半，宣布解散联合指挥部。从此以后，重庆工人造反军和“八一五”学生就再也没有联合起来过，并埋下了派仗和武斗的种子。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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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熊代富，文革前团支部委员。在 7－8 月，批郑思群时期，冶金系 69 届炼钢二班的熊代富等同学首先成立“铁扫把” 战斗小组，搞集团作战。“八一五”的实际领袖，67 年 2 月任革联会副主任，68 年 6 月任市革委会副主任。熊搞武斗很积极，一切有利于造反派分裂的事情都很积极。黄廉说：“熊代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点都不曾触动他，有人说他是市文革委派进来的”。六五事件之后，被反到底俘获致残，退出派别。1973 年 6 月－1979 年 3 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当选书记，四川省第五次团代会副书记。现在重庆安吉尔科技有限公司老板。
171此事例选自黄廉：《重庆文革口述史》。有删改。

同时，一些造反派怀着报复心理对很多干部进行残酷打击。一些被保守派用来整人的酷刑，如“喷气式”，也被造反派拿来使用。对于这些问题，中央及时采取措施纠正。“两报一刊”开始集中发表文章批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认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打击一大片”的余毒，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阴谋”，反复劝说造反派们“走资派”只是一小撮。对于绝大多数干部，也是希望在教育后继续任用，而非简单的“打倒”。中央还禁止了全国性的群众组织172，不允许群众组织全面代替国家和党的作用，允许造反派冲击国家机器的意图是要“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露我们的阴暗面”，并建立新的革命政权
173。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对政治关系改造，在中央革命派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应当在地方
改造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而不是不要党，否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事实上党的领导是继续革命所必需的。同时，“打倒一切”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思想，不能够团结大部分人，不能够具体分析需要改造的社会关系，而是绝对的打倒一切。
对个人进行迫害也是资产阶级的路线，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人，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应有的行为，毛泽东在 12 月 27 日给周恩来写信说：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我们是无产阶级，斗争要文明一点，为什么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出来。”

但是这很难阻止在前几个月惨遭迫害甚至背负了家仇血债的群众，大批干部受到激烈批斗。1967 年 1 月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成为文革中第一个死于造反派之手的高级干部。领导“西纠”血腥镇压造反派的孔丹，其父调查部部长孔原也在这一时期被激烈批斗，其

172 1967 月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取缔全国性群众组织的通告。通告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一、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它们的成员应该立即从北京等地回去，到原单位参加运动。二、这些组织以各种名义冒领的公款，应一律如数追回。三、这些组织，如发现有反革命活动，其成员必须向公安部门揭发报告，由公安部门负责审查处理。”
173 霞飞：《“文化大革命”中的大联合》。文载《党史纵览》，2004 第八期.，20-27 页。

母国务院办公室副秘书长，大力协助了“西纠”活动的许明也被逼自杀。之后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也相继被迫害致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险些丧命。
可以说，内部分裂、整人、“打倒一切”、不要党的领导，都是错误的小资产阶级路线， 中央虽然在尽力纠正，但是在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达到效果，这是文化大革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三节 “二月逆流”大清洗，林彪暴政终倒台

一、从“二月逆流”到“全面内战”

文革初期，军队的高层支持了革命派，但是这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党政官僚集团， 而且各地军队官僚对文革的态度也并非统一。在很多地方，造反派的势力远不如有地方党委领导和国家机器支持的保守派强大，因而，在夺权行动中，很多省军分区和地方党委联合起来对付造反派，压制群众运动。很多当权派被打倒后，被军队保护起来，因此很多造反派把军队视为走资派的最后避难所，到军分区司令部静坐请愿，军队则罗织罪名进行抓捕。
为了促使军队支持造反派，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央提出“三支两军”174，28 日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即“军委八条”），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 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档、档案和技

​

174 即“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成立革命委员会，
“青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贡献，但是他们马上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现在各省市都学习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那国号改不改呢？如果改为中华人民公社，那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还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看苏联就不会承认，承认对他不利。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 总要有个核心。……总之，还要有一个党。我看名称还是不变得好，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 国务院还是叫国务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吧！”
《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5 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转引了毛泽东的指示：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1968 年 3 月 30 日“两报一刊”的社论再次引用了毛泽东的话：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 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这些举措，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打击的是走资派，可以解散反动的党委，但是党的组织还要存在，党的领导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前提；二是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这样即可以获得军队支持，又可以留用有经验且支持革命的干部，反对“打倒一切”，这是无产阶级应有的做法；三是反对武斗、建立全国性群众组织；四是鼓励军队支持革命；五是要建

立一元化的领导机构，这也正是列宁所说的“实干的”政府组织。

但是，这里有两方面困难，一是并非全国的军队都会照做，实际上随着夺权的进行， 军队已经不能再像文革初期那样不作为，很多地方军队和地方官僚集团合流。实际上，只有上海、黑龙江、山西、山东、贵州五省驻军支持造反派。北京是中央所在地，因而也没有人敢于镇压群众。二是革命群众继续受到小资产阶级路线的破坏，派性、整人、“打到一切”、不要党的领导等错误做法在很多地方没有改变，还有部分人提出过左的主张，希望彻底踢开军队和原有干部，这样又导致了造反派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因而，在很多地方，军队和造反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些造反派要求批判军队官僚，这就引发了军队更大的不满。
军队对造反派的反对也体现在中央的军队官僚上。2 月 14 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叶剑英怒气冲冲地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你们凭空捏造刘志坚是‘叛徒’，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从
《红旗》十三期社论（即宣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引者注）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要保陈丕显，张春桥则称要同群众商量。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随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说：“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
这些人的言论实际上说明，他们已经站在官僚集团一边了，对于“联动”这样的恐怖主义组织，他们居然都想为之开脱。毛泽东得知后，震怒，他让谭震林接电话，说：“谭震林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你不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

出嘛！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3 月 1 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干部，
“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林彪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从 2 月 22 日起至 3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 7 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也就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后各地保守派在地方党委和军队势力支持下大肆打击造反派，被称为“二月黑风”或“三月黑风”。武汉军区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二司”、和“工造”，逮捕近 500 人，牵连超过 6000 人；广州军区把“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等；河南省军区把“郑大联委”、“8·24”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二七公社”，逮捕数千人；福州军区把“红革会”、 “9·2”等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安徽省军区把合肥“红卫军”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8·2 革联站”、“红革会”、“工人一司”；新疆压制“红二司”等等。2 月 18 日，成都军区用飞机撒叶剑英签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一封信》175，开始打压造反派。176在这段时期内，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 1100 多个，抓了 12 万人， 连同情造反派的老干部李大章、龙天宝都抓了，《红岩》作者罗广斌被迫害致死。2 月 23 日， 西宁全城戒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制造了“二二三”事件，当天打死打伤革命群众 340 人，逮捕、拘禁 10157 人，次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 12 人，同时对革命群众采用各种刑罚实行逼、供、信，大搞跪倒“请罪”177。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革命派坚决反对军队镇压革命群众。4 月 2 日中央台播送了人民

​

1751967 年 2 月 11 日，成都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 50 余人。造反派“八二六”战斗团发表声明，指出 2·11 事件是全省反革命的大反扑，要求军区立即释放非法逮捕的同志，并同程度工人革命造反团游行到军区静坐示威，要求军区副司令员韦杰接见群众。静坐坚持了六天七夜。2 月 17 日，经叶剑英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信》指出：“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18 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这封信。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飞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广播后，围困军区的造反派开始撤离。
176李秉铎：《经历“二月黑风”——文革记事》。
177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七章第二十节。

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指出：“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在 4 月 6 日又发布了《军委
10 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军队都不能打击群众组织，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取缔群众组织，只能进行政治工作，并要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主持支左工作178。4 月 12 日，为了做各军区的工作，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江青发表了讲话：《为人民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轻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支持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像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是那样子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在中央的一系列举动之下，造反派重新活跃起来，在更大范围上建立起新的组织。地方

178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卷），1967 年 4 月 4
日、6 日。

在不能公开使用军队警察对付造反派后，转而设法将武器交到保守派手上，挑起武斗。为了自卫，造反派于是也设法抢夺武器，武斗逐步扩大。在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 8201 部队
的指导下，保守派组织红武兵于 5 月 16 日改组为百万雄师，开始有步骤的镇压和屠杀造反派。6 月 17 日在汉口六渡桥、6 月 24 日在汉阳轧钢厂和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先后发生大型武斗。据不完全统计，从 6 月 4 日至 30 日，武汉市在武斗中死 108 人、伤 2774 人179，死者皆
为造反派。到 6 月底，百万雄师已完全占领汉阳，控制汉口大部分地区，造反派伤亡惨重， 退缩到武昌造反派占绝对优势的少数院校里。180江西、四川等地当权派挑动农民发动武斗， 中央下发《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禁止各地挑动农民进城、禁止武斗、禁止 抢夺军队武器弹药。181部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后由于权力斗争发生分裂，一部分成为温和派， 加入到“革委会”中，一部分较激进的对“革委会”不满，两派因此也发生武斗。7 月 11 日，复课闹革命代替了停课闹革命，学校秩序开始恢复正常。但派系斗争并未停止。
月中旬，毛主席亲赴武汉试图化解两派群众矛盾，促成大联合，但遭到保守派顽强抵抗，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抓走王力，酿成震惊全国的“720 事件”。武汉“720 事件”后，陈再道被撤职、到北京接受批判，周总理先后批评新疆军区、江西军分区，指出：“过去军区错误，就是对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农民，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就是策划，放纵！军区要负这个责任”。借处理武汉事件，新华社报道了各地一系列造反派，中央希望通过解决武汉问题推动周边，却低估了军队干部和保守组织，许多地方矛盾反而激化，部队甚至公开挑起冲突。江西有的地方和组织，公开抵制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认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至出现严重武斗和新成立的省革筹认为的“军事叛乱”。造反派也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进行大联合，一些省形势失控，全国掀起乱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恶风。182
月 1 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由王力、关锋等起草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
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40 周年》。社论提出：“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全国各地的

179 “七二〇”后，据湖北省委统计，仅武汉市，打伤打残者 6.6 万人，打死 600 多人。
180 起轩：《腥风血雨的武汉“7.20 事件”前夜：百万雄师和武汉三镇的大规模武斗》。
181 肖健卿、李近川《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
182 徐海亮：《周恩来处理武汉“7.20”事件》，文载《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银河出版社。

群众组织纷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解放军，冲击解放军军营，殴打部队干部战士，浙江省军区、湖南省邵阳军分区武器弹药库先后被抢。1838 月 7 日，谢富治提出“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这些曾经血腥镇压群众的专政机关干部遭到了造反派的残酷报复，3.4 万人受到了打击迫害，1100 多人被迫害致死。8 月 7 日，王力又发表了“王八七”讲话， 煽动群众组织夺外交部的权，8 月 22 日外交部造反派带领群众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王力和新外交部长姚登山还向全世界的中国大使呼吁“将中国的革命带到其他国家”，几天后被周恩来制止，姚登山下台184。同时，社会上的极左势力（以“五一六兵团”为代表）也要求打倒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旧政府”，后来还要求彻底否定文革前的官僚体系，按照“巴黎公社”模式自下而上的重建国家机器。
这里，实际上既需要反对军队对革命群众镇压，也要反对造反派的“极左”行为。“极左”主要是说，文革实际上是要完成政治关系的革命，使人民参加到国家管理中，但不意味着要彻底砸烂国家机器，而是要对国家机器进行改造，而这种改造必须是谨慎的，不能打倒以前的一切；也不是说一切旧有的干部都要打倒，对于大多数干部应该留用，改造好的也应该留用；更不应该对干部进行迫害，对于反有罪行的官僚应该依法惩办；同时军队干部只要不是反动派，不是镇压群众，就应该予以团结。
8 月 9 日，林彪讲话批评军队领导人镇压群众运动的行径，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对于军队干部，“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也不希望垮下去。”8 月 16 日，周恩来也指责军队：“他们讲成分、讲党团员，听话的就觉得好。根据这一点，支左常支错了。” 8 月中旬毛泽东批示《红旗》杂志发表的王、关等的社论是“大毒草”。8 月 26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生活会，中央极左势力
（王关戚）遭到批判，随即被隔离审查185，社会上的极左思潮也被批判为“形左实右”。从 8 月起，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各个地方抢夺武器、武斗等问题，但是各个地方的武斗
仍然相当严重。9 月 5 日，中央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军用物资的命令》，要求“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

183 闫志峰：《“揪军内一小撮”风波始末》，文载《党史纵横》，2005 第 9 期，37-40 页。

184 Dao-yuan Chou. Silage Choppers and Snake Spirits. IBON Books,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339-382 185霞飞：《“王、关、戚事件”始末》，文载《党史博采》，2005 年第 1 期，10-16 页

军的武器、弹药……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186，造反派向军队归还了不易隐藏的重型武器和部分轻武器，情况出现一定好转。此后中央发布了很多稳定局面、确保生产的通知。
随着外部形势越来越有利时，造反派内部的派性问题日益凸现出来。9 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告诫造反派：“告诉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要求红卫兵多作自我批评，迅速实现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9 月 17 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十四期社论《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再次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1967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明确指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10 月17 日，中央下发《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要求各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系统、行业、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要求“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187。毛泽东还反复强调，大联合要坚持“三结合”的原则，“要扩大教育面”，将愿意接受教育的老干部解放出来，“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188“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189
然而，很多造反派并未理解毛主席的意图，将目标定位于争得更多、更有利的革委会席位，而不是推动变革社会关系。各派造反组织高喊“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口号，在革委会筹备委员会里为权力分配明争暗斗、互不相让。同时，许多造反派不把老干部结合进去，仍按照打倒一切的思路，拒不解放和起用老干部，或者一派起用老干部，另一派就起来又把这个老干部打倒。大联合陷入僵局。
1967 年 11 月，两报一刊发表纪念十月革命 50 周年的社论，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此时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斗争正在高涨。尤其是 1968 年在资

​

186毛泽东：《对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命令稿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67 年 9 月 5
日。
187《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7 年》，文载人民网。
188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卷），1967 年 7 月-9 月。
189毛泽东：《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卷），1968 年 5 月 8 日。

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也发生了革命运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学生运动；法国、意大利、德国的学生、工人运动，都受到了中国文革群众运动和毛泽东一系列思想的影响。中国一时间成为世界革命的思想中心。
毛泽东曾设想到 1968 年初完成“大联合”，“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190，但到 1967 年年底，全国只有青海、内蒙古、天津等少部分省份成立了革委会。1968 年初将约束造反派作为很重要的任务。1968 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提出，1968 年的战略目标之一是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各个群众组织“都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提高觉悟，纯洁队伍，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1 月中旬，运动达到高潮，所有中央和地方报纸都连篇刊登批判派性的文章。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刊登《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编者按语提出“要打倒派性，还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历数派性罪状，大揭派性危害，人人批判，个个抑制，使它在群众中象‘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同时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各省造反派时，都不失时机地批判派性。1968 年 2 月 25 日，
《人民日报》发表《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指出：“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当前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反扑的主要手段。如果不坚决打倒无政府主义，就必然会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无政府主义思潮“是阶级敌人进行垂死挣扎的阴谋伎俩； 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革命不彻底性的恶性发作。同时，也是对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191从 1967 年底，中央开始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分期分批抽调一些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的有关人员来京学习，帮助造反派开展“斗私批修”，以解决这些地区的问题，促使其早日成立省革委会。
从群众组织到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农村、家庭都掀起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热潮。以福建省为例，1967 年 12 月 5 日-1968 年 8 月 15 日，中央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福建班。学员分三批先后入学，学习分三步：一是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二是联系本单位、本地区“文革”实际，座谈讨论，提高认识；三是进行批评与自

190《毛泽东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 年 9 月 20 日。
191任立新：《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

我批评，开展革命大批判和组织重点斗争。同时，省军管会举办第 1 期、第 2 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省各市、地、县、社、队都不同程度地办班。经过学习班批判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造反派逐步改变派性观点。1968 年 3 月福州市 127 个单位实现大联合；5 月福州地区 75 家工厂实现大联合；7 月福州地区 44 个群众组织在北京签订《关于大力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8 月经中央批准，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192
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实现“大联合”，但部分造反派出于派系利益，1968 年 2、3 月间重新恢复跨行业组织，局部地区开始大打派仗，武斗事件仍经常发生。1968 年 2 月 3 日，就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当天，保定市两派群众组织就发生冲突，开枪对射，死伤数人。“二三武斗”拉开了武斗的序幕，保定市此后大半年时间内枪声不断193。1968 年 3 月，中央第二次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下发“315 指示”，批评 54 军仍是支一派、打一派，没有一碗水端平。“315 指示”传达后，军队支持的“八一五”组织几乎瓦解，反到底194开始骄傲，武斗苗头重现。54 军各个机构都给中央打电报，梁兴初找中央摊牌，说军队想不通、群众想不通，“315 指示”可能造成更严重武斗。4 月 27 日，周恩来又传达了毛主席的“427”指示，“叫反到底不要翘尾巴”。
3-8 月，重庆发生数十次武斗，双方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榴弹炮、火
箭筒等武器195。在 6 月 2 日重庆市革委会成立之后，武斗却愈发如火如荼，“八一五”开展大规模“剿匪”运动，“反到底”派无还手之力，步步后退。武斗从重庆市区向周边专县扩散，群众伤亡惨重，数十万“反到底”成员逃往成都等地196。陕西也是同样，1968 年 5 月 1
日成立革委会同时，汉中、西安等地就相继发生武斗，两派抢走泾阳 302 武器库各种战备武器万余件和大量弹药，陕西境内的陇海、宝成铁路系统和沿线地区铁路交通多次中断， 面粉厂、米厂机器、粮库被炸毁，城内交通中断，粮菜供应困难197。
一些造反派认为，如果能在武斗中取得胜利，消灭另一派组织，就可以以自己为核心

​

192叶青：《“文革”时期福建群众组织研究》，文载《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2002。
193清园居士：《风云突变－－保定市文革期间武斗情况全记录》。
194反到底是 1967 年 4 月成立的造反组织，前身为工人造反军。
195 何蜀：《“文革”中重庆的“一号专案”》。文载《文史精华》，2002 年 4 月，32-39 页。
196 胡志金：《重庆武斗与全国唯一的“文革公墓”》，文载《文史精华》，2008 年 7 月，31-34 页。
197 夏兰秋菊：《[口述历史]陕西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2006 年 9 月 16 日。

组织大联合198。在这一思想指导下，4 月 23 日，清华大学团派和“四一四”之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百日大武斗”。以往较好执行中央政策的北京高校陷入动荡之中。
广西两派武斗过程中冲击军事机关，抢夺部队武器弹药，援越物资受阻。1991968 年 7 月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七·三布告”，针对近两个月来广西桂林、柳州、南宁等地连续发生的一系列武斗事件，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严惩。“七三”布告后，武斗仍屡禁不止。７月７-９日，重庆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炸药等；7 月 19 日，西安数千群众攻打白家口地区，动用了航空机关枪、土坦克等武器，打死 21 人；陕西省其他地区还不断发生武装攻打革命委员会、杀害革委会成员的事件。200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武斗不断升级等一系列严重事件，颁布了“七·二四布告”，重申：“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七·三布告”，不得违抗”，“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产，中断交通通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依法惩办。还要求必须立即恢复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要求无条件结束武斗，但随后不少地方的保守派乘机一举打垮甚至消灭了造反派。广西军区韦国清趁机指使保守组织“联指”发动对造反派“四二二”的武装围剿，酿成骇人听闻的大血案201。宾阳县从 7 月 26 日到 8 月 6 日，打死
所谓“阶级敌人”3681 人，灵山县打死 3200 多人，上林县打死 1906 人，白色地区打死 1073
人，河池地区打死 7000 多人202。军区和“联指”共同攻打“四二二”控制的南宁解放路、
百货大楼、展览馆，到 8 月 5 日夷平南宁闹市区，打死反对派 1470 人，抓获俘虏近 9000
人。203更令人发指的是，“四二二”几千人为躲避围剿，躲进地下人防工程，联指在军区的

​

198 米鹤都、张琦：《岁月流沙——蒯大富口述团派和四一四的分野》。
199 焦红光：《“文革”中周恩来处理广西问题等有关情况》，文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 3 期，14-17 页。
200 白磊：《从夺权到军管：1967-1968 年陕西省武斗略述》，文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 年 7 月。
201 张雄飞：《一部掩盖韦国清等文革罪恶的官史》。
202 徐勇：《韦国清和广西 422》。
203《揭秘韦国清与广西文革 4·22 事件》

默许下，竟打开打开邕江上游左江水电站拦河大坝的大闸，水淹南宁，溺死人防工程中的最后一批反对派，尸体漂到港澳地区，震动世界204。
对动荡的高校，毛泽东看到光是批无政府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决定派一些优秀的产业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让工人收缴学生手中的武器。7 月 27 日开始派“工宣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目的是制止学校内的武斗，促进两派大联合。蒯大富为首的团派抵抗工宣队，在十多个小时里，打死 5 名工人，打伤多名工人和解放军，这一事件直接
震动了中央。毛泽东于 7 月 28 日凌晨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批评了激进学生的武斗及抵抗，高校文革运动从此转变方向。205毛泽东对蒯大富讲：“你们不是抓“黑手”吗？“黑手”就是我。你现在很不好办，我看你毫无办法。布告明明宣传了好多天了，你们仍然要打，你们要打到哪一年？”“北京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在打，一打不可开交，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
但总体上，毛泽东对高校学生仍是保护的，“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员大将，我是保护你们的，你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还有其它学校的头头，但著名的还是你们五个。你们做了许多工作，工作也很困难。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没经历过，不管你们有多少缺点错误，我们还是保护你们的。”206毛泽东不同意中央文革将五大领袖打倒，而是希望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通过教育和到基层单位劳动锻炼促进造反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改造自身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
1968 年 8 月 25 日，《红旗》1968 年第 2 期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指出“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上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工人阶级的领导“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工人、解放军“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工人阶级不但要到学校，而且要“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去”。207从 8 月底起，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

​

204《1968，血与火的南宁城》。
205李玉琦：《清华园 1968“百日武斗”记实》，文载《中国青年研究》，1993 年第 6 期，39-41 页。

206《毛泽东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1968 年 7 月 8 日）》
207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载《红旗》，1968 第 2 期。

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9 月份，66、67、68 三年的毕业生都毕业了（俗称“老三届”），这些毕业生开始上山下乡做知青。因此红卫兵的运动停息下来。
1968 年夏，中央通过下发两个布 告、派工
宣队和军宣队等方式，很快控制局势。 部 分 地
方的武斗一直持续到 1969 年“九大” 以后，但
全国总体已经安定下来，大规模群众 运 动 结
束。1968 年 9 月 3 日，西藏、新疆两 个 自 治
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 29 个省
市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 年 9 月毛泽
东提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大批判，
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 革 不 合
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 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由此，文化大革命由造反派夺权，转向了“军干群”三结合，改革社会关系。
实际上，军宣队、工宣队以及成立“革委会”，都是希望造反派能够保住革命成果，稳住阵脚，先解决派性问题，同时把目光从夺权转变到社会关系改造上。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改造社会关系，夺权目的是为了清除走资派对继续革命的阻碍。但是当走资派基本被打倒，那么就应该放下派别争斗，进行社会关系改造。在很多地方，革命委员会中实行“军干群三结合，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军队掌权，其次是原地方党委，造反派实力并不大，还经常被排挤迫害。但是，在造反派实力不够继续推动变革，且内部分裂严重之时，应该先稳住阵脚，争取大多数的支持，同时尽可能的改变社会关系，等到自身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实力增长了，再进一步推进革命，这实际上是继续革命的正确路线。
二、中共九大与军队专政

然而，由于成熟的革命骨干太少，没有办法形成对造反派群众的领导，这一调整，没有被造反派领悟。因而，不得不依靠军队来稳定混乱的局势，反之造反派在无休止的武斗中使自身陷于灭亡。同时这样的武斗不仅无利于改变社会关系，还会造成经济的严重滑坡，

社会的严重动荡，无产阶级专政可能不保。但是林彪为代表的军队官僚集团利用稳定社会秩序的过程，既对党政官僚进行残酷迫害，又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打击，同时他们还利用对毛泽东近乎疯狂的个人崇拜，来转移革命群众的注意，以图达到专权的目的。
从 1967 年开始，针对造反派无休无止的派性斗争，中央希望对造反派进行一次系统的
整顿工作，使造反派能建立有力的阶级组织。1967 年 11 月 27 日，江青在讲话中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 也有党外。”“清理阶级队伍”由此开始。1968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 “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一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在于平息造反派武斗，恢复社会秩序。但是很快，随着“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委会在全国成立后，军队在社会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由对造反派的整顿，变成军队官僚为了巩固地位，对倒台的党政官僚和造反派进行的疯狂迫害的手段。在 1967 年到 1968 年，随着夺权的进行，造反派犯了很多“极左” 或是“形左实右”的错误，招致了人民群众的不满。而军队就利用这种不满，对造反派进行打击。造反派组织受到沉重打击和迫害，在革委会中能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小。这对于支持文革力量的发展和保留文革仅存的成果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针对这种情况，在 1968 年 10 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提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但是军队并没有完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不过，尽管军队的打击方式很重，但打击的很多都是有极端行为或主张的人，一些同意妥协的激进造反派被保留了下来，一些温和组织以“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的名义加入“三结合”，造反派的头头被“突击入党”吸纳进了体制之中。这对于文革是有利的一方面。
同时，大批倒台的当权派和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遭到了清洗和处理。以刘少奇为首的当权派的遭到清洗，知识分子此时又像 50 天专政一样被关进“牛棚”、“学习班”或下放到
干校。这段时期是 1966 年后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的又一个高峰期。翦伯赞、吴晗、田汉、范文澜、杨朔、李广田、赵树理、萧也牧、孙维世、闻捷、郑君里、海默、邵荃麟、严凤英、以及“乒坛三杰”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等人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军队专政时期遭迫害逝世。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随着党政官僚的倒台，他们的子女也受到残酷打击。

因而，总体上来讲，尽管军队清理夹带私货，但是对于稳定局势，保存在反派实力，保存革命成果，进步意义更大一些。
1968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毛泽东在全会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召开党的九大便成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的一项迫切任务。
1969 年 3 月 9 日——27 日，九大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它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准备解决军队专权的问题，他认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承认文革造成的军队专权的既成事实，有“唯生产力论”的嫌疑，让张春桥重新起草。
中国共产党第 九 次 全
国代表大会于 1969 年 4 月 1
日——24 日在北京 举行。毛
泽东主持了开幕式 并 致 开
幕词，林彪代表中共 中 央 作
了政治报告。报告以 “ 无 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 的 理
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并说党的全部历史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并提出了“斗、批、改”的新任务。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70 人，候补中央委员 109 人，其中原
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 53 人，军队干部达到了 136 人，占 49%，群众组织代表和老干部平分了另一半。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可以说，以林彪为代表的军队官僚，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当然文革的很多主张也得以在此后逐步实行。
1970 年 1 月 31 日，中央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 月 5 日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

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一打三反”运动开始。这又成了军队的清洗运动。
在运动中，一些在文革中进行打砸抢，煽动武斗，对敌对派系进行残酷打击的造反派头头也在这一时期被处死。为了在短期内达到规模，将死刑的最高核准权被下放到省一级， 省一级只需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即可。而省一级将权力进一步下放，最终县一级都有权力宣布执行死刑。大清洗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毛泽东在公安会议上愤怒的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然而这并阻止不了军队，在“一打三反”进行 10 个月内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 万人，逮捕 28.5 万人，9000 人被判处死刑。
清查“5·16”运动也成了军队官僚清洗的手段。在江青批判“5·16 兵团”的“9·5 讲话”发布之后，1967 年 9 月 8 日姚文元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其中提到：
“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取了陶铸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
清查“5·16 集团”正式拉开了序幕。1968 年中央成立清查“5·16”专案领导小组， 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既然“5·16 兵团”产生于造反派中的激进思潮，那么清查运动就是军队用以清洗造反派的最好形式。为了阻止军队利用清查“5·16”打击造反派，1970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然而军队并不肯罢休， 1971 年，林彪曾说：“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掉。”
三、九届二中全会与“九一三事件”

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经济的好转，以及文革派力量的恢复，文革派也决定结束军队的暴政，纠正之前军队的错误。毛泽东首先从遏制个人崇拜开始。1969 年 6 月 12 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 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
“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

形式主义的活动”。1970 年 4 月初, 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 100 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 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 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 我曾讲过一百次, 可是没有人听, 不知是何道理, 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他在稿中删去了:“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
文革开始前，毛泽东“违心” 的接受
了林彪搞个人崇拜，为的是能够 不打击
革命群众的热情，现在个人崇拜 也该退
潮了。很多人说毛泽东大搞个人 崇拜，
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上 正是毛
泽东在纠正个人崇拜的问题。个 人崇拜
其实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 会的变
革，让人们觉得毛泽东很伟大，但 是小资
产阶级性使得这种伟大被神化了；而另一方面，就来自林彪对革命群众的误导。
1970 年 8 月 23 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准备在庐山召开，主要是为四届人大的召开做准备。8 月 13 日下午,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 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后来吴法宪在会议上以此为把柄激烈攻击张春桥。叶群、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积极支持，在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同时危言耸听地声称要揪出“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人。显然这是军队官僚集团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改变了全会的原定议程,甚至狂热地煽动“揪坏人”，矛头直指张春桥，目的就是打击造反派。江青、张春桥被迫向毛泽东求救。毛泽东则针锋相对，1970 年 8 月 31 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了给林彪张目的著名理论家陈伯达。吴法宪、黄永胜等人被迫做了检讨，但是林彪自始至终拒绝做出任何检讨。由此，全国开始“批陈整风”，开始停止军队干政。
在文革派准备集结力量，团结老干部，使军队停止干政的时候，林彪也坐不住了，1971

年 3 月林彪之子林立果制订了《“571”工程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在周恩来积极筹办四届 人大的
时候，1971 年 8 月 15 日，毛 泽东再
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 华东等
省市巡视。主要谈党内路线 斗争的
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对 林彪、
黄永胜提出批评。毛泽东还 提出限
制军队权力，“权归政，兵归 营”。这
轮工作下来军队各个派系都 不再把
林彪看作他们的利益代言人。9 月 10 日下午，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11 日中午， 专列突然离沪北上，在 12 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使林立果等人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9 月 12 日晚，林彪、叶群、林立果仓皇出逃，最终机毁人亡，这就是“九·一三事件”。
到了 1973 年，经过“八大军区对调”与老干部恢复工作，军队官僚和党政官僚进行整合，成为了统一的政治力量，虽然文革前的党政官僚还没有完全恢复实力，但是其力量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尽管老干部经过批判，但是很多人并没有进行“改造”，反而更加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但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派在没有实力推行进一步改革的情况下， 也只能暂时妥协。
四、珍宝岛战役
1969 年 3 月，由于苏军挑衅，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激烈交火，中国击退了苏修军队，并俘获了苏军的一辆坦克。

8 月 28 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并接连提出了“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中央领导（包括已被打倒的）被疏散到全国各地，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至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
1969 年 10 月 1 日，建国 20 周年国庆节上，打出了一条口号：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这一口号为毛泽东亲自草拟，展现了中国人民决心革命到底，打倒一切反动势力的决心。而且，此时的中国绝对有充分的信心保卫国家。经过 20 年的工业化建设，中国的工业体系初见规模。国防工业更是突飞猛进，1956 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中国的 1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仅用 4 年时间，1960 年中国就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 年，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 年又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到 1970 年，我国用长征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除了“两弹一星” 外，1968 年中国首艘核潜艇在葫芦岛船厂动工，1974 年 8 月 7 日交付海军使用。至此，中国基本建立了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这一切都不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能够抹杀的。


第四节 “批林批孔”再掀浪，落日余晖终悲壮

一、文革中的社会变革1. 生产关系变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它的根本任务是变革社会关系，改变社会关系中一些资本主义的残余。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残余还存在， 因而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208
与旧社会的不同在于，现在是无产阶级通过先锋队掌握政权，所有制在“法权”意义上为公有制，因而，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进一步变革。从 1967 年，文化大革命从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到社会关系领域后，社会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变革，就是经济关系的变革。
所有制

从“法权”意义上的所有制来说，中国的有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如上海市共约 9800 个企业和生产单位，其中 3200 个是国家所有的，6600 个是集体所有的。”209全民所有制企业又分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管理，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分为重工业，生产第一部类产品；轻工业，生产第二部类产品，满足人民生活和出口。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居民街区或是人民公社、生产队管理的企业，为中小规模工业企业，主要满足农业和居民生活需要，也附带供应工厂。集体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值低，“它们只占工业生产的 4%，而国有企业占 96%。”210
从大跃进开始，毛泽东就试图调动地方积极性，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破除僵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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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载《人民日报》，1957 年 2 月 27 日。
209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二章，工业计划。
210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二章，工业计划。

中央统一计划，同时为劳动者管理企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因而，除战略性的大企业，其他企业下放到地方管理，由于官僚的破坏，这一计划没有很好的完成。但是到了文革，这一计划逐步实行，就上海而言，“1957 年 46%的工业产值属于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企业，而 1970 年只有 6.8%，另外的 93.2%属于地方管理的企业。”211
文革时期，集体所有制企业发展突飞猛进。由于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 对于解决城乡劳动力剩余、加快积累、改善生活、激发人民生产积极性，在当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街道工厂’是由邻近街区的居民所有，并由街道革委会经营的。它们在大跃进期间产生，文化大革命给了它们巨大的推动。它们代表了新的工业发展方式，并反映了打碎旧形式的努力。它们使得妇女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劳动，1971 年大约有 20 万上海居民在这种企业中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原来是家庭主妇。这些妇女主要出于政治原因想参加工作， 她们在经济上没有补贴其丈夫收入的必要。她们的动机主要出于对参与生产劳动的渴望。
街道企业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它们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需要——修补衣服、缝纫、洗涤、零修。它们减小了家务负担，并使日益增加的家庭主妇参与到生产中。它们同时也适应了更广泛的需要——轻机械加工业，晶体管制造业，等等。这些企业不会依靠国家投资，而是全部依靠这些边际资源（废弃原料，旧机器，自筹经费）。
虽然这些集体的城市小企业现在主要是满足当地需求，但是他们也开始尝试去适应更广阔的工业需求，并且希望最终出口他们的产品。在地方上和人民公社，小企业主要为农业生产（肥料，农业工具和机械，小机车，等等），有时候也为其他工厂生产。”212
当然，这不是说要扩大集体所有制，只是根据具体条件，使生产力快速发展，既然不能很快达到一切生产领域进行现代化生产并纳入全民所有制，那当然要鼓励这种集体所有制的发展。“当这些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转变为国家所有，这种结果是辛勤工作所获的至高无上的成就。然后这个工厂就直接纳入国家计划。”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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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二章，工业计划。
212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二章，工业计划。
213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二章，工业计划。

同时，发展这些集体所有制企业，由于是从无到有的建立，那么就可以直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按照“鞍钢宪法”生产，而不用像之前建立的企业那样，需要经过生产关系变革。
统一计划

工厂为基层经营机构，之上为工业厅（局）及个专门初级机构。工业厅（局）专门协调各生产经营同类产品的单位；工业厅（局）还设有一些下属的处级专门机构，各处级机构的负责领域更窄。
“处级机构，位于生产单位与工业厅（局）之间。不过，一些非常重要的工厂，都直接由相关的厅（局）领导。这些厅（局）和处，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控 制企业的计划，它们管理企业计划的起草、创立、协调和执行。
极少数企业直接归属于中央政府，由国务院的各部来掌控。为确保各省的统一计划， 各省计划中也包括中央直属企业。这些企业并没有脱离所在省份，它们在生产计划和产量分配方面同时获得中央和省革委会的帮助。
实际上，地方政府（各省、区、市）在计划和管理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种“权力下放”使得省、市政府能够促进辖区内企业的密切合作。各省的管理遵循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发展大方针，通过生产辅助设施、鼓励创新、寻求当地原料，促进了各省经济的持续发展。
……‘权力下放’使得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管理机构得以大量削减。而且，这样的“权力下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管理形式的条件，也是工人参加管理的条件。不过，只有每个下属企业在制定计划时将自身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权力下放’才能有效与经济计划结合起来。
……中国人民把这种并非靠行政力量来集中的计划叫做‘统一计划’。统一的标准首先是政治上的统一。它充分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它的作用是促进和集中群众的创举。
‘统一计划’要求在各级、各生产单位实施如下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在工人制定计划和管理工厂时也必须遵循：政治挂帅——工厂的利益服从全局的利益和中国革命的利
益；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大干苦干；‘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备战备荒为人民’；

遵循‘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两条腿走路’——土洋结合，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运用先进技术也不排除传统技术。对不同行业，制定计划还要依据具体方针（定量和定性），以贯彻政治总路线的精神并确保全面均衡发展的需要。”214
除去战略性物资国家计划，次要物资省计划，其他全部为地区计划。

“国家计划首先集中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出口产品也由中央计划。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垄断的，进口和出口由政府部门控制，这些部门直接指导对应单位的生产。对外贸易计划的技术细节不得而知，但指导原则是清楚的：一是避免任何一种产品过度依赖进口；二是为特定国家提供援助；三是增加贸易伙伴的数量。
国家计划并不包括所有省及地区计划的细节，但是它规划不同省份的主要需求。例如对水泥来说，中央计划制定水泥生产省对其他省的供应量。这种需要被合并在省级计划里， 必须满足本省和其他省份的水泥需要。
尽管国家分配部门控制省级产品的分配，但并不规定每个省或地区怎样使用分配到的原材料。每个省也遵循同样的过程。各个地区收到的指示被视作它对其他地区的承诺。不同的水平是按弹性规则配置的，而不是抽象的、刚性的和官僚的。”215
这样的计划方式，为工人参与国家经济管理，创造了条件。否则，工人服从于外在的计划，直接的生产者就不能真正掌握生产资料。
“工业消费品首先在地区或省级水平上计划。国家计划和那些不同生产单位的计划不仅关注生产，也关注产品分配。消费品通过国家物资局分配，这在制定和调整计划的时候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物资局具有重要的控制功能，因为对于企业来讲，他们代表了消费者——在企业和物资局之间的会议上，他们会详细的探讨消费者的需求——并确保这些需求会得到充分的考虑。生产单位进行自己的调查并且尽各种努力了解人们的需要。这些调查是在物资局的协作和帮助下进行的。在计划人们对各种不同产品的精确需求量的过程中， 政府部门会对如下因素进行计算，如存货周转率、日循环产量等。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有助于生产单位明确 需求、制定计划，尽管这些计划不能详细说明单一产品多样化的细节。产

214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二章，工业计划。
215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二章，工业计划。

品分类计划是地方政府的职责。

新产品的样品会有一个展览，以此了解消费者的想法和需要。国家物资局制定产品的具体数量，并在一年中间进行修订。生产单位也要调查消费者的反应来完成产品设计；他们在商店、家庭、和工作场所进行调查，帮助他们决定是否做一些必要的更改。
……制定计划需要通过基层和高层之间不断的交换意见，从而达成一致。 党有最后的发言权，但是因为问题基本上是通过协商解决，产生的任何矛盾都是次要矛盾。中国的计划制定有如下的特点：依靠人民群众而不是只关注“专家”的意见。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结合了这样的政治取向——总路线和党的具体指示都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其焦点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创新，作出一切努力避免浪费。虽然中央政府在总量平衡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在制定和改进计划中的作用则相对有限。这样的计划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合作，依靠联合的工人阶级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16
总而言之，这种计划方式，破除了官僚制的僵化模式，通过不同层次机构之间的互动， 综合需求、工人、工厂、地方、中央，最终形成统一计划。既能保证工人参与经济计划，又能达成统一、平衡的经济计划，还有利于产品满足工人需求，有利于技术的革新。可以说既有利于推进生产力飞跃，又有利于工人当家作主。
生产单位间及与个人的关系

“生产单位之间不仅通过对应的办公部门保持间接接触，而且通过工厂工人间的密切联系直接接触。无论任何难题发生，大家都一道努力想办法。这些直接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协作的具体体现。
不同生产单位之间存在的紧密接触却决不意味着他们保持直接的市场关系。价格并不由工厂制定。企业之间的产品分配由国家物资局决定，同时它也将产品分配到消费者个人。这对于限制计划外交换非常重要。
价格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相当次要的作用。在全社会或特定生产单位 层面上，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并不是影响计划目标的主要因素。尽管这 并不意味着不努力降低成本，但价格

216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二章，工业计划。

并不指导生产。生产由政治路线决 定。价格本身不过是政治路线的次要表现。

……每种工业品的售价是以成本价为基础的：对物资局的售价等于平均成本价格加价
15，这个增量被添加到社会累计基金中；对消费者的售价依据政策的变化来确定。

简言之，消费品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别：（1）必需品——按可能的最低价销售；（2）日常用品——其价格高于成本，但随成本下降而下降；（3）目前看起来的次要需求——价格保持不变。总体来说，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有所下降。
设备、原材料、能源等是按照成本价提供给生产单位的。这里同样尽力保持价格稳定。如果成本价下降，这种下降不会自动反映到产品的售价上。成本下降，商品价格却不下降， 这使得生产厂的利润增加。如果成本下降相当大，这种价格下降会传递到工业品消费者那里，但不会在一个年度计划正在执行的时候，以此来保证有效成本和计划成本的对比不会失效。企业通过比预期支付得少而获得的节余不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是因为原材料价格的下降。为每个生产单位都能够准确计算运营成本，价格稳定更为可取。在任何情况下， 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技术应用、原材料使用等）并不主要依赖货币竞争。基本的决策反映了总体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这与货币核算不同，后者是可以由独立生产单位做出的。”
217

因而，价格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要素，在社会主义中不再起重要作用，实际上人们不再被外在的，物与物的关系所束缚，而是可以自主的调节社会关系。当然，在集体与集体、集体与全民之间，实际上价值法则还在发挥大的作用，急于消灭商品，消灭价值法则，实际上是超越阶段的。当然，社会主义下，人们不是盲目的被规律控制，而是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根据需要，按照规律，进行一定的调整，使得价格服从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服从于无产阶级的利益。
“生产企业的利益就这样服从于国家总体利益。这是一种新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产品不再被交换价值、产量及货币收益所支配，而是被使用价值所支配。这预示着社会关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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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二章，工业计划。
218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二章，工业计划。

工厂管理与群众组织

大跃进时，鞍钢工人提出了“鞍钢宪法”，但是在官僚的阻碍下，很难推广。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生产关系得以在很大范围内实现。工人参加管理主要通过几个层次的组织实现。
一是工人管理小组。

“工人管理小组的选举由班组或车间组织，并接受他们的监督，管理方法也以工人管理小组的原则进行。小组成员由小组所在层面对应的组织选举产生：工厂、车间以及班组。这使小组有着坚实的工人基础。候选人必须积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有一定的经验，并且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
……管理小组有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思想政治工作；（ 二）生产、技术革新；（三）财务、物资事宜（成本控制、投资等）；（ 四）劳动安全；（五）一般福利。他们介于职能管理部门和群众之间，扮演着管理实体、以及党员和行政部门的助手角色。”219
二是红卫兵。

“红卫兵和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息息相关。红卫兵实际上起到监督其他组织的作用： 他们记录工人对工人管理小组、革委会、党委工作成效的批评和意见。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这些组织脱离群众。红卫兵推进了工厂的思想革命化，协助各工作小组的领导，并在分析群众思想、反修防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20
三是革委会，这是核心领导机构，“三结合”组成。

“革命委员会负责协调工厂间的关系，以及工厂和计划处的关系。它对根据总体政治形势制定的计划及其实施进行监督。文革中取消了厂长职位，由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担任管理职务；革委会主任则对更高的部门负责。革委会主任在计划及与其他厂事务（例如交付日 期）有关的方面有决定权，但这些决定必须在征询工人意见后作出。
……革命委员会是民选的机构，其组成人数由职工自己决定。他们制定候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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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一章，针织总厂。
220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一章，针织总厂。

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缩小候选人的人数。工厂工人随即进行最后表决。在我访问的工厂的革委会，大部分委员都是产业工人，他们不脱产，工资不变。”221
四是党委会。

“干部接受群众批评改变了干部同群众的关系。选举新的委员会，是党在各个领域完成整顿之后开展的。在准备选举的过程中，由人民群众来决定委员会的组成人数（因厂而异）和确定候选人名单
……党委是政治领导，并得到革委会和工人管理小组的支持。革委会有来自三方的代表，而工人管理小组的成员则只有工人。除了党委实施全面领导，党在车间和班组两级还有党支部。每个工厂的革委会执行党委所确定的革命路线。管理工厂是革委会的责任，因而可以看作执行政治路线的一个特殊方面。”222
这种管理模式是解决脑体自发分工的重要一步，只有直接劳动者能够逐渐管理生产， 复辟的社会基础才能消灭。当然这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工人只有在工人夜校、学习小组中学习提升政治觉悟，学习管理和技术知识，并在这种管理模式中积累管理经验和技术革新经验，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劳动中改变思想，才能最终实现脑体自发分工的消灭。这就需要在合适的条件下，继续推进生产关系改革。
分配方式的改革与消除特权

文革时，工资制度缩小为 8 级，缩小了按劳分配的比重。而干部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特权也被取消，很多走后门的现象被严厉批判。新提拔的干部，采取不涨工资的方式， 目标是逐渐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尽管不能很快实现，但是，文革使人们认识清楚了资产阶级法权是复辟的基础，并缩小了差别，向着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迈进了一大步。
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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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一章，针织总厂。
222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第一章，针织总厂。

由于生产关系的革新，尽管大武斗的1967年下半年、1968年，官僚罢工的1975年和灾难不断的1976年，经济受到一定破坏，但三五时期（1966-1970）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9.6%，四五时期（1971-1975），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7.8%。
工业企业（社队企业以上，不含个体、家庭工业）新增19万多家，职工人数新增4534万人，全民单位投资年增9.05%。在很多地区，农业已经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农村社队企业也有了大发展，在70年代末13套外国引进的化肥设备投产之前，农村生产的化肥占到了全国的一半。而农业机械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由农村自己制造。一些小工厂的生产遍及行水泥、钢铁、化工、医药各个领域。到70年代末，社队企业达到130万个，产值超过200亿元， 吸收劳动力达300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10%。
此外，为了缩小城乡和工农差距，城市把过时的小工厂和技术转移到农村，技术人员， 科学家，管理人员到农村去，通过提供书籍和教师来培训农民。一些下乡的知青成为社队企业中的骨干。而交通、水电、医疗等基础建设也都是中国社队企业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同时，根据毛泽东“生产资料在公有制范围内可以交换”的理论，国营拖拉机站被取消，拖拉机被交给公社或大队。大中型拖拉机从1965年的7万台增至1978年的55万台，中小型拖拉机由1965年的4000台增至1978年的137万台，许多地方开始使用机械耕作和灌溉。
当然为了短时间内培养大批的农村医疗队伍，采用速成的方式。医学院学制由6年减为3年，课程也减少了。整个医疗体系的管理权被下放到了地方，所有城市医疗人员都开始向农村轮换流动。到70年代初“赤脚医生”这样的辅助队伍比1965年增加了4倍。他们往往只接受6个月的培训就投入实践，除了常见病治疗外还负责卫生保健教育和计划生育工作。这样的举措大大改变了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
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通过缩短学制、加快普及，小学在校学生人数由1亿人增加到1.5亿人，中学在校学生人数由1300万人增加到5900万人；小学教师由385万人增至522万人， 中学教师由71万人增至328万人。而这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中学管理权下放给了公社，小学下放给了生产大队，不再由县政府统一管理。学费、入学考试和入学年龄限制被取消或大幅压缩。大跃进期间的业余教育和半工半读教育也都重新恢复。
外贸有节余9.8亿美元，财政有节余22.3亿元（按原统计口径有31.63亿元），文革时还有一个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未达到的，即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和财政最理想的状态。货

币流通量年增长6.75%，累计增发钞票121.2亿元，平均每年仅发9.32亿元；银行存贷差，到1978年为715.5亿元，消费物价每年仅增长0.3%，零售物价仅递增0.1%，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0.35%，居民消费水平年增长2.25%。223
教育和医疗存在着毛泽东讲的文艺中的普及与提高的矛盾关系。但是，社会主义，应该以人民大众接受到教育和医疗为根本目的，因而，普及是基础，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才能更好。资本主义社会一味地强调提高，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医疗教育以及文艺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而他们不用考虑工农的死活。
很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经济，这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变革了生产关系，激发了工人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事实证明，工人可以逐步参与到管理中，在旧社会他们没有机会学习知识，积累经验，而只要有这些条件，工人一样可以管理好生产。尽管政治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产，但是正如每一次社会关系变革，不经历这样的阵痛， 经济最终会停滞不前，为了长远利益，暂时牺牲眼前利益是值得的。更何况，这只重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经济发展为谁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不能说经济发展不快，但是创造价值的工人和农民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2 政治制度变革

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应该用实干的机构取代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机构；“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 224
“三结合”的革委会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种政权形式。尽管在很多地方，这种形式不完善，完全的选举撤换也不可能，而且在清除军队后，很多地方的革委会主要还是被走资派把控。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力量只足以把政治关系推进到这一步。如果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路线能够继续执行，那么还可以通过继续革命进一步推进政治关系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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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数据参见孙学文：《毛泽东的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刘国光编：《中国金融统计（1952-1996）》，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1997 年版，国家统计年鉴。
224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54 页。

革。

经过“精兵简政”和全面放权，1970 年国务院部委已经由 90 个减为 27 个，行政人员
由 6 万人减至 1 万人，各级革委会就“精简”得更多。基于毛泽东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 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批示，大批被打倒或“精简”的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但保留工资待遇。这样的方式，进一步革除了资本主义“官僚制”的遗毒，使得无产阶级逐渐地将官吏变为“简单执行者”。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还拥有“四大民主”权利，这样，就可以不仅选举管理机构，同时自己也参与到国家的管理和监督中，这样就不是简单的形式民主，而是真正的“大民主”，对于防止复辟有重要作用。
同时，为了使“武装的工人”逐渐取代常备军，文革时提出“全民皆兵”的口号，在文革结束时，民兵发展到 2 亿之多，而且可以持有武器。这也是进一步消灭官僚制的举措， 只有暴力机器逐渐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在政治上保证官僚制不复活。而改革开放时，官僚第一步就是消灭人民武装，加强常备军。
3.文化变革

文化大革命中，文化的一个变革就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取代了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工农兵形象取才子佳人的形象，成为了文艺的主要正面形象。通过“突出正面形象，突出正面形象中的英雄形象， 突出英雄形象中的主要英雄形象”，鼓舞人们消灭一切反动派，推进革
命。并且通过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手法的结合，批判社会主义中的资本主义残余， 宣扬革新的因素，对于提升工农的政治觉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为成功的是江青主持创作的八大“样板戏”：京剧
《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其中除了政治性外，艺术手法也极为高超，采取了在结合中外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方法。电影：《春苗》、
《红雨》、《决裂》也极为成功，分别以医疗、教育的革命为主题，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路线，讴歌了无产阶级推进继续革命的革命精神和伟大创造。
二、最后一搏

1.中共十大与“批林批孔”

1973 年 5 月 20 日——31 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中共十大做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并同华国锋、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王洪文负责的党章修改小组提出党章修改草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北京秘密召开，它只开了短短的 5 天。根据毛泽东、周恩来
的意见，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等 13 名老干部。8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
周恩来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主持起草的。该报告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中共十大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把批判修正主义列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长期任务；提出“反潮流”的原则，要求党员要具有“反潮流”的精神，做到“五不怕”。十大选举了 5 位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和李德生，再加上朱德、张春桥、董必武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江青和姚文元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十大的安排，实际上是希望，在文革派还没有实力主导政权的情况下，文革派和党政官僚能够达到均势，在保证革命成果的同时，积蓄力量，积累经验以求再次推进革命。
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领域的斗争，继续巩固文革的成果。1973 年 8 月 7 日，《人民日报》

刊登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揭开了批判儒家思想的序幕。很快各种批判儒家、批判孔子，赞扬法家，赞扬秦始皇的文章开始冒出，“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1974 年 1 月 18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实际上，这场运动主要是将林彪与儒家的倒退联系在一起，通过“评法批儒”，赞扬推动历史前进，批判倒退复辟，实际上隐喻是，批判资本主义复辟，鼓舞人民继续革命。
同时教育领域的批判也开始展开。1973 年 7 月 19 日《辽宁日报》发表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赞扬了“反潮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和选拔制度。1974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干部子弟钟志民拒绝父母“走后门”的安排，要求退学、退伍一事。这一被揭发出的腐化现象迅速与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联系在一起，上升为“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对高校推荐制度产生的“走后门”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批判。后来叶剑英又“顶风作案”，送两个高干子弟上大学，江青把这件事拿到中央政治局严肃讨论。在这期间，河南省发生了“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一个女学生因未答完英语考卷，被校方指责而自杀，这也引发了社会对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展开批判。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地方上曾经被军队强行压制的造反派再次展开斗争，然 而，这时派性问题又一次爆发，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武斗。但是这场运动受到了限制，串 联和战斗队都被禁止。很多地方还是发生了内讧和派性斗争，而官僚由于被批判再次罢工， 导致生产下降。6 月 18 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报说，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对整 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煤炭比去年同期下降 6.2%，铁路运输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2.5%， 钢比去年同期下降 9.4%，化肥比去年同期下降 3.7%。7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1974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了召开四届人大的“长沙决策”，他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

活作风的。”
这实际上，是毛泽东资产阶级法权理论的完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正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必须加以限制，推动社会发展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才能取得最终胜利。通过 1968 年开始的整顿，文革派稳住了阵脚，并适时的采取了反击，而且在经验和理论上也获得了提升，这实际上有利于下一次推进革命，但是，留给毛泽东和文革派的时间已经不多了。2.官僚整顿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7 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张春桥的新《宪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正式提出：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 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到 1975 年，中国已经基本建立成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可以说第一步已经基本完成，如果能够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四个现代化”也不成问题。实际上当时很多地区农业已经实现现代化生产。但是，最终资本主义复辟，给经济发展战略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使得农业至今都没有实现现代化，而很多工业和三产行业也同样停留在或是倒退回了落后状态，不能不使人唏嘘。
新宪法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新宪法肯定了人民公社和革委会是中国政府的行政机构，革委会 “都必须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同时，提出了“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新宪法还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其次就是在自由的一部分，加上了毛

泽东自 1956 年就要求加上的“罢工自由”。
1975 年 3 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对经济政治各个领域进行大整顿。在整顿铁路运输时，他提出：“抓革命，主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健全规章制度……‘严’字当头，矫枉必须过正。”之后展现的是邓小平一贯的铁腕甚至冷酷的作风，在对基层造反派组织进行猛烈打击，坚决镇压了所谓“闹事派”后，强行压制了派性问题。5 月份，邓小平又进行钢铁工业整顿，同样是通过铁腕打击派性，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劳动纪律的方式。并于 9 月份形成了《工业二十条》。这都是文革曾经强烈批判的。在残酷打击造反派的同时，
4 月份中央宣布开展平反释放工作，长期被关押的干部 300 多人被释放，成为文革中“解放老干部”的一次重大行动。
邓小平通过整顿行动镇压派性，解放干部，使得他获得了官僚集团的认可，也增强了官僚的力量，打击了文革派的力量。文革派则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予以还击。1975 年2 月，《红旗》杂志发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出“在消费品的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其焦点是社会不平等和官僚特权。3 月 1 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提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4 月 1 日张春桥发表其力作《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提出“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的问题”，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将导致“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的产生。”
毛泽东希望邓小平肯定文化大革命，提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结论，认为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尽管在复出之前邓小平赌咒发誓“永不翻案”，但邓小平此时已经不再同意“三七开”了。1975 年 11 月，毛泽东让邓小平“专管外事”。11 月下旬，在专门召开的“打招呼会”上，毛泽东说邓小平的举动“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1 月 26 日，中共中央下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各地开始开展学习，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 年底，对于走资派实力强大，革命派实力弱小且斗争经验不足，不能团结更多人的现状，毛泽东十分忧虑，他深知自己死后，无产阶级政权可能不保，在万分忧虑之下，他给周恩来写了一首诗：
“诉衷情
当年壮志为国酬，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尽，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在这里，毛泽东当年的盖世豪情已经不再，他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未来十分担忧，然而， 在当时，又能怎样呢？
1976 年初，《红旗》杂志发表《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提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
列宁曾经指出：“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也是这样吗？他们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触动私有制，触动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他们要维护的传统观念，触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 他们同革命的矛盾，同坚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的矛盾，也就越尖锐。……
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就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也是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不能接受而要加以反对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三大差别。这些东西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地铲除和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一项长期的任务。
由于文革派的中央、地方、基层政治力量整合不够，派性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斗争经验也缺乏，尽管毛泽东在生命将要终结时采取了一系列保证无产阶级政权不被撺掇的措施， 但都不能真正扭转局势。
3.“四五”事件

1976 年 1 月 8 日 9 时 57 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逝世。对于谁继任国务院总理，引发了很大的争论，最后在这个历史关头被推上前台的是公安部长华国锋。毛泽东在世时，由于具有巨大的个人威望，并且能够对各派力量进行充分统战，他一直坚持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党政官僚始终无法取得全面优势。但是，他去世后，文革派很难真正与党政官僚进行斗争。因而，毛泽东在去世前，为了确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在自己身后仍能得到贯彻，选取了文革温和派代表华国锋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一方面，这样做避免了将政权直接交给力量较大、但明显是奉

行资产阶级路线的官僚集团；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将政权交给虽然坚持文革主张、但力量过小、自身又不成熟的造反派——如果这样做的话将导致力量对比与政治代表性之间的巨大落差而造成政局不稳。通过温和派主政，文革派与温和派可以联合起来，以平衡反对文革的官僚集团，不论是否能继续推进革命，至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成果得以保住， 而且不至于被完全否定。
二月初，开始出现了一些悼念周恩来，批判四人帮的大字报，尽管不成规模，但是其煽动性的语言确实具有很大的分量。3 月份广东甚至还流传出了一份《周总理遗言》。3 月底， 南京工人、市民、学生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先达到了高潮。而随着清明节的临近，越来越多的花圈和悼念活动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4 月 5 日清明节当天，由于前一天当局将花圈收走，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迅速演变成了一场近 200 万人次的激烈的示威
抗议活动。晚上 9 点半，民兵和警察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镇压。但是由于民兵警察也同情示威者，而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也采取了谨慎态度，因此未发生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多数人被劝说离开，但是最后拒绝离开的 200 多人遭到了殴打，38 人被捕。这就是“天安门事件”，或“四五事件”。
实际上，这次事件，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党政官僚子女对邓小平代表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支持，当然大部分人实际上是出于缅怀周总理和对文革后期一些问题不满，被资产阶级路线所裹挟。4 月 7 日的政治局会议将“四五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同时，这个决议正式宣告华国锋就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三、“三个世界”理论与外交关系调整

面对苏联和东欧资本主义日益复辟的局面，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并进行了一系列外交调整。1974 年 2 月 22 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希望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抗衡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干涉和对半

殖民地国家的剥削。而中国在短暂的 27 年社会主义时期中，尽管经济落后，依然给予了第三世界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反抗殖民统治、建设经济大量援助，中国成为了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反抗的中心。
除了团结第三世界国家，毛泽东还希望与西方外交正常化，争取能争取的一切力量， 给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 2758 号决议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是，决议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
1971 年 7 月 9 日，基辛格访华，中美开始邦交正常化。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建交。这一切调整，都是从客观的国际局势出发的，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闭关锁国，完全是污蔑。实际上所谓闭关锁国，就是不准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怎么可能允许外国资本剥削本国人民呢？
四、革命时代的辉煌与终结

1976 年 5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社论，完整的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月份，毛泽东身体已经非常差，中央宣布毛泽东将不再接见外宾。6 月 15 日毛泽东对

华国锋、叶剑英等人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 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这段话中，一方面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它是一个与毛泽东前半生领导的革命战争相对等的新的政治革命，它开创的是一个不同于新中国前17年的新的革命时代，它是毛泽东真正在乎的未竟的事业。另一方面也也看出毛泽东此时的悲观情绪， 他清楚地知道反对力量大于支持力量的现实，知道自己安排的局面很可能是不稳定的，但现实如此，毛泽东已经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最有可能把文化大革命的路线继续下去的安排。
月 6 日，在四届人大后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逝世。7 月 28
日，河北唐山发生里氏 7.8 级地震，造成 24 万人死亡，16 万人重伤。9 月 9 日中午，各地
广播电台宣布“下午 4 时有重要广播。”下午 4 时整，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在哀乐声中播出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 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月 18 日，华国锋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赞扬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理论贡献：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做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的逝世，不仅是一个伟人的离去，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并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然而，由于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矛盾认识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才能完成，因而，尽管毛泽东深刻的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和继续革命的必要，然而官僚集团已经形成并发展壮大，革命派骨干和群众力量弱小、缺乏经验，没有办法很好地进行政治整合，和团结更广大的力量，因而，文化大革命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失败，无产阶级的政权被资产阶级篡夺。可以对马克思评价巴黎公社的话，稍加改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一个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的转折点，它‘发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本的阶级斗争形式。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225

​

225 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第三章 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

第一节 温和派黯然收场，走资派全面夺权

一、华国锋政变

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是，广泛团结以求平衡，等到力量足够再继续推进革命。但是，在他逝世后，这种政治策略并没有被延续。江青等革命派希望迅速打破政治平衡，以争取主导， 在自己掌握的媒体上发动了关于“按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的争论，最终将温和派推到了反面。因为政治力量和政治策略的悬殊，温和派和走资派清除革命派的计划迅速成功。
月 5 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召开了排除革命派在外的政治局会议，制订了计划，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执行。10 月 6 日晚，政变者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的名义请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来开会，3 人随即被捕，江青随后被捕。很快如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其他革命派也被逮捕，上海市的民兵组织也随即被摧毁。
10 月 7 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正式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证明自己从前任手中继承来的权力的合法性。10 月 8 日，中央不顾毛泽东生前曾在火化倡议书上签字的事实，做出了永久保存毛泽东遗体和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同时做出了编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在诸多具有丰功伟绩并且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走资派中间，华国锋本人是很难立足的，因而他需要一方面通过拘捕四人帮、清查造反派来获得老干部的好感，另一方面通过展现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来获取合法性。1976 年 10 月 21 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大会，华国锋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就这样，这一只稳定了一个月的三足鼎立局面不可避免的以革命派的代表被捕、革命群众被镇压结束。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被镇压，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从

此中断，开始急转直下。这时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就只剩下两派，温和派与走资派，他们开始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权展开争夺。
用“文革温和派”来称呼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政治派别，并不是说他们支持文化大革命， 事实上他们的路线从根本上说，是与文化大革命相左的。这种称呼只是表明，他们在文革中、文革结束后都不会公开的反对文化大革命，不会否定公有制，然而同样他们也不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是更倾向于回归到高度集权、官僚化的社会模式。
但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温和派”，却又不得不背负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包袱，因为这正是他们合法性的来源，也是他们对走资派进行舆论压制的工具。因而这样的矛盾， 使得“温和派”在历史问题上没有办法像走资派那样彻底否定文革，为老干部平反；在现实问题上又不能走得像走资派那样远，因而“温和派”最终将被官僚集团所所抛弃。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华国锋强调“两个凡是”和“抓纲治国”，而“纲”就是阶级斗争。但他并不真的希望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因为他把镇压革命派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他不过是沿用文革时的话语体系，以谋求政治上的合法性，同时压制走资派。由于历史问题和政治话语问题涉及走资派的合法性，因而成为了走资派与温和派最大的分歧。
他实际上希望由官僚主导来进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因而，片面地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把这种经济建设说成是阶级斗争的要求。在 1976 年 12 月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他说：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生产发展的越多越好，越快越好。”226
在 1977 年 8 月的中共十一大上，他说“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227。他虽然口口声声说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他片面地把生产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只是表面，他已经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希望以唯生产力论来掩盖生产关系革命的重要性， 希望恢复官僚主导的计划经济。

226《人民日报》，1976 年 12 月 28 日。
227《人民日报》，1977 年 8 月 3 日。

在经济上，华国锋除了主张恢复高度集中、官僚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还主张继续进行大型重工业建设，进行“洋跃进”，也就是大量引进外国的贷款、技术，并尽量出口资源等低端产品。实际上，在扼杀了人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后，作为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国家，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只能依靠外国资本。实际上，改革开放后，走资派也只能积极地引入外国的资本来发展经济。
然而这种发展方式的代价，是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发展，处处受限，时刻受控制，这正是文革时所批判的发展方式。同时，这种发展模式还意味着，首先要把文革时下放到地方的大部分经济权力，再重新集中到中央来。但是地方分权化的格局，在文革期间已经成型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必将遭到地方官僚集团的强烈抵制。
而且对于走资派和温和派来说，劳动者对他们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暂时的。高度集权、官僚化的发展模式下，劳动者的权利将被损害。而在文革中，造反派又揭发出大量官僚腐化堕落的行为，因此走资派还要考虑重树自己的合法性。因而走资派更倾向于，在剥夺劳动者民主权利的同时，暂时提升拉动着的生活质量，增加轻工业和消费品的生产，也就是所谓“消费品补课”。因而华国锋的这种经济政策既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也不能得到走资派的全部支持。
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下，走资派也还不敢提出，甚至也不想彻底改变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他们也希望先恢复以前的专家治厂、一长负责和物质刺激，这和温和派的路线大致相同。但是他们还主张对个体经济放松一些，以及为商品经济、按劳分配、生产力的基础地位正名，这些都是饱含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路线，因而不能被温和派接受。
因而此时温和派与走资派既有相互冲突，又有相互合作，共同拉动中国社会倒退复辟。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这一段历史过程中，他们还是同路人，中国社会在两派的合作与斗争中徘徊倒退。然而，原先相制衡的政治格局一旦打破，历史就必然按照力量更强的意志前进，也就是朝着资本主义彻底复辟的方向一路高歌猛进，而不可能在一个过渡带上停留太久。

二、各领域的倒退与分歧

打击革命派，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在两派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开始了全面的倒退。倒退第一步就是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代表和群众进行残酷的打击，结束文革时群众自己组织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局面，使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可能彻底消失，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
中央革命派被抓捕后，对群众革命组织的残酷打击随即展开，官僚集团提出了清除“隐藏的四人帮残余力量”的“揭批查”运动，一场残酷的镇压立即开始。这场运动火力十分集中，集中点就是造反派。
1976 年 10 月中央的革命派刚被拘捕，叶剑英就提出“要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清除其帮派骨干分子和余党，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揭批查”由此开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梁效”写作组中的知识分子，作为革命派的笔杆子，其成员被以写材料、揭发、交代以及大会小会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公开批判、审讯和斗争。
地方上的“揭批查”也迅速展开。以河南为例。官僚宣布：

“要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的革命气势，以当年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以当年打仗、土改那样的革命精神，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绝不能心慈手软，决不可半途而废。”
河南文革相对温和，但是河南省“揭批查”的规模却大得难以置信，有地方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的口号。河南干部被立案审查 4248 名，省委常委 14 人中处理了 10 人，
占 67%，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 33 人中处理 23 人，占 70%。全省 18 个地市
委第一书记全部处理，地市委正副书记 118 人中处理 97 人，占 82.3%。比如洛阳地委书记
孙腾芳就以“准备上山打游击”的罪名被判 10 年徒刑。

为了赶在 1980 年 1 月 1 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生效前残酷打击造反派，河南在
1979 年底“突击判刑”2400 人，把在押人员强行压给低一级的法院进行秘密判决，不准开庭，在审讯中不出示人证物证，亦不准上诉。再这样近乎疯狂的镇压下，全省各监狱关押
犯中“文革罪”的一度占半数之多。如果算上不评职称，不提工资，不许做公务员等等处

理，仅河南因参与革命而受牵连的人数就达到 100 万左右。

河南被清理的干部基本都是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的支持者，温和派组织“河造总” 和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的成员不仅未受处分，还因清查中“有功”而授予高位。
在河南兰考县，焦裕禄当年一心为人民服务，因而得罪了不少官僚。焦裕禄的战友张钦礼在文革中得到周恩来的亲自保护，成为兰考县委书记，继续坚持进行焦裕禄开创的工作。但在 1979 年 12 月 24 日，他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判刑的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
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 1200 多人被捕入狱。兰考焦裕禄纪念馆直到 90 年代才恢复开放。而在同一年，1959 年作为河南省委书记大刮浮夸风，制造了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在文革中被判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的吴芝圃得到平反，邓小平亲自致悼词。 90 年代河南老干部给中央反映情况说：
“在河南，文革期间坚持工作的，是老干部的多数，由于揭批查出了问题，把党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的多数损失掉了，使河南干部队伍伤了元气，给河南的工作带来损失。新任省委领导也感到河南‘缺了一代干部’。
一些工作先进地区和单位，如兰考、林县、辉县等，文革中形势稳定的早一些，生产发展比较好。这本是好事，但揭批查时，反而被当作重点，领导亲自坐阵，大批大撤大换班。例如，戴苏理去辉县坐阵，揭县委班子‘紧跟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盖子’，县社班子全部批判撒换。许多当年跟着焦裕禄同志治沙造林，参加林县修“红旗渠”、搞水利工程的干部，甚至劳动模范，都被打成“四人帮”了。河南省 120 多个县，文革中闹得凶，比较
乱的有三四十个，比较稳定的有五六十个，近 300 个大中企业，比较乱的有七八十个，比较稳定的有一百多个。揭批查中，对这些情况却完全不加区别，比较稳定的单位的干部同样被大批撤换、批判。在批判中，发生许多混淆是非的情况，例如对学大寨，不是批平均主义、大锅饭、割尾巴等，而是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批五小工业、批社队企业。这就不是批极左路线，而是批工作；不仅是批干部，连群众也批了。……这种错误的搞法，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级性，连工作也不敢干了。基层干部有顾虑，怕犯错误。”

“揭批查”运动直到 1979 年才结束，就官方数据，在 1982 年整党之前，除广西外，
全国被开除出党的就有 13 万人，被直接处理的有 40 万人，而胡耀邦曾说受牵连的超过千万。
但是还有更猛烈的风暴。由于在清除造反派这个问题上，温和派和走资派的路线相同， 也就是通过打击造反派，一方面扼杀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争取官僚集团的信任。因而在清除造反派中，两派形成了竞争的关系。既然华国锋通过“揭批查”争取官僚新人，那么邓小平就要进行一次更彻底的运动，不仅要把造反派斩草除根，而且要把华国锋通过粉碎四人帮和“揭批查”运动而获得的支持消除掉。
1982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

“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这些人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 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对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给以改正错误、弃旧图新的机会。”
1983 年 9 月 20 日，邓小平在与胡耀邦、赵紫阳、邓力群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三种人”：

“这些人中间有的确实有点本事，能写能说，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会讨人喜欢，也会办事，容易取得人们的同情。……这些人可厉害呀，手段多的很。他们改换面孔以后，就欺骗了一些人，包括群众，包括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有的还在打华国锋的旗帜，在这旗帜下面聚集他们的力量。有的从当年搞极‘左’跳到另一个极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劲得很。对这些人，只要我们稍一疏忽，他们就会爬上来。等到将来土壤、气候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会兴风作浪，乘机上台。所以对这些人的能量，对这些人对于我们党的危险性、危害性，千万不能低估。对这些人绝对不能信任。”
1983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日，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
的决定》，确定从 1983 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用 3 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

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而打击的重点就是“三种人”。邓小平在会议上说得很明白：

“其中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这些人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有所改正。但是确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了下来。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 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在此之后“清理三种人”运动在社会上迅速展开。在文革初期犯下打砸抢等滔天罪行的是干部子弟“老红卫兵”，而后来所谓通过武斗破坏社会秩序的，也是造反派和保守派双方， 然而整党的对象一开始就明确的指向了造反派。“三种人”实际上只有一种人，也就是进入革委会的造反派。后来邓小平也说：
“这里面是讲了‘造反起家’嘛，是跟着林彪、又跟着‘四人帮’嘛！在‘文化大革命’ 中造过一段反，后来被打下去了，或者有一段时间他闹腾得相当厉害，后来变成逍遥派了， 他没有起家嘛！”
无论在文革中打砸抢的暴行多么骇人听闻，只要没进入革委会，不是造反派，也就不是“起家”的人，就不在清理此列。无论是初期的血统论红卫兵，还是后来当权派支持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多数都被免除责任。在文革初期打砸抢的高干子弟们被认为是“反对林彪、江青”而得到了保护，党政元老陈云和在解放老干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胡耀邦，都多次表态说高干子弟、“老红卫兵”、“联动”分子不是“三种人”。这些犯有弥天大罪的高干子弟， 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完文革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后，许多人将走上“官倒”的金光大道。而血统论骁将谭力夫，竟然无耻地试图证明江青支持血统论，最终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改名。
因而，这场运动不是根据参与运动的人在文革中的行为是否恶劣来判断，而是直接以派别来划分。因此运动的目的也就再清楚不过了，无非是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代表和群众。
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上就曾辩护道：

“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 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 那边就不是人民吧？”
结果，胡厚民因“认罪态度恶劣”被判处 20 年徒刑，和姚文元刑期相当，超过“林彪反革命集团”中的所有人，最后死于狱中。
全国只有广西一地清理了保守派，因为只有在广西，造反派几乎彻底失败，保守派完全“起家”。广西保守派组织“联指”，依靠官方和军队的支持，屠杀了数万“4·22”造反派群众和骨干，进入了革委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 1969 年局势稳定后，陆续丢了官，但依
然在位的也有很多，派系斗争一直持续到 1983 年。到 1985 年还在台上的就成了清查对象。而“联指”要保的韦国清本人，虽然犯下了屠杀造反派组织“4·22”数以万计革命群众和骨干的罪行，却没有受到一点处分，连检讨都不曾写过一份。
尽管当年造反派也确实犯了许多错误，然而这种只追究一边，却毫不触及另一边的做法， 却充分暴露了走资派的虚伪面目，他们貌似公允地站在维持稳定的立场上，实则是残酷的 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最终，“清理三种人”一直持续到 1989 年底才宣告结束，造反派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彻底消失了。这一系列清理使政府部门整合成一个高度集中的官僚体系，使对党政官僚进行任何监督和制约的可能消失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直到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有组织、有力量的政治代表还没有出现，工人也还没有整合成一支革命队伍。因而在文革结束的 40 年来，中国工人阶级始终处在无组织、无力发言的状态。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华国锋正式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这无疑是对当时政治局面的确认，因为文革的结束不在于是否被宣布，
而是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被打击殆尽，在于

中国社会开始了全面倒退。虽然他在口头上没有明确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他既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得失进行分析，以为下一次文化大革命做准备；又在实际行动中采取完全违背文化大革命路线的政策，因而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事实上的否定，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被中国共产党彻底放弃了。
生产关系的倒退

政治上打击革命派只是倒退的第一步，经济领域的倒退接踵而至。随着工业体系的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以及国际局势的缓和，因而压缩日常用品消费，以进行大规模重工业和军工建设，已不在必要，而且资产阶级复辟需要用物质手段暂时收买劳动者。
1977年8月国务院下发通知，为全国3000万工人涨了工资，1978年2月又下发通知，实行节假日双倍工资。通过先给予劳动者一定的好处，以稳定人心，然后再剥夺更大的权利， 这是资产阶级惯用的手法。伴随着工资上涨而来的，就是更加严格的劳动纪律和管理制度， 还有就是工厂民主管理的全面瓦解。很快，工厂就建立一长专制、专家治厂的的官僚制度。工人只需要按纪律和计划去完成工作，刺激他们积极性的，不再是他们的民主参与和政治觉悟，而是计件工资、奖金228和纪律。
“1977年4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称：‘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党和其它组织的关系就是向导和信徒的关系。’同样的，这里已不再是群众首创精神的问题，或是向群众学习的问题了。党委会大权独揽，工人们只能唯命是从。任何事物只要是符合群众或不论那一种残存的群众组织的积极性，一律被谴责为是和‘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相一致的。对领导进行任何监督就被认为是破坏纪律，同时着重批判那四个人鼓吹工厂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思想，和他们所讲的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对立。”229
在这样的到退下，利润挂帅取代了政治挂帅，发展速度被片面地强调，工人开始丧失当家作主的地位。中国报刊的核心机构，把这一点作为197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最重要的主题：

​

2281978 年 5 月 7 日国务院通知。
229夏尔·贝特兰《大跃退》。

“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呢？归根结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更高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一句话， 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发展的需要。”
这种经济主义的论调，实际上就是希望人们不再关注经济发展为谁服务，经济发展由谁领导的问题，让工人忽略现实存在的阶级斗争。工人民主管理可以发展经济，专家治场也可以发展经济，究竟采取哪种方式，说到底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是阶级斗争。而这里闭口不言阶级斗争，以发展经济为幌子剥夺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使人民丧失主人地位，用心何其险恶。到 70 年代末，严密劳动纪律和物质刺激的管理措施，已经完全取代了文革中的政治教育和民主管理。
然而这还远不能使走资派满意，温和派尽管实行官僚专政，但他们不主张改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完全排斥资本因素。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是因为他们掌握着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他们剥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而走资派的政治路线，却是促进中国彻底向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招魂师和政治代表。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上私人资本的经济力量非常弱小。那时几乎没有私营企业， 可以勉强算作私人资本力量的就是数量不大且资金产值都极小的个体经济。据统计，1976—
—1978年三年个体经济纳税占总税收的比重都只有0.7%230,不及国有和集体经济的百分之一。个体经济的从业者也没有和学术界、政治界的直接联系。
但是在历史上，每个阶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代表，不一定总是跟随在这个阶级群体后面出现。由于旧有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遗留，以及意识形态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在一个地域内，可以出现还尚未出现阶级的或者是远远超越该阶级发展阶段的政治或意识形态代表，也可以出现一个已经死去或垂死的阶级的阶级代表。中国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
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在于，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因素还残留在生产、政治关系以及意识形态中，三大差别、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官僚本身享有着特权，控

230陈永杰主编：《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民营经济发展数据》。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 年，63 页。

制着生产资料，当他们的政治力量战胜无产阶级时，他们的特权地位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就会使他们倾向于资本主义。而小生产者，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总而言之，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又有一定经济实力、特权或与官僚有密切关系的人，就成为了支持官僚复辟资本主义的群众基础。
走资派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已经消亡的资产阶级的招魂师和代理人，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的官僚集团就发展成为了一个与全体劳动者相对立，与私人资本既斗争又整合的官僚垄断资本集团，控制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命脉。
由于政治路线的分歧，走资派与温和派展开了历时两年(1977-1978)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论战，而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要不要实行按劳分配，要不要坚持生产力的基础地位。
第一个焦点问题是商品生产。197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力群组织撰写的《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这是表现走资派立场的纲领性文件。这篇文章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必须大力发展，另一方面也强调这种商品经济应在党的限制之内进行，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它的发展不会产生资产阶级”231。
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因而也必然存在着商品经济，这是但凡有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的人都不会反对的。张春桥曾写道：
“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232
但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到，商品的交换本身体现着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原则，承认个人或小集体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而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要破除这些。在共产主义社会商品将不复存在，因为个人或小集体都不再占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也不再成为商品，生产资料将归全社会占有，产品将按需分配。
同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本身是资本的产生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促进因素。因而，尽

231向群：《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人民日报，1978 年 5 月 22 日。
232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红旗》杂志，1975 年第四期。

管应该承认商品生产必然会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本身不是最终目标，它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所以，不能把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商品，作为社会主义的事物而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社会主义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使这些事物消亡。
正确的态度是，一方面承认商品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要认识和批判这些商品所具有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它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并对之加以严格限制。
然而，一方面，走资派要否认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因素，否认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同时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因为官僚式的计划经济，既不能正确的确立商品价格体系，从而避免经济的比例失调；又不能拥有充分畅通的信息，从而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商品生产既被认为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又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基础。
另一方面，他们此时还想限制商品生产，因为此时，他们既要复辟资本主义，又没有找到新的途径，在资本主义社会继续盘踞在社会顶端，控制政治和经济，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可能瓦解国有制和党政机关的各种社会职能，从而把党政官僚掌控社会的客观基础从它的脚下搬掉。
尽管温和派不能接受这种观点，然而在走资派的压力下，却不得不在1977年12月5日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的通知》中写下：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本质的差别。我国现有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
但是温和派对于发展商品经济的质疑却始终存在，而且在具体的农业发展问题上，也还是坚持提升农业生产的核算单位。
第二个焦点问题是按劳分配。与商品生产问题相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用论证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办法，把按劳分配肯定下来，认为“按劳分配不是资本主义旧事物，恰好是社会主义新事务” 233。这篇文章在受到温和派压制，得到了走资派的支持，

233韩钢：《最初的突破──1977、1978 年经济理论大讨论述评》。文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 6 月。

邓小平批示：“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

这实际上是官僚集团拒绝相对平等的分配方式，希望通过扩大管理和技术劳动在分配中的地位，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是为之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活和阶级分化，提供合法性基础。
而按劳分配的实质是在消灭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后，仍然承认劳动力的所有权，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这种所有权的出现和加强，将加剧社会分化，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成为资本运动的一个条件，提供了资本活动的可能性。
同商品经济一样，按劳分配尽管在社会主义阶段不能消亡，但必须批判其资产阶级本质，并逐步缩小这种差距直至使之消亡。而党政官僚将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东西进行宣扬，加大了脑体差别，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活和阶级分化提供了合法性，使中国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
而温和派一反面迫于压力同意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另一方面却依然对这种原则进行质疑。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报告中，还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汪东兴也对1978年5月发表的胡乔木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撰写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大加挞伐：“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还说“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中宣部“把好关”。
第三是生产力基础地位问题。对生产力优先地位的论证，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政治挂帅， 开始将官僚集团合法性建立在发展经济的能力上。当时的理论界声明“评价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集团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最终就视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234
在当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可以发展生产力，但是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究竟为谁服务、由谁领导，离开了这些，劳动者的主人地位就将不复存在。因而生产力标准的确立， 在排除了政治挂帅的同时，无视经济发展阶级性，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了掩护。同时，走资派对历史大加歪曲，说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停滞，改革开放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是彻头彻

​

234李正华著：《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北京: 方志出版社，2007 年，112 页。

尾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一派胡言。

尽管华国锋强调阶级斗争为纲，还在十一大报告里装模作样地批判了“唯生产力论”， 然而在实际进行经济改革时却毫不顾及劳动者的主人地位，并且屡次强调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阶级斗争为纲”和反对“唯生产力论”实际上只是温和派的政治筹码。因而对于这一个问题，温和派和走资派是一致的。
在农村，温和派和党政老干部集团的发展思路差别就更加彰显。在农业上，温和派继续推进“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并且强行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进行由生产队向大队“穷过渡”。而且还在全国选择 10%的生产队实行统一核算，提出到 1980 年全国要有 1/3 的县建成“大寨县”的具体指标。
然而在整个过程中，温和派采取了派工作队的自上而下的方法，强行大搞建设。看似这是朝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然而这种官僚主义的做法，实则是为了扩大官僚专治而进行的。因为在这种过渡中，人民的权利毫不被顾及，权力被牢牢地掌握在官僚的手里。而且，人民不是被广泛地发动和教育，而是被强迫进行“穷过渡”，这种命令主义的做法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作风。
而走资派希望利用部分农民小生产者的自发性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主张放宽对自留地、自由贸易等的限制，这和之前的“三自一包”以及后来的分地包干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是顺从小生产者的自发性，而不是耐心的对小生产者进行政治教育和引导，实际上是给予眼前利益而剥夺长远利益。从这里，就更清晰的看到了走资派的复辟本质，也更清晰地看到了走资派和温和派之间经济观点的对立。
拉拢知识分子

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倒退，更多的是在邓小平复出后主持的，这使得邓小平在知识分子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收买知识分子也正是走资派的重要手段之一，联系到之前党政官僚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打击，和后来知识分子经济、政治地位的全面下降，就可以知道这仅仅只是一个手段。

早在 1975 年，邓小平就说过：“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235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个因素，但把它本身独立出来叫做生产力，或把它作为“第一生产力”，就有明显的贬低甚至无视体力劳动者的意味，离开了劳动者，离开了劳动产品的积累，也就是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就什么都不是。
而科学工作者的确是劳动者，但这里故意将脑力和体力劳动者混为一谈，掩盖了脑力劳动者尤其是其中的管理者、技术官僚控制生产资料、甚至剥削劳动者的事实。这里抬高知识分子地位，混淆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区别，实际上是在否认资产阶级复辟的可能性的同时，拉拢知识分子。在 1977 年 8 月的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又一次肯定了这一点。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邓小平再次重申上述内容。郭沫若代表知识分子作了《科学的春天》为题的发言，表现了知识分子在这个时候已经逐渐倒向了走资派。就这样文革的科技制度被破坏，知识分子又一次得以凌驾于工人之上，而不必与工
农相结合，不必进行改造，工农也丧失了学习能力、技术和文化知识的机会。这实际上是使得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差距加大，使得脑体差别缩减的可能消失，而且使得脑力劳动者失去了逐渐向无产阶级事业靠拢的可能。
1977 年 8、9 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肯定了建国初 17 年的教育科研战线，认为主导方面是红线，一套资产阶级的人才选拔制度被重新树立起来。虽然文革时期教育制度不是尽善尽美，基础教育有着重大突破的同时，高等教育却没有比教好的路径。但至少文革时在探索一条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道路，而且避免学校成为资产阶级培养奴仆的场所。
然而这时教育制度完全回到了文革前，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应试成绩成了主要标准， 后来成了唯一标准，知识分子也开始逐步回城工作。知识分子下乡有着双重意义，农村的

235《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 页。

建设、农民的知识素养提升和知识分子的改造。然而这一制度的取消意味着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都将难以消除，为后来农村的破败和农村教育的凋敝买下了伏笔。
文化领域从无产阶级领导专项资产阶级领导后，八十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伤痕文学和新诗也开始出现，人文学界异常活跃。这也就是官方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但这事实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被彻底打倒后的“一家独鸣”。实际上主要表现为对文革的清算，其做法无非是叫苦连篇引来同情，把一切错误模糊地归给文革，而根本不谈犯下错误的究竟是谁。而文革高潮时的异端派在得到平反后，许多人从极左跳到极右，成为改革初期民主派的雏形，如广东“79 民运”和北京民主墙事件。
这种种举动，都使得知识分子彻底倒向走资派，原来的右派也更加嚣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甚嚣尘上，文化大革命否定，甚至整个中国革命都被否定，社会主义建设也别否定， 全社会兴起了鄙视劳动的风气。无产阶级逐渐在意识形态上败下阵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渐在全社会复苏。
三、走资派全面夺权

就这样，中国社会在两派的斗争与合作中徘徊的走过了两年的倒退岁月，最终，政变上台的华国锋却并没如愿迎来自己的“雾月十八日”。革命派的高层和基层力量，在抓捕“四人帮”及接下来的“揭批查”运动中被清除殆尽，政治平衡被彻底打破，使得温和派完全处于不利的境地。尽管温和派与走资派在复辟道路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但温和派没有办法完全向走资派靠拢，不论对于历史问题，还是对于实践问题，他们都不能走的像走资派那样彻底。虽然他也采取了诸如清查造反派、涨工资等手段拉拢各阶级的手段，但政治天平还是越来越向走资派这边倾斜，温和派的边缘化已经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当然，这个必然结果也并非是政治结构自发发展的结果，而是在走资派同温和派的斗争下，通过邓小平复出与解放老干部、真理标准讨论和三中全会及其之前的工作会议上政治路线的调整，这样三个历史过程实现的。
首先邓小平复出是一个核心问题，因为在 1975 年整顿中邓小平获得了党政官僚普遍认同，而且整顿时的政策也使得他取得了知识分子们一定的认同，他的复出对于走资派整合力量进行反攻有着重要作用，因而双方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展开了多轮交锋。最后在陈云、

叶剑英、王震等人的压力下，华国锋不得不作出妥协，中央政治局的集体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236。
1977 年 7 月 17 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恢复工作标志着走资派开始群龙有首； 这既是对“两个凡是”路线的重大打击，又大大增强了走资派力量的凝聚。
解放老干部也是一场重要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中，大批走资派被打倒，动摇了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削弱了这一阶层在中央的代表性，同时在舆论上压制了走资派主导政局的合法性。因而，解放老干部并给予平反对于走资派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邓小平复出、解放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是走资派为支配社会而进行的组织力量的准备。
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重压之下，胡耀邦于 1977 年底出任中组部部长，开始了从中
央到地方解放干部的工作。仅 1978 年一年，中组部就平反了 130 多名副部级以上干部。237
从 1976 年 10 月到 1978 年 12 月，有 4600 多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职。238
陈云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建议破例由中央全会选中央委员，将陈云、邓颖超、王震选进政治局，将宋任穷、习仲勋、胡乔木等选进中央委员会，再由党的代表大会追认。这实际上是通过党内资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加强了走资派在组织上的力量。
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走资派的全面胜利做了思想和舆论准备。走资派与温和派之间争夺主导权的思想斗争，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与“两个凡是”这一命题之争的形式展开的。1977 年 2 月 7 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

​

2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56页。
237程中原：《新路》。2009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第77页。
238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55页。

们是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著名的“两个凡是”。这一温和派的路线主张，看似愚蠢，但实则展现了他们在力量对比悬殊面前的无奈，他们只能依靠已经去世的毛泽东来获得自己的合法性，这是华国锋一贯的政治策略。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说法并没有受到有力的挑战。1977 年 4 月 10 日邓小平复出前致信中共中央并华国锋、叶剑英，也只能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不能直接反对“两个凡是”，可见这时走资派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在舆论上还处于弱势，合法性还需进一步确立。
而在 5 月 24 日的谈话中，邓小平直接说出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核心问题，“‘两个凡是’
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 1976 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因而，很明显这根本不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 这里是两个政治集团围绕历史和实践一系列问题展开的政治博弈。
1977 年 7 月 15 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办
《理论动态》这一内部刊物，发给高级干部阅读以施加影响。其指导原则有二：“一是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际上是用办内部刊物的办法反对 “两个凡是”。不能公开
反对，就内部反对；不能直接反对，就从各个问题具体提出不同看法。1978 年 5 月 10 日，
这一刊物第 60 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两种观点的冲突公开化。
温和派激烈反对《实》文，而走资派则明确支持，并慢慢占了上风。开始人民日报受到吴冷西、汪东兴等多方面的压制，但随着邓小平 6 月 2 号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直接
支持《实》文，形势开始发生逆转。从 8 月 4 号到 12 月 8 号，27 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和解放军各部队领导同志均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温和派被完全孤立，失败已经在所难免。
很明显，支持《实》文，实际上代表着支持走资派。而《红旗》杂志作为温和派唯一的舆论阵地，坚持 7 个月以“不介入”的方式介入讨论后，终于在高压之下，被迫于 1978 年

的最后一期发表谭震林支持《实》文的文章，而华国锋、汪东兴均只得同意。在力量对比形势逆转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肯定真理标准讨论，华国锋做自我批评，否定“两个凡是”，思想斗争以走资派取得决定性胜利告终。
在经过了邓小平复出、解放干部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斗争后，走资派已经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取得了巨大的优势，温和派则江河日下，现在走资派只差彻底夺取政治权力，完成全党在政治上的转向了。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这样的一次历史转折，文革后引导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权就是在这次会上正式易手，从温和派手中转到了走资派手中。
这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温和派就已经明显不能控制局势。一开始，华国锋作为主持人宣布三个正式议题：讨论两个农业、农村工作工作的文件，商定后来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此之前花两天时间先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结果会议一开始，陈云就提出，不解决重大历史问题，就无法转移工作重点至经济建设。他提出了六个历史问题：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 陶铸、王鹤寿问题，彭德怀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乱点名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
之所以讨论历史问题，就是为了确定新的政治路线。只有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才能树立资本主义复辟的合法性。虽然华国锋立即宣布关于历史的讨论结束， 接着讨论农业农村问题的文件，可惜宣布无效，大多数与会者还是自行其是，继续讨论历史问题，会议已经在温和派控制之外。
华国锋在会议失控、中央委员们自行讨论十二天后，即 12 月 13 日，不得不作出答复， 满足了老干部们几乎所有对历史问题的要求。胡乔木起草的常委指示纪录要点开始主要写邓小平的话，“从那时起，华国锋同志已失去工作的主动权，中央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已经逐渐变成了邓小平同志”239。
会议结束时，五个政治局常委中的两个温和派，华国锋和汪东兴都做了检查，汪东兴还照走资派的要求辞去所有兼职，可见温和派大势已去。而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认为与温和派的斗争基本结束，说

239朱佳木回忆。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开始号召全党把工作的重心从政治斗争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
几天后开的三中全会，“是对中央工作会议准备好了的事履行合法手续”240，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历史问题的解决也标志着政治路线上的彻底转向。温和派与走资派共同主导中国社会这一局面的结束，走资派
从此确立了自己对全社会发展方向的支配地位，中国开始迅猛地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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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余光远回忆。

第二节 放权让利初改革，商品经济定方向

一、放权让利

“放权让利”的方针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走资派彻底掌握了中国的政权，中国社会接下来走向怎样的资本主义，以及如何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在第一个阶段，走资派空前统一，那就是削减计划因素，扩大市场因素，将权利从劳动者那里收上来的同时， 更多的交给企业管理者，同时在农村复活资本。1978 年 12 月 22 号的三中全会公报对于下一步复辟进行了总的规划：
“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 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 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241
1979 年 3 月 8 日，陈云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基本上是无害的）。
……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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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16 页。

能是都相应增加。”242

19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经济工作政策，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做了讲话。
“在整个经济的管理体制上，总的看来是集中过多，计划搞的过死，财政上统收统支， 物资上统购包销，外贸上统进统出，‘吃大锅饭’的思想盛行，不讲经济效果。这些都使得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束缚。
……第一，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第二，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第三，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第四，精简行政机构，更好的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243
1979 年 11 月 26 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
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244。1980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又讲“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245。
经过这几次讨论，中央基本确定了复辟的第一步计划。第一，在工人权利被收回的同时，扩大国有企业官僚自主权；第二，在农村复活资本，首先是包产到户；第三，流通方面，扩大市场因素；第四，外贸方面，下放外贸权利；第五，财政方面，扩大地方财政自主权。
最终，在 1982 年十二大上，正式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的经济体制，对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步进行了确认。总的来讲，这一阶段的主要政策就是“放权让利”，不同于大跃进和文革中放权的是，权力放给了官僚，促进了官僚向资本家转化；也放给了小生产者，直接使私有制经济复苏。总之，这时的放权根本上是资本主义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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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陈云著：《陈云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45、247 页。
2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40—142 页。
244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选集》（第 2 卷）。
245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选集》（第 2 卷）。

农村资本主义复辟

农村被作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突破口。农村是当时城市政权较为薄弱的地方，而城市涉及多方的利益，关乎党政官僚的经济基础，因而农村改革引起的冲突和阻力会小很多。而且农村本身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薄弱环节，极其容易向私有制退化。毛泽东曾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246
实际上，农民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是劳动者，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另一方面他是小私有者，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虽然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建立起了人民公社，但是由于机械化还没有普及，很多地方生产方式没有彻底实现社会化，农村工业化也由于官僚的破坏而受阻，农民的小生产倾向就还没有根本消除。而很多农村由于政治思想工作差、官僚主义严重，集体化就更是难以得到农民的支持。教育农民之所以成为严重问题，就在于农民向小私有者的发展的自发性，“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是这种自发性的集中表现。而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与统一计划的公有制经济背道而驰， 因此建国以后在农业领域两个方向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教育和改造农民的唯一出路就是要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逐渐实现集体化， 将农民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体系；通过机械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建设加快农村从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使农村实现生产社会化；同时要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农民并对其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在农村开展反官僚化、反复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现农民的民主管理。
尽管作为薄弱环节的农村成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农村改革被温和派激烈的反对，更被广大的基层干部还有很多社员反对。首先要做的是反动派的惯用手法，先给农民一些经济的好处，以换取农民的支持，然后进行剥夺农民长远的政治、经济权利的复辟措施。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决定，第一，从此之后较长时间里征购指标稳定在1971年到1975年“一定五

246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年”的基础上，并且从1979年起减少统购粮50亿斤。水稻地区口粮在400斤以下的，杂粮地区口粮在300斤以下的，一律免征统购粮。供给城市不足部分用进口解决。
第二，调整粮食统购价格和农用工业品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统购价格提高20%， 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50%。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区别情况逐步相应提高。农用 工业品，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降低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1979年至1980年降低10%——15%。仅收购提价这一项，“农民增收约200亿元”247。
在这两个重大经济补偿措施之外，还决定增加农业投资到整个基本建设投资的18%，国家总支出中农业事业费和支援社队支出提高到8%，对农业贷款增加1倍，并有计划的发放长期（甚至到世纪末）低息或微息贷款。这些政策性经济补偿，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保持了农村在80年代中前期的稳定，保证了农村的改革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同时提升农民生活水平，使得新一代领导人建立起了政治合法性。
加上在此前后对工人生活水平的提升政策，1980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提高9.4%，其中农民提高9.5%，城市居民提高7 .1%。1978年——1984年城乡差距由2.5倍缩小到1.8倍。劳动者生产生活条件在极短时间内得到如此巨大的提高，其占人口比例又是如此压倒性的，因此新模式的合法性得以迅速建立。
然而，这种成功的条件极其苛刻，而且难以复制：政府没有债务负担，经济资源高度集中于决策者手中，决策者又有决心在劳动者身上使用这一经济资源来树立自己的合法性， 而且还没有类似于私人资本这样的其它社会集团的政治干扰。因而，这种生活水平短期内大幅的提高，由于环境一去不复返，在以后的复辟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且随着80年代的资本主义复辟，这些让利很快被持续的通货膨胀尽数消解了。可见，这一手段同温和派一样，不过是用短暂的眼前利益蒙蔽人民，从而剥夺人民的长远利益。
在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序幕也拉开了。三中全会走出了微小的一步，首先放开了自由地、自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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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杜润生：《杜润生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00 页。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
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
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248

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革命派和温和派的思想还影响着农业领域，斗争还没有结束，因而党政官僚还不能走得太远，因而在《决定》中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 年 3 月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未果，但允许了田间管理包工到组、包工到人、常年包工包产到组等生产责任制的具体办法，还允许了县委批准的包产到户249。这次会议实际上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开了口子。
1979 年 9 月十一届四中全会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口气也稍有放缓，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处，也不要包产到户”。
1980 年 1 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场上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占了上风，温和派王任重当时就提出，小农经济搞了几千年都没有解决吃饭问题，为什么现在就可以解决？在会议上把杜润生开的口子又堵了回去，在华东组甚至形成了围攻包产到户的安徽的局面。因而，邓小平讲话时只能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 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这种情况下地方干部便不知所以了，像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本来已经赞成包产到户了，看到王任重宣传集体经济，就又变回去了。后来， 王任重调离农委，杜润生感叹，“像包产到户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250
围绕农村改革的争论，本质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温和派坚持集体化路线，要求推进“学

2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8 页。
249郑韶与何晓星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20 年大事记》， 1998，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 7 页。
250杜润生：《杜润生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07——111 页。

大寨”运动，认为走人民公社的道路才是中国农业的唯一出路，并提出在发展机械化的同时将核算单位从生产队升级至生产大队、公社。走资派主张尊重按劳分配的原则，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事实上是顺遂小生产者的自发性，在联产承包的名义下搞包干到户、包产到户。
在走资派没有完全掌握中央和地方权力之前，不发文件、口头传达，先在贫困落后的云、贵、川等地试点，再说服领导争取合法性，对于来自另一派的批判坚决抵制。1980 年， 赵紫阳取代陈永贵、万里取代王任重后，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推动分田。
中央层面夺权后，马上在 1980 年 9 月召开各省第一书记座谈会，希望统一思想，要在贫困地区先搞分包，为包产到户打开缺口；然后逐级传达，配合组织手段，以党的权威层层压下来。然而甚至在陈云、邓小平公开表态支持包产到户后，对于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 多数与会者仍然不同意允许包产到户，只有辽宁、内蒙、贵州省委书记表示支持，会上甚至有人表示：“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由于意见不一，会议很难开下去，最后在胡耀邦、万里等人的主持主持下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其中写道：
“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这份文件仅将包产到户作为贫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或特殊政策，农委主任万里很郁闷，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说：“农委的人，除了杜润生以外，都是反对包产到户的。”然而就是这个文件，却等于给包产到户打开了突破口，这个文件下发后，各地的包产到户就开始大面积的开展了。
凡是不愿意推行包产到户的省份，例如福建、吉林等，都调整了领导班子。像反对包产到户的国家农委，被撤消了建制251，代之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院农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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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之三)》，文载《新长征(党建版)》，2006 年第 6 期。

展研究中心。252这样，杜润生再去宣传包产到户，地方就没有领导反对了。

1981 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近半数。253到现在中央的宣传经常是人民拥护分地，而少数保守僵化的干部却反对分地。然而事实是，在整个改革中，尽管有一些引导差、效益差的公社确实有分地的愿望，这样的公社占 30%左右，绝大多数的公社是不同意分地的，当然其中技术较好、有上层关系、私有财产多的人除外，他们中有一些希望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与其他人拉开差距。因而很多公社都是在强制的命令下分了地，比如张庄在顶不住压力的情况下被迫分了地254。还有极少数的公社如南街和华西顶，在分地后，又恢复到集体所有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发展出了少有的集体资本主义。
这些工作完成之后，1982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转批《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为包干到户正式正名：
“全国农村已有 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联产记酬的占生产队总数的 80以上……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干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改变。” 255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变动，包产到户这一制度终于从安徽走向了全国，从地下走向了合法。此后发展迅速，到 1983 年 98％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
在承包制改革的同时，自由市场也逐步建立起来，因为这两者本身就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有了自由市场，农民可以自由选择生产的作物，然后到市场交换粮食，上交国家。小副业也在自由市场的刺激下开始了大发展。随着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农村的生产就被彻底置于了市场的引导下，农业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生产开始面向市场，以金钱为导向，而不再是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因为统一的计划不复存在。
的确，统一计划可能会出现命令主义，信息不对称导致计划不符合实际，不能多方向引导导致生产单一。然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阶段的继续革命，逐步消除官僚

252杜润生：《杜润生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17、130 页。
253杜润生：《杜润生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32 页。
254韩丁：《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 1978——1989》。
255杜润生：《杜润生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32 页。

主义，实现农村的民主管理来解决。然而走资派就是故意编造了一个只有两种选择的谎言， 公社——僵化——命令主义，包干——活跃——自由，这样的二元对立根本上来说无非是确立改革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罢了。
就这样，农业的资本主义复辟为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毛泽东1965 年重上井冈山的时候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256
承包使集体财产严重流失，土地由农户直接占有和使用，大牲畜、农机工具等集体生产资料一般都折价归户，社队企业的固定资产被折价变卖或承包给个人经营。据统计，农村水利设施、农业机械中 70％低价卖出，30％废置丧失效益。1978 年底，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拥有的农业固定生产资料（不包括土地）达到 977 亿元，到了 1986 年末，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固定生产资料已经只剩下不到 30％。在过去机械化程度较高的黑龙江， 绝大部分农村都变为个体经营，农用机器 20％承包给个人，80％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大队领导及其亲戚、朋友。257
而与集体财产流失相对应的是私有财产的增长。据统计，到 1978 年，全国每个农户平
均拥有住房 3.64 间(其价值不超过 500 元)，年末储蓄余额 32.09 元，除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和小型农具外，物质资料储存很少。258然而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后，农民私有的生产资料迅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推算，农户私有财产 1985 年比 1981 年增长 1.68 倍。从
1983-1985 年，农民私人拥有的大中型拖拉机由 27%上升到 62%，小型和手扶拖拉机由 68% 上升到 89%，农用载重汽车由 33%上升到 61%，农户拥有的脱粒机、磨面机、碾米机所占的比重都在 50%以上。1987 年，农户拥有的生产资金占农村生产资金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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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马社香：《前奏：毛泽东 1965 年重上井冈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51 页。
257韩丁：《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 1978——1989》。
258潘石：《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第 25 页。

提高到 54.2%，农村生产资金已由集体所有为主变为以私有为主。259

尽管个体农户占有了机械，然而机械的使用却非常艰难，大面积的农场不存在了，大多数农户是没有机械和耕作牲畜的，有机械的农户在自己狭窄的土地上也施展不开，有的土地伸直狭窄到连一个手推车都容不下260。水利设施由于没法在集体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得到兴建和修缮，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很多还被逐渐废弃了，至今中国农村的水利设施，80% 还是 70 年代及以前完成的。
除了这些物质性的设施，农村的生产技术也遭到了破坏。公社时代，由于知青下乡和集体化生产为分工提供的基础，农村中有很多技术人员，然而分田单干后，这样的情况不复存在。例如在内蒙古，分产到户前，大队有兽医，给全大队的牲畜看病，还带几个青年学习兽医技术；承包到户后，牲畜全都分到了各家，兽医也就只管自己家的牲畜，结果不懂技术、文化素质低的人家，一旦牲畜生病，就大批大批的传染、死亡。再如很多农村，以前种子、化肥、农药都是大队里内行的人为集体购买，现在各自购买，很容易上当受骗，价格也比集体购买要贵。
在这种情况下，认为生产力得到了发展简直是痴人说梦。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梦呓般的指出：
“长期使我们焦虑的农业生产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起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强大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大胆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改变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负责制，发挥了八亿农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261

在没有进行包产到户的1978 年农业增长了7%，在经历了1978——1984 的大增长之后，
农业生产开始徘徊不前。而且 1984 年市场粮食达到了 4 亿吨，实际上主要是那一年，由于
粮价上涨大量库存粮食流出。之后由于库存粮不足，粮食只能在 3.8 亿吨左右徘徊。

而且产出同样多的粮食，还需要农民更多的时间投入，因为机械再也没法使用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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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张厚义，秦少相. 我国私营经济的现状. 中国农村经济，1988（12）
260韩丁：《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 1978——1989》
2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1988，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58页。

管一些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起来，然而这种积极性能带来的无非是比以前更长时间的投入， 然而这种投入是有极限的。认为只靠积极性就可以使得生产大发展，岂不是“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的逻辑吗？因而农村的生产力发生了严重的大倒退，而且直到现在，小农经济还在阻碍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实际上 1978——1984 的粮食产量上涨，尽管有积极性被激发的因素，但主要在于技术的发展。第一是种子革命。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包括水稻、小麦、棉花、油料等在内的各种农作物，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引发的水稻产量的革命性大增长。这项技术于 1973 年 10 月“三系杂交稻”研制成功262，1975 年多点示范 5600 多亩，亩产比常规品种增产 20%以上；1976 年示范推广迅速扩大到 208 万亩，1990 年全国推广 2.4 亿亩，占水稻面积的 50%，而总产量占 61.6%。以杂交水稻为首的种子革命，对八十年代初农业产量的大幅增加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二是化肥革命。1970 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新建了一大批化肥厂。72 年 1 月 13 日， 又从国外引进 8 套化肥成套设备，以后又提出引进 43 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方案。
1973 年，我国化肥产量比 1965 年增加一倍以上。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
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 13 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 1979 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第三是改革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显示了成效。1976 年与 1965 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 5.7 倍和 65 倍，农业用电增长 4.7 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 4.9 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 2.1 倍。1977 年和 1965 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 41％， 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 355.58％和 643％；1975 年全国机井数比 1965 年增长 935.89％。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 年与 1965 年相比，成灾面积由 53.9％下降到 26.9％。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

262 1979 年 5 月，著名的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访问中国，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正在种植一种前所未有的杂交水稻。该公司当年就把 3 个组合的杂交稻种子播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农业实验站的稻田里。到收获时，跟美国原有高产常规水稻良种 Starbonnet 一比，产量还要高出 165．4％—180．3％，也就是说其中产量最低的一个组合也比美国水稻高出
1．65 倍。美国人不禁被惊得目瞪口呆，一齐把它们惊呼为“东方魔稻”。

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 80 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 70 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
除了技术发展，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 1979 年 3 月开始，陆续提高 18 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从夏粮上市起全国粮食统购价平均提高 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 50%；棉花从新棉收购之日起，全国统购价格平均提高 15%，北方另加 5%的补贴，超购部分再加价 30%；食用植物油统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 27%，超购部分加价 50%；生猪收购价格平均提高 24.6%,其他产品也分别提高 20%-50%。79 年 11 月开始，又对猪肉、牛肉、羊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八种主要副食品提高销售价格。1980 年又先后提高了棉花、羊皮、黄红麻、木材、生漆、桐油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全国农副产品价格总指数，1979 年提高了 22.1%，1980 年又提高了 7.1%。同时，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有计划的下降了 10%-15%。这样 1979、1980 年两年国家每年用于调价的开支达 80－90 亿元，国家财政收入可以正常增长的部分基本都用于农业了，这是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分配的一个大调整。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整，极大的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79 年农业生产即取得了少有的大丰收，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但正如前面所说，这种刺激是有条件的，是不能持久的，而且通过积极性增加产量也是有限度的。
承包制不仅破坏了生产力，还成了破坏资源和环境的源头。集体生产被破坏，对环境的治理不再可能。而且在私有观念的促使下，农民也以眼前利益最大化为导向，而这种眼前的利益最终损害了长远利益。例如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从1981年开始，强行改变、调整草原牧区的生产关系，简单粗暴的照搬农耕地区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的做法，
实施以“草场、牲畜双承包”为标志的牲畜所有权、草场使用权和分配制度的改革。从此， 自古以集体方式进行生产的游牧民族，被迫改变生产方式，四季游牧制度被取消，通过游
牧转场防灾、避灾的能力同时丧失，通过游牧平衡营养元素预防地方病的能力也丧失了，

牧民开始了类似农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由游牧被迫变为定居固牧，在有限的资源的草场上出现了人多畜多的过牧和反复践踏的现象。
就这样草原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然而自治区主席，走资派布赫却在1984年7月4 日讲：
“只要冲破阻力，把这种双承包制全面推行、全面贯彻下去，就能引导牧民逐步摆脱小生产的封闭状况，突破自然经济的束缚，走出一条适合我区牧区实际的社会主义畜牧业发展道路。”
1984年7月8日，在全区牧区工作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搞双承包，就是最大限度地把劳动者同劳动成果联系起来。……但是水草丰满也有它的坏处，那就是身背这个包袱，躺在水草丰美的草原上吃大锅饭。……我们要尽可能地把人与畜、畜与草，人、草、 畜的关系协调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牧民的积极性。”
1985年8月8日，在全区牧区工作会议上讲：

“在旧的传统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中，人、畜、草这三大要素一直处于彼此分离、彼此脱节的状态……‘草畜双承包’不仅解决了人、畜矛盾，也解决了人、草矛盾，这就为逐步解决畜、草矛盾提供了条件……‘草畜双承包’是草原畜牧业发展的原动力。只有把草原彻底承包下去，群众的劲才能使在草业上，才能走出一条建设养畜的路子来。”
这些毫无根据的话，无非就是为了落实资产阶级的复辟政策，然而现实已经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原来水草丰美的内蒙大草原已经大面积沙化，环境破坏了牧业也就随之衰落了，原先生活丰裕的牧民也成为了贫困户。
经过了 1982 年包干到户、1983－1984 年取消政社合一、1985 年取消统购统销，农业从集体生产倒退回了小生产，个体生产的分散状态，又为大量征收土地税费、土地被非法侵占提供了客观基础。从而造成了九十年代农民日益悲惨的处境。
尽管小生产具备了资本增殖的可能，但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主要的生产资料不能转移，仍然不能像资本那样自由转移，因此，农村的承包制只能作为恢复资本力量的先驱

和示范，也能为资本提供自由的劳动力和市场，而不能成为资本运动的主体，但农村改革毕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步，对于复辟资本主义有重要意义。
就是在农业逐步走向衰落的同时，农村的个体、联户办企业悄然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的工业、基础建设劳动不再进行，劳动力大量过剩，剩余劳动力开始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上去，搞多种经营，出现了一批种植、养殖、运输、建筑、加工的专业户、专业组、专业队。263
同时，随着农产品收购价的提高，农民剩余资金增长并逐步转化为资本。农户储蓄年末余额从 1980 年的 117 亿元增长到 1986 年的 766 亿元，少数有劳力、资金、关系的农户开展多种经营，形成了“两户一体”264。
1984 年末，“万元户”平均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 4786 元，比一般专业户高出 58.5％；
拥有机械动力 26.6 马力，比一般专业户高出 96％。1984 年共有各种形式新经济联合体 5.9
万个，从业人员 50.3 万人，形式多是个人入股，每个联合体平均投入资金 8273 元，平均
获得营业性收入 3.1 万元。根据温州市委的调查，1982 年全市有专业户、重点户 20 万户，
占农村总户数 16％，其中 50 户比较拔尖的户均纯收入 7150 元，比全市农村人均收入高出
3 倍。资本开始在农村快速崛起。

资本要增殖，必须要榨取自由雇佣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这与社会主义精神是相违背的， 在民众和官僚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转变的情况下，歪曲和欺骗成了唯有的办法。在 1980
年的中共中央 75 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还明确规定“不准雇工”。
1981 年 5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并雇工的情况，展开了历时三个月的讨论，最后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认为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

2631984 年，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 28 个省、市、区的 272 个村庄的 37422 个农户，组织进行了一次全面、
系统的调查。其中，各种类型的专业户占其总数的 3.5％。专业户的平均收入为 7408 元，相当于一般农户的 6.1 倍。在专业户中，出现了一批平均纯收入在万元以上的大户，即“万元户”，占农户总数的 0.56％。1984 年同 1983 年比较，一般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增加 23.6％，专业户增加 51％，“万元户”增加 62％。这些收入较多的农户雇工也多。家庭纯收入 6000～9000 元的，只占调查户总数的 3％，而所雇长工数却占长工总数的 50％；家庭纯收入 9000 元以上的，只占调查户总数的 1％，而所雇长工数却占长工总数的 40％。转引自曹兼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
264即专业户、重点户264和新经济联合体。

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

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例子进行歪曲，推出结论：“八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八个人以上就叫雇工，八个人以下不算剥削。”
265由此，中央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八个，超过八
个就要限制。1983 年 1 月，中共中央对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有了明确的说法，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就这样，农村走上了全面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农业开启了小生产的时代，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从农村产生了中国的第一批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农村成为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先声。
城市资本主义萌芽

比起农村改革，城市的改革显得比较谨慎。首先是工业企业和流通的改革，1979 年 1
月，四川作为试点，制定了 14 条试点办法，包括可在完成计划后可以面向市场生产；完成计划后可实行利润留成和提取企业基金；可以自己提拨中层干部；可以销售流通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和自己的新产品等。这几项措施，都是将市场因素引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开始部分地以利润为导向，再加上官僚权力的扩大，使得官僚越来越具有资本家的特质。尽管自行销售部分需要个国家定价，但是这已经是一个突破，因为出现了产品和原料的市场， 为国有企业资本化和商业资本出现、私人资本出现提供了条件。
尽管放权有损地方政府官僚利益，但是阻力还是被克服了。1979 年 4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四川的改革开始走向全国范围。1979 年 7 月 13 日，国务院颁布五个文件，规

​

265 林子力认为，马克思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马克思的计算，在当时（19 世纪中叶），雇工八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八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这是对经典理论的明显歪曲和误读，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的这一段文字，马克思主要说明要维持资本增殖运动，必须掌握最低限度的价值额，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为此马克思举例说，假如工作日为12 小时，其中必要劳动时间 8 小时、剩余劳动时间 4 小时，那么在资本家雇佣两个工人的时候，他才能过上跟工人同样的生活，并且只能维持生活，不能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为了使资本家的生活比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一半转化为资本，这样他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增加为雇佣一个人时的 8 倍，同时至少需要雇佣 8 个人。马克思通过举例说明，不是任何规模的价值都可以成为资本的，如果价值太小、雇不起一定数量的工人，那么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了。马克思从来没说过超过 8 个人才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而是说没有足够的价值额、雇佣不了一定数量的工人，即便占有他们的剩余价值也不能维持资本的增殖运动。

定了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具体办法，要求在少数企业中试行。266征税、贷款也是资本主义的因素，试图用资本主义税收和金融的方法控制企业，而不是用统一计划的方式。这样资本和市场，逐渐成为了国企生产的主导性因素。
1979 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 4200 个，1980 年 6 月又发展到 6600 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 16%左右，但产值和利润分别占 60%和 70%左右。2671980 年 9 月 2 日，国务院转批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将扩权工作在国营企业中全面铺开。268
同时为了建立资本主义的流通，进行了“三多一少”的商业改革269，减少了指令性计划在生产、分配、交换领域的作用，促使国内资本主义市场蓬勃兴起。在生产资料领域，1979 年以后一些大中城市相继开设了一大批生产资料商场，在这些商场中，交易活动不受行政区域和部门的限制、不受企业所有制性质的限制，可以自由选购。这既有利于促使国有企业资本主义化，又为私人企业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二方面改革在于对外贸易。

“第一，初步改革外贸商品分工，赋予一些地区和部门部分商品的进出口经营权，开辟新的外贸渠道……第二，组织多种形式的工贸结合试点……第三，外贸出口收汇实行内部结算价格，提高地方出口外汇留成比例……第四，适应多渠道经营外贸的情况，制订了若干协调管理的办法。”270
1979 年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二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由两省分别自行安排和经营本省的对外贸易，成立省外贸公司，承办口岸进出口业务。1980 年 5 月，批准成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关税优惠，

266郑韶、何晓星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20 年大事记》，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第 10 页。
267肖冬连：《1978-1984 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决策与实施》，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4 年第 5 期。
268郑韶与何晓星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20 年大事记》，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第 30 页。
2691981 年针对中国商品流通渠道过于单一的特点，有人提出“多条流通渠道势在必行”的观点，“为了改革中国商品流通体制上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等缺点，应该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方式、减少流通环节的商业体制”。
270谷牧著：《谷牧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319－320 页。

自主经营对外贸易，并可代理外贸部不统一经营的、经各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各地的进出口业务。271
这样的改革，实际上主要是加强了国内市场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为将来中国融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做准备。同时，国际资本主义又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
第三方面是财政改革。1980 年 2 月 1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
“地方财政收支包干基数，按照规定的收支范围，以一九七九年财政收支预计执行数为基础计算确定。凡是地方收入大于支出的地区，多余部分按一定的比例上缴；支出大于收入的地区，不足部分从工商税中按一定比例留给地方；有些地区，工商税全部留给地方， 收入仍小于支出的，不足部分由中央财政给予定额补助。分成比例或补助数额确定以后， 原则上五年不变，地方多收了可以多支出。……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后，中央各企业、事业主管部门，对于应当由地方安排的各项副业，不再归口安排支出，也不再向地方分配财政支出指标。” 272
财政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大的财政自主权，一方面可以在推动资本主义复辟时获得地方政府官僚支持，又可以充分发挥地方官僚积极性，推动经济投资，以更快速的发展资本主义，这样地方官僚就具有了官僚资本的因素。
与官僚权力扩大相伴的，就是工人阶级雇佣劳动化。由于华国锋上台后开始的强化纪律和服从，恢复一长制和物质刺激，遭到老工人的抵抗，70 年代末开始实行顶替制，孩子可以顶替父母的编制，这既打破了国家统一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变成了资本主义式的继承制，又使得老工人退休，老工人的力量被瓦解。很多企业还内办集体企业，都起到了瓦解工人的作用。
1980 年开始缩小统包统配的范围，实行在政府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三结合的就业方针，招工采取公开招考择优录用的原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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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谷牧著：《谷牧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330 页。
272《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第 377 页。

也就是使劳动者开始向雇佣工人转变，工人的企业就这样逐渐被官僚窃取了。

在“放权让利”阶段，工人的经济收入在不断提高，而且增长的速度较快。改革开放前国有单位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 4.4％，改革开放初期实际平均工资年增长幅度为改革开放前的 6.3 倍。273这种眼前利益使得无产阶级放弃了长远利益，而且与农民相同，这种短暂的眼前利益是在不可复制的条件下实现的，因而并没有持续很久，还被不断上涨的物价抵消了。
随着一长制的恢复，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权利，管理层逐渐失控。1982 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表明，一些领导干部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的子女安排较好的工种，在提干、晋级、住房分配等涉及群众利益方面，都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以特殊的照顾。企业厂长由上级领导任命、委派，实行负责制，职工满意不满意都得接受，干好干坏群众既不能褒，也不能贬。他们说：“工人只尽主人翁义务，没有主人翁权利，主人担风险，企业办不好，领不到工资，公仆有保险，企业办垮了照样当官或调走了事”。企业干群关系开始紧张，工人用消极怠工来对付干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274
因而，企业的改革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而不是工人的积极性。文革时工人的生产热情，在企业的改革中不见踪影，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国有企业工人积极性差。但并不是说国有企业工人积极性都差，而是资本主义式的国有企业，厂长官僚化，多吃多拿多占，工人的积极性才差。毕竟，你们学和珅，不能让我们学雷锋。
资产阶级专政建立

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有资产阶级专政以保证资本主义复辟顺畅进行。这一时期， 除了给劳动者短暂的眼前利益，打击劳动者的政治代表，还确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1979 年 12 月 6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告，宣布须到指定地点登记才能张贴大字报，禁止在西单墙和其它地方张贴。
1980 年 9 月 10 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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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年鉴》。
274冯同庆：《围绕工人阶级理论的争论与工人阶级状况》。

十五条的决议》，决定 “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2 年的新宪法进一步取消罢工自由。这样，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殆尽，在政治上保证了资本主义复辟不受干扰。
同时，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建立的庞大的民兵组织也是对官僚的巨大威胁。既然要恢复资本主义，就要建立资产阶级的官僚制度，就要取消民兵，保留强大的常备军作为暴力机器，镇压无产阶级。
从 1980 年起，缩小了组建民兵的范围，原来人民公社、厂矿、机关、学校、街道、企事业单位都要组建民兵，现在改为只在人民公社和厂矿等企事业单位组建。1981 年，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民兵武器管理防止枪支弹药被盗的通知》精神，改进管理方式，以公社、厂矿为单位，将武器集中到基层武装部保管。到 1982 年底，全国民兵总数保持在 1 亿左右，比原来减少了 60％。1985 年，除执勤、训练武器由基层单位保管外，其余大部逐步集中到地区和县、市两级仓库封存保管。
就这样，资产阶级专政，以及相应的官僚制度建立起来。这就保证了资本主义复辟可以顺畅的进行，而遭不到有实质意义的抵抗。
二、经济调整与清除精神污染1.自由派与官僚集团的斗争
“放权让利”阶段，官僚还不希望一步走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为这是官僚还没有确立起在市场经济下控制社会的手段，因而一步走到市场经济可能会导致官僚丧失了控制经济的能力，从而失去了统治的经济基础，从而造成官僚权力的丧失。因而这时候主导的经济观点是陈云代表的的“鸟笼经济”，也就是计划管控下的市场。官僚利用计划管理经济， 从而控制整个国家，获得最大的利益。
而私人资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代表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希望一步到达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对经济和政治都有比官僚集团更为激进的改革方案。
首先是一步到位实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案。1980 年 8 月成立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薛暮桥为总干事，吴敬琏等为研究人员。这是一个对决策层有重要影响的咨询机构，
它的主要人员参加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会议，同时官僚在制定改革战略时也会咨询他们的意

见。他们是私人资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代表。

这个研究中心在 1980 年 9 月 8 日提交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总体设想，主要内容包括企业独立于党政机构，把产品调拨体系改为开放的商品市场，变指令性计划为主要实行指导性计划，扩大地方管理权限，以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取代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把党政直接管理经济，改为主要通过经济机构管理经济。”这实际上就是希望快速的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官僚可能丧失经济的主导权，因而这一方案当时被官僚拒绝了。
还有就是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方案。1979 年初社会上自由主义性质的活动兴起，西单民主墙上有的大字报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号召“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鼓动“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上海“民主讨论会”打标语抨击无产阶级专政是
“万恶之源”，要“坚决批判中国共产党”。这也就是要打破官僚专政，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这当然遭到了官僚的反对。邓小平认为这些人“就是要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其实官僚和民运人士都是搞资本主义，只不过官僚希望自己在资本主义中垄断权力，获得至高利益， 但民运人士希望实现形式民主。
资产阶级把自由、民主、平等作为自己的旗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所有人的利益。他们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通过代议制和选举，使得政府称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的自由，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和贸易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允许无产阶级的声音存在的；他们的平等，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无产阶级没有资本，他们只是资本的奴隶，平等无从谈起。这些政治诉求是体制外的私人资本的诉求， 是不可能被官僚资本同意的，因为他们希望占据更大的利益。
与这些社会活动相呼应，理论务虚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开始活跃起来，讲了不少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话。还有的人把这些内部讨论中激烈批评共产党的话拿到了香港去发表。甚至有的讨论小组完全肯定西单民主

墙，希望中央也这样做。面对这样的进攻，邓小平在 1979 年 3 月 30 日，理论务虚会结束前，发表了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反击。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实际上就是申明了，在中国，必须坚持官僚独裁专政，民间的资产阶级不要想在政治上与官僚分权。虽然沿用了社会主义时期的话语，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1980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廖盖隆在全国党校系统党史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提出了其自称的“庚申改革”方案，要求修改宪法，司法、农会、新闻独立，中央领导机关分权制衡，取消政治局等。这些也自然遭到了官僚的拒绝。
可以看出，虽然“放权让利”阶段是资产阶级共同支持的，但这里有官僚专治的资本主义和形式民主的资本主义之分，实际上也就是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的阶级斗争。他们既有斗争，又有共同利益，因为两派共同的是，他们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没有哪一方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而官僚集团此时还没有探索出一条既能保证官僚最大利益，又能复辟资本主义的途径，这使得八十年代的复辟过程，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时放时收的局面。
经济过热与调整

就在 1980 年下半年，自由派提出比官僚更激进的复辟方案时，经济形势发生了不利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变化。“放权让利”造成消费和投资的同时增长；各地、各企业官僚为了政绩，在获得更大权力的基础上，开始疯狂投资；同时财政更多的留在地方，而不是上交中央，这使得财政出现巨额赤字；银行发行货币过多从而货币信用下降，社会上开始出现通货膨胀。
“放权让利”步子迈的很大，调整的步子却不够。1979 年基建投资由 457 亿元调整为
360 亿，加上外国贷款总额为 400 亿；1980 基建投资完成了 539 亿，远远超出了计划规定。
275结果就是巨额财政赤字，1979 年赤字 170 多亿，1980 年赤字 120 多亿 88，比建国后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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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407、410 页。

29 年全部赤字的总和还多 100 亿276，已经到达爆发经济危机的边缘。而以财政赤字形式表现出来的复辟成本，又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分摊在劳动群众身上。1980 年商品价格上涨 6%， 其中城市上涨 8.1%，农村上涨 4.4%277。
官僚都经历过民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对此高度警惕，并行动起来，一方面调整经济，一方面把矛头指向自由派，准备暂时控制改革的步子，以避免丧失政权。陈云在1980 年 11 月讲：“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278
在 1980 年 1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中，陈云发表《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讲话，指出，

“除了若干种国家规定不准涨价的商品以外，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生活。这种涨价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 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279
邓小平做了总结，提出总体上“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面明年不再扩大，重点放在总结经验、巩固提高上”；在中央与地方、企业的关系上“在调整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是完全必要的”，“要规定比较详细的法令，以防止对自主权的曲解和滥用”；在特区的问题上，“步骤和办法要服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等等280。
1981 年，为达到财政、信贷平衡，采取了企业拨改贷、商品最高限价、集中货币发行权、压缩基建等多项措施，强行稳定了物价。其中拨改贷，既是为了限制财政赤字，同时为国有企业进一步资本化做了准备，因为拨改贷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控制方式，这也为后来大批国企破产埋下了伏笔。
在调整的同时，中央也开始批评商品经济。1981 年 4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了一份材料，不同意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从 1981 年第二季度开始，有人开始公开批评这一观点，指出在理论上商品原则与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相容，在实践上过分削弱指令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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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王绍光:《分权的底限》，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第 40 页。
277国家统计年鉴（1981）。
278朱佳木编：《陈云年谱》，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262 页。
279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277-278 页。
28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 人民出版社。648、636

划、过多提倡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冲击了 1979－1980 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计划。281

1981 年 11 月 25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陈云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两者的关系是主要方面与从属方面的关系”，“在目前条件下，相当一部分产品的价格与价值不能不背离”。282
1981 年 12 月 22 日，陈云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发言，指出“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八亿农民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计划”；经济特区“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 “第一位的任务是总结经验”；“国家建设必须是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2831982 年大年初一，陈云专门找计委负责人谈话，讲“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给计委的人打气鼓劲。
1982 年 9 月 1 日，中共十二大再次强调“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84报刊和学术杂志上则发表了无数的文章阐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批判商品经济的改革思路285，造成了坚持计划经济的舆论。
至此，资本主义复辟完全回到了在计划经济里，适当引入市场因素以完善计划经济的框架。实际上，此时党内除了代表私人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官僚集团也逐渐分裂出了两个派别，一个是以陈云伟代表的“鸟笼经济派”，也就是计划为主，商品为辅，但是他们并不是希望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是希望用这种方式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只是当经济出现严重问题时，他们会展现出左转的样子；另一派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市场经济派，他们希望官僚通过政权和市场经济手段控制社会，因而他们主张推进改革，但是他们不会同意私人资本妄图民主化的主张，在经济出现危机时，他们也会停止推进改革，转向调整经济， 但他们不会批判商品经济，这是这一时期他们与“鸟笼经济派”的不同。至此，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统一的走资派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在资本主义如何复辟上分道扬镳。
在收紧计划的同时，官僚还通过打击走私，进行了一场全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

281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第 376 页。
282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282－283 页。
283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305－307 页。
28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271 页。
285魏礼群、韩志国：《计划体制改革问题论争》，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济斗争。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差价很大，走私活动极为有利可图。广东、福建两省走私活动泛滥，甚至发展到了工人不上班、农田不种田、渔民不捕鱼、学生不上课， 都去走私谋利的程度。地方上一些领导认为走私有利于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群众致富， 不但不加制止，而且加以鼓励。286
1982 年 1 月 5 日中纪委报送了一份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给陈云。陈云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后转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大家均同意，邓小平还加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1 月 1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落实，并发出紧急通知。
这场打击行动持续了一年多，除了治理真正的走私之外，对于一些超出明文规定的做法，如用市场化的方式处理留成外汇、贸易洽谈中的交易活动等，也作为投机和贪污进行了处理。
“清除精神污染”

除了经济上的调整，官僚还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打击自由派，从而实现对社会发展方向较为稳固全面的掌控。这一过程就是“清除精神污染”。
自由派在“意识形态领域”非常活跃，一系列攻击官僚，宣传形式民主的言论出现，这是官僚所不能容忍的。“清除精神污染”的导火索是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1983 年 3 月 7 日，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做了一个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题的讲话，在异化部分讲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都有异化。
“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自然，社会主义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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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谷牧：《谷牧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334 页。

度，而在我们的体制和其它方面的问题。” 287

这实质是攻击官僚控制下的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思想体制都有问题，自然引起官僚的反对。更为触碰底线的是，1983 年 3 月 16 日，《人民日报》在中宣部打招呼不要发表的情况下，发表了周扬的讲话，从而引起了官僚的全面反击。
1983 年 10 月 12 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讲话，提出“整党不能走过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288彭真、王震、邓力群等此后积极进行了宣传和组织，力图清除思想领域里对官僚的攻击，树立官僚的正统地位。周扬等的代表人物在《人民日报》上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公开检讨。
通过各地的“清除精神污染”行动，自由化的声音受到全面压制。报纸和社会上声势很大，一些老同志发表了尖锐严厉的言论，文艺界、理论界以至社会上气氛都十分紧张。
总之，在经济的危急形势下，官僚统一了内部意见，在调整经济的同时，对自由化思想进行了全面打击，进一步控制了政权。
三、确立“商品经济”

经济恢复正常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经过经济调整，财政赤字从 1980 年的 127.5 亿减少到 25.5 亿，基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但经济增长率下降到 4.1%。1982 年沿续了调整方针，财政赤字 29 亿，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经济增长加速到 8.7%。1983 年经济增长达到 10.2%，而通货膨胀只有 1.5%。
同时，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有经济，也有巨大发展。从 1978 年到 1984 年，农业生产发生了幅度巨大的增长，虽然我们说过这与改革并无根本关系，也并没有持续下去，但至少在当时，为复辟提供了合法性。这使得批评改革的声音不再那么理直气壮，“鸟笼经济派”也开始转向进一步推进商品经济改革。
社队企业，再加上改革后出现的“专业户”，成为了后来的乡镇企业。改革开放伊始，它们便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出售产品，而

287《人道主义和异化讨论论文集》，第 106 页。
28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36 页。

只在贷款、审批等困难上才求助于作为自己所有者的社队政府的行政力量。

与国有经济相比，社队集体企业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但员工福利等支出小，又不受计划限制，可以自主生产市场需求强烈的产品，且制假售价，偷工减料，投机倒把，用金钱收买关系，因而利润丰厚，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从而得到大力支持，发展很快， 超过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
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也有巨大发展。一方面，大量知青返城，造成了极其沉重的就业压力，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餐饮、零售、运输以及各种服务业的社会需要又没有得到满足。因而城镇的集体和个体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
非国有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的发展，既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又要求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复辟。在经济形势转好的情况下，官僚开始积极推动进一步复辟。
邓小平南巡

1984 年 1 月 22 日晚，邓小平专列离开北京， 前往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视察。2 月24 日，他谈到要增加对外开放城市，1 月 28 日会见港澳知名人士时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 2 月 1 日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289他实际上希望通过肯定经济特区的发展，为
进一步复辟提供合法性，从而将内地的体制向特区靠近，也就是建立起资本主义。

同时，他希望停止“清除精神污染”，以便进一步推进商品经济。2 月 28 日同薄一波谈话时，说：“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来镇住了，把文艺界、思想界一些人的气势压下去了。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一时间闹的很厉害，我说过，他们实际上是搞自由化， 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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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956、957 页。
29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965 页。

当然，在此之前，党内自由派也在积极活动，希望缩小“清除精神污染”的打击范围， 以保存实力。1983 年 12 月底，胡耀邦就在全国叫停了这项工作，还通过新闻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传播了自己对清除精神污染的不同看法，底下同样反对精神污染的人自然欢欣鼓舞， 从而使政治风向发生了变化。在邓小平清除精神污染可以暂停的指示传达以后，这股风向就自然而然的从支流变成了主流。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3 月 24 日与其他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谈话，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291作了这些表态后， 邓小平指定“鸟笼经济派”的姚依林和宋平，将这些内容向陈云汇报。陈云看了谈话纪录， 又专门听了两人的汇报，明确表态赞成邓小平扩大对外开放的意见。292此时市场经济派和“鸟笼经济派”，又一次统一意见，继续推进复辟。
1984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 3、4 月间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议会《纪要》， 同意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要“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293这一政策既扩大了经济特区的范围，又给予了特区更优惠的政策，从而掀起了开放的新热潮。
5 月 10 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在计划、销售、定价、订货、留成资金使用、固定资产处置、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副厂长和中层干部任免、分配、联合经营等十个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也就是“扩权十条”。294国有企业进一步向资本主义企业迈进。同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体改委印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除国务院批准的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外，有条件的省、自治区可以选定一、二个城市进行试点。295复辟正式从农村走向了城市，从局部走向了全局。
1984 年 5 月 15 日，赵紫阳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的经济工作中，要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件大事。农村改革，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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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446 页。
292金冲及, 陈群主编：《陈云传》，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1672、1675 页。
293郑韶、何晓星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20 年大事记》，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第 99 页。
294同上。
295同上。

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发展专业户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继续改善农业结构，支持农民积极扩大商品生产。城市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要从解决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入手，把适合于当前情况的各项改革措施初步配套起来。” 296 6 月 30 日，邓小平谈话表示：“总之，我们内部要继续改革，对外进一步开放。”297从此，全面复辟开始了。
十二届三中全

1984 年 5 月，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以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开始准备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鸟笼经济派”同“市场经济派”以及“自由派”对于是不是要发展商品经济产生了分歧，官僚们对于如何掌控社会的意见开始出现不一致。各单位的意见也不统一，一般说来，地方和企业代表强烈要求改革，而国家部门则强调集中统一，不肯放权，这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利益争夺。
月 28 日，赵紫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向起草小组进行了传达，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实际上“自由派”和“市场经济派”观点。1984 年 7 月 29 日，胡耀邦表示了对起草小组的不满， 调整了起草小组的人员组成。但“鸟笼经济派”代表人物姚依林有些保留意见，因此起草小组内部讨论中仍然对商品经济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有不同看法。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自由派知识分子也积极行动起来，开会、写文章、送报告，纷纷要求明确肯定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造成了非改成商品经济不可的社会舆论。
月 29 日，“自由派”的赵紫阳同起草小组座谈，重申社会主义经济既是计划经济又是
商品经济，为文件的起草定下了基调。他又在 9 月 9 日致信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专门请示了四人的意见。信中在论及经济体制问题时，认为需要讲四层意思：（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二）市场调节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只起辅助作用；（三）计划经济有指定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形式，

29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479 页。
29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65 页。

现在应当扩大指导性计划而缩小指令性计划；（四）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在价值规律的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明确认为“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样的表述不宜沿用。298实际上，这就是要建立商品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派”邓小平、“自由派”胡耀邦都不会对这样的改革设想有什么异议，而“鸟笼经济派”的陈云、李先念，在经济形势好转，改革合法性已树立的情况下，以及“自由派”、“市场经济派”和舆论的压力下，也转而支持进一步商品化改革。实际上，复辟的车轮一启动，想要停留在过渡状态就是不可能的，“鸟笼经济派”只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9 月 13 日，陈云复信赵紫阳，“关于计划体制的四层意思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对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现在不能也不应该套用。”299
1984 年 10 月 20 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此基本确立下来。《决定》第四节的标题即为“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认为所有制，而不是经济运行机制，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现在应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
商品经济是资本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所有权的。”300这一改革方向的确立，促使中国国有制企业进一步向资本主义企业转变，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私人资本的发展。
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具体政策、法规，落实商品经济改革。首先是国有企业资本主义化。1983 年 9 月 15 日，国务院批准经贸部《关于外贸改革意见的报告》，要通过改革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3019 月 18 日，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将税后利润作为企业留利，全部留给企业，工商业企业同步实施。

29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535 页。
299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360 页。
300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641.
301郑韶、何晓星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20 年大事记》，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第 103 页。

同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全面推行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30212 月 14 日，国家计委等 3 家单位下达《关于国家预算内基本
建设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的暂行规定》，全面实行拨改贷，自 1985 年 2 月 1 日起试行。
303

这些改革使得国企官僚拥有了类似私人企业主的权利，同时开始受资本积累的驱动， 而不是受国家的统一计划管理，这样就与资本主义企业基本无异了，只是在名义上还保留着国有制。
从 1984 年开始，国企展开了以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为特征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国营小型企业实行租赁经营责任制。这一改革受到了企业干部、职工的强烈抵制，为顺利推进承包责任制改革提供组织保障，开始进行以“四化”为核心的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准备换掉不支持改革的老干部。国营企业开始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离退休制度，逐步将原有企业干部调离岗位，大批干部转为企业“顾问”，称为调研员，保留相应的待遇；同时新的一批“敢闯敢干”、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这就为国有企业进一步向资本主义企业转变奠定了基础。
与承包制相配套的另一项重要制度就是厂长负责制。1984 年 5 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的内容主要有：厂长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厂长任免或聘任中层干部；厂长提出工资和奖金、福利基金的分配方案；企业享有劳动招工权，有权决定用工形式；厂长可以制定企业的重要规章制度，可以奖惩职工，包括“晋级奖励和开除处分”等。1986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法规，明确“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至此，企业官僚已经基本上转变为资本家。
承包责任制是一种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承包者与所有者共同分割收入的一种形式。两权分离使企业财产所有权被架空，只保留了法律所有权；厂长独揽支配生产资料

​

302同上。
303同上。

使用、产品分配、奖惩劳动者等权力，获得了可以开除工人的无上权力。资本的自由一旦在企业中取得优势，就必然按照获取最大剩余价值、最快增殖的逻辑发展，即追逐所谓“利润最大化”目标。由于法律中规定占有国企的剩余价值是非法的，管理层盗窃国有资产、私开小工厂的现象就自然出现了。
官僚们通过贪污、低价转卖原料、设备、产品给自己的“小工厂”，挖走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填满了自己的腰包，却使得国企效益不可避免的下滑了。因而所谓国企效率不高， 正是因为它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模式，但又不是私人的，因而官僚掏空国企，效率怎么可能高？
与官僚转化为资本家同步的，就是工人从主人转变为雇佣劳动者。1984 年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开始招收合同制工人；1985 年 1 月 5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确定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国家对企业的工资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1986 年废除子女顶替和内部招工办法。这样，国企工人地位进一步下降，首先他们的工资不再有保障，企业效益不好，为了资本的积累他们的工资也要下降；其次就是合同工的引入，逐渐替代了老工人，工人逐渐转变为雇佣劳动力。
国企向着资本主义企业转变，同时私有制企业也大踏步的发展。1984 年乡镇企业从上一年的 134 万户猛增到 606 万户，职工总数从上一年的 3235 万人猛增到 5208 万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中，80％是私营企业。而这些私营企业初始资金 41％来源于银行、信用社贷款，37％来源于自有资金，304而贷款往往只有有关系的人才能获得，因而所谓凭借努力发家的鬼话，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
1983 年 8 月，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雇工”问题被“鸟笼经济派”看成是 “精神污染”在农村的表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于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尤其是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明确的规定。
1984 年 10 月 22 日，邓小平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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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木志荣：《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研究》第二章。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305
随着雇佣劳动力的“解放”，私人资本获得了增殖的重要条件，逐步繁荣起来。1984 年3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指出：“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 306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允许农民自办企业；1985 年 9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要积极地“鼓励农民兴办乡镇企业”；1986 年国家开始实施“星火计划”。这样，农村的私有制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经济运行模式上也进行了重大改革。1984 年 10 月 4 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范围等 12 条改革措施,自 1985 年开始试行。3071985 年 9 月 11 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提出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给部分大型企业直接对外经营权，部门和城市都要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等。
在农业生产方面，1979 年以前，国家对 25 种主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总产量实行指令性计划；到 1985 年，农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基本消灭，主要农产品产量分别实行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在工业生产方面，1978 年国家计委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产品有 120 种，到1988 年缩减为 60 种。从 1984－1988 年，中央各部管理的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从 1900
多种减少到 380 多种。在分配领域，1979 年国家计委统配的物资 256 种，1985 年减少到 26 种；在商业系统，国家计划收购和调拨的产品，1978 年为 188 种，1984 年减少到 60 种， 1985 年再降为 23 种；在进出口领域，1978 年国家计委负责平衡协调的出口产品 500 种，

305邓小平：《邓小平选集》（第 3 卷）。
30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440 页。
307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468 页。

1985 年减少到 31 种。

这样，资本主义市场逐渐建立起来。1984 年以后出现了以城市为依托的物资贸易中心和钢材等许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生活资料市场页同步形成。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原材料和日用品市场进一步扩张。308
1984 年，国务院下文，把生产和企业所需物资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部分，以利于企
业拥有更多自主权，这就是促使无数皮包公司诞生的价格双轨制。到 1989 年 3 月，市场价高出计划价的幅度分别为：煤炭 149％、原油 213％、钢材 105％、木材 112％、铜 150％、铝 124％；1989 年企业按计划价购进生产资料占全部消费的比重，以实物量计算约为 44％
（以金额计算仅为 28％），其中煤炭计划调拨数量 45.4％、钢材 29.7％、木材 21.7％、水泥 15.5％。309
随即，城市里出现了一批与传统不同的“公有制”企业。这类企业主要是官办背景，以利润生产为目标，有的是挂靠国营、集体企业的服务企业，有的直接以个体、私营的形式出现。包括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各行业主管部门设立的、工会妇联成立的、省市各级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设立的、军队设立的批发公司、商业企业等。初始资本主要来源于银行的贷款，利用价格双轨制获取第一桶金，在价格闯关中发挥巨大力量。这就是老百姓痛恨的“官倒”，也就是官僚私有的资本。
到 1985 年，全国有各类公司大约 32 万家，它们大多数是无人员、无资金、无设备、
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经一年多整顿，到 86 年还有 17 万家。到了 88 年 6 月，又陡增至 40
万家。直到 1988 年 10 月，中央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其中的重点就是小“官倒”，要求严格执行机关干部不能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盛极一时的“官商”才开始有所收敛。
同时，一批有关系的能人也活跃起来。最热门的是开公司，最盛行的是倒批文，批文换钱成就了先暴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据估算，仅在 1988 年，我国商品价差总额就超过 1500 亿元，加上银行贷款利差和进口牌价外汇的汇差，三项合计达 3500 亿元以上，其中 70％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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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曹兼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309老物价记者：《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出现与结束》，文载《价格理论与实践》，
1999 年第 11 期。

右流入私人腰包，转化为官、商们的原始积累。310

官倒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次重要的资本原始积累，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原始积累，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进行的，这并非个人奋斗的史诗，而是投机倒把的闹剧。
这一阶段复辟的最后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为了与国际资本主义进一步接轨，继续扩展开放。1985 年 3 月 18 日，国务院同意上海市的县城和重点卫星城镇可享受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9 月 18 日，佛山港对外开放。
四、“十二月学潮” 1.经济过热与调整
随着进一步复辟，各地方和企业为了积累资本无政府地投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至过热，1984、1985 三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分别增长 14.2%、16.4%；311投资和消费增长过快，国民收入超分配，通货膨胀开始再次出现。“鸟笼经济派”开始积极活动，希望退回到计划主导，市场为辅的状态。
为解决经济过热问题，1985 年的 2 月、4 月、6 月、9 月分别召开四次省长会议，试图控制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来达到压缩总需求的目的。由于权力已经下放，仅仅口头游说收效甚微。
第一次省长会议后，经济过热的情况没有丝毫改变，甚至愈演愈烈。1985 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基本建设投资和物价指数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22.9%、35%和 5.6%，增幅甚至超过了上一年增长最快的第四季度，外汇储备继续下降。4 月召开了第二次省长会议，希望统一认识，特别统一对外汇、货币投放、经济发展速度上的认识。6 月又召开第三次省长会议，重点强调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但这两次会议仍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再次强调：“从全国工作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党代会过后，接着召开了第四次省长会议，着重研究控制固定资产投资问题。由于经济问题严重，“市场经济派”也希望暂时转向调整经济，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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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林新真：《价格双轨制市场化改革思路》，文载《发展研究》，2005 年第 4 期。
311 林新真：《价格双轨制市场化改革思路》，文载《发展研究》，2005 年第 4 期。

平出面进行了干预，才使得省长们不得不收紧计划，逐渐降低了货币供应量。

即使如此，全年大部分时间的经济过热仍然使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 8.8%。另外，由于国企资本化，造成过期效益下降。国企效益下降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不再，官僚独断专行，腐败贪污，使得工人丧失了劳动积极性，生产信息也不再通畅；第二是官僚掏空国企，养肥自己的私人工厂；第三是市场化的生产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产品积压。工业企业利润从 1985 年 8 月至 1987 年 3 月连续 20 个月下滑，甚至引起了经济整体滑坡的忧虑。这也使得，“市场经济派”官僚，不得不减缓复辟的步伐。
经济过热情况，一直持续发展到 1986 年。1986 年 1 月 11 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计划
工作会议提出 1986 年的经济工作要执行“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的出发点，就是要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以缓解宏观经济过热的情况。
为实现此方针，计委提出要采取四项措施：有效控制地方、部门、企业的自筹投资和银行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切实管好银行信贷；加强对外汇和外债的集中管理。
但上半年社会总需求仍然偏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大大超过工业生产的增长；财政支出增加；银行投放的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相当于 1985 年同期 5.9 倍；外汇储备继续下降；1 月至 5 月，全国自筹投资增长 25.7%。经济过热的情况没有改善。
1986 年下半年，国务院采取了更坚决的措施来减缓经济过热的势头。由于这一系列措施，1986 年下半年经济过热的状态开始得到缓解。就 1986 年全年而言，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 9.3%，明显低于 1985 年的 16.4%；物价上涨 6%，低于上年的 8.8%。312
2.“十二月学潮”

然而“自由派”认为经济问题，不是由于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而是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的结果。知识界开始强烈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自由派”领导人又加以支持，于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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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503－504 页。

成了一股风雨欲来的气氛。

上海的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制。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认为现行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等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人民日报》的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
官僚集团当然不能同意自由派的要求，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写进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并取得了邓小平有保留的支持。党内支持自由派思想的人则想尽各种办法试图限制党政的反击。比如陆定一主张不要“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概念”，但随即受到许多反驳而没有成功。邓小平最后讲话，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的最多，而且我最坚持。” 313
但是，私人资本的意识形态代表，主张形式民主的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在各个高校的讲座以及各种讨论政治问题的沙龙，宣传自己的主张，组织自己的队伍并开始付诸行动。1986 年 12 月初，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不满当地人大代表选举，在副校长方励之的鼓动和支持下举行游行，从而揭开了史称“十二月学潮”的自由化运动序幕，官僚集团和自由派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斗争。
学潮随即扩大到上海、武汉、杭州、南京、成都等多个地方，其中有些城市的学生还冲击了党政机关。12 月 23 日，北京出现学潮，从清华大学开始， 到北京大学再到中国人民大学。这次游行之后，一些学生开始组织 1987 年元旦的天安门示威，要求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官僚的政权受到实质性
威胁；有自由派的总书记胡耀邦以不处理的方式事实上支持了事态的发展。

官僚开始集结起来，对此进行反击。1986 年 12 月 30 日，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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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81 页。


万里、胡启立、李鹏等谈话，认为学潮“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邓小平还在讲话中含蓄的批评了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处理王若望这样的代表人物不坚决。314
邓小平的讲话传达以后，胡耀邦事实上已经在党政力量面前失去权威，无法继续主持工作；官僚主导的反自由化的斗争开始在全国展开。1987 年 1 月 2 日，胡耀邦致信邓小平，
承认错误并辞职，邓小平接受辞职。1 月 10 日至 15 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生活会，
胡耀邦受到猛烈的抨击，也作了自我批评。接着在 1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的辞职，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
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1987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 月 13 日到 23 日，私人资本意识形态代表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被先后开除党籍。接着，成立了国务院新闻出版局管理书籍报刊的出版， 并把中宣部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部长朱厚泽换成了“鸟笼经济派”代表人物王忍之。持续一月有余、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的学潮也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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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94-196 页。


第三节 “价格闯关”引动荡，私人资本闹风波

一、重启复辟进程 1.“自由派”积极防御
由于邓小平代表的“市场经济派”需要依仗“自由派”的力量推进复辟，因而也不希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扩大，以致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被放慢。因而，邓小平放任了“自由派”政治代表赵紫阳等保护自由派的行为。从 1987 年 1 月到 4 月，“自由派”通过限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围，拖延以至取消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处理，以及阻止重要人事变动的办法，反对“鸟笼经济派”的进攻，积极防御、稳住阵地。
1987 年 1 月 28 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 赵紫阳在文件中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了诸多限制。文件一共七条，除第一条讲必要性、第六条讲宣传之外，另外五条都是在讲政策界限
第二条：

“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技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
第三条：

“需要在报刊上公开指名批评和作出组织处理的，只是极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影响很大的党员，并需事先报中宣部审核后由中央批准。”
第四条：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采取正确的办法，不搞政治运动。”315

这样，实际上就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限制在思想领域，与组织处理和经济改革划分开。1987 年 1 月 29 日，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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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251－1259 页

“有些同志和朋友担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不会影响当前的改革和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已经正式宣布，城乡内外各项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也不变，不仅不变，而且要努力做得更好。” 316
赵紫阳还有其它一系列讲话，利用自己总书记的身份限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围， 有效的阻滞了“鸟笼经济派”进攻的展开。除了政策上的限制之外，“鸟笼经济派”进行重要人事任命的努力，也被赵紫阳部分挡了下来。
对于处理党内搞自由化的人，具体实施的办法是由书记处研究室搜集材料、开出名单交中纪委，再由中纪委提出意见上报书记处，而主持书记处工作的是“自由派”赵紫阳。赵紫阳在进行讨论时，采取了拖的办法。隔一段时间才开一次会，会上每个人都讨论很长时间；这样没有讨论完几个人，就不了了之了。除了邓小平点名要开除的人外，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保留了党籍，减少了自由右派力量上的损失。
2.“市场经济派”与“自由派”反攻

1987 年 4 月 28 日，赵紫阳与邓小平进行了一次长谈，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已经大体完成，而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的论调已经形成气候。为保护改革开放，胜利召开十三大，需要加强对改革开放的宣传为十三大召开创造舆论。
这时，“市场经济派官僚”邓小平，由于担心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被扭转，也开始反对“鸟笼经济派”。他对外宾讲：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几十年来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 ‘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317
赵紫阳 5 月 13 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学校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批评了经济体制改革搞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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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267 页。
31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23－229 页。

经济、把企业承包租赁看成“搞私有制”、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了、对外开放是自由化泛滥的根源等看法，声称“前几天，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和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要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一定要深入，社会主义的改革一定要宣传，两点必须并重，不能偏废”。318
1987 年 5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提出：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深入，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这是我们当前工作中必须紧紧掌握的两个要点”；“无论是那种认为搞改革开放，就可以不再注意四项基本原则的看法，还是那种一说反自由化，就认为改革开放得‘收’了的看法，都同样是错误的”。
这样，“鸟笼经济派”的观点被压制，复辟再一次启动。 3.推进改革与中共十三大
反攻中，经济改革开始继续推进。1987 年 4 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经济形势，“鸟笼经济派”认为 1984－1986 年连续三年都出现了严重的国民收入超分配，货币发行过多， 财政赤字增大。这种观点符合当时的实际，也有统计资料支持，但代表私人资本的赵紫阳否定了这种观点，责问说：目前的问题是前中的问题，还是多年失误的爆发？如果是多年失误集中爆发，就得改弦更张。319
第一步重大改革，是全面落实“承包责任制”。早在 1986 年 12 月 5 日，国务院发出
《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加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一九八七年要在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方面迈出较大的步子”，措施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的经营自主权”；二是“全面推行厂长（经理） 负责制”；三是“继续缩减对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
《规定》提出了四种办法：“全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有些全民所有制小型商业、服务业企业，可……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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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 人民出版社.。1405－1409 页。
3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 人民出版社.。1208-1212 页。

主管部门进行拍卖或折股出售”。

但是是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1987 年初并没有全面落实这个文件，直至 1987
年 4 月 23 日，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和今后改革
的基本思路》。提出了 1988 年四方面的改革任务：进一步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继续贯
彻国务院 1986 年 103 号文件”；改革投资体制；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推进价格改革；搞好改革试点工作。
然而，1988 年进行的改革提前得到的实施。1987 年第一季度，预算内工业成本同比上升 5%，亏损面增加 40%，财政收入下降 2.3%，国务院在 1987 年 5 月决定在全国普遍推广承包制，1987 年 5 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普遍推开。
第二就是私营企业雇工进一步合法化。1987 年，在中央 5 号文件中去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彻底放开。1987 年 4 月 16 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说：
“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
中共十三大的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称法，并决定“第一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第二，必须坚持全面改革”；“第三，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第四，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
五和第六条讲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

报告中，在经济体制改革部分把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作为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方式肯定了下来，提出“目前实行的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是实行两权分离的有益探索，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在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关系上，报告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样就明确的反对了“鸟笼经济派”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的看法。
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报告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改革方向上，向资本主义市场化大大迈进了一步。
在私营经济问题上，提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它们的合法利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
为了减小市场经济改革阻力，十三大还做出了人事调整，彭真、邓颖超全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半退，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个职务，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任中顾委主席，李先念任全国政协主席，而“鸟笼经济派”邓力群被排除在政治局委员和中顾委委员之外。此外，在十三大以前书记处研究室被解散，《红旗》杂志停刊，“自由派”胡启立接管宣传工作，这样，“鸟笼经济派”在政治上全面失势。
十三大后，继续推进了之前就开始的“承包责任制”。到 1987 年底，在 11402 户大中
型工业企业中，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有 8843 家，占 77.6％；在 88000 个国营小型工业企业中，实行租赁经营、承包经营和转让的达到 40000 个，占总数的 46％。北京、上海的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几乎百分之百的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
1988 年 2 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规
定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原则、形式、内容，将承包责任制制度化了。1988 年 4 月 13 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有了法律依据，成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的正式制度。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承包制使得国有企业变成了既面向计划、又面向市场的独立生产者，而面向市场又追

求利润，正是资本的特质；同时，国企还完成国家计划，也是官僚集团的经济基础。

1988 年 4 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规定：“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正是承包责任制的基本原则，该法还规定“企业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决定，可以采取承包、租赁等经营责任制形式。”在得到法律确认的情况下，进一步推动了承包责任制的发展，1988 年年底已有 90.8％的大中型企业实施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320
私有经济也得到了法律的正式确认。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同年 6 月 15 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及配套的税收法规。这样就正式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私人资本从“地下”走到地上。随着私营企业的合法化，雇工也得到了合法化，人数限制被取消。
此外，修宪还允许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使得这一重要生产资料可以为各种所有制， 当然主要是被私人资本所运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还批准了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进一步建立了与国际资本联系的口岸。
1987 年国家开始建立乡镇企业试验区，一系列的政策都直接改善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乡镇企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从 1984－1988 年，乡镇企业总产值从 1710 亿元增加到 6496 亿元，企业个数从 606 万增加到 1888 万，职工人数从 5208 万增加到 9545
万人。321到 1998 年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 22186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27.9%。

但是，乡镇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对劳动力的容纳程度有限，80 年代后期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县、市及沿海开发区转移，出现了“离土、离乡”的农民工。1987 年 8760 万农民工当中就有 2000 万离土离乡。随着 1988 年开始治理经济环境，乡镇企业生存环境恶化，开工不足、亏损上升、企业职工人数下降，同时沿海地区却一支独秀，于是涌向沿海的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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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79-2000)》，电子工业出版社。
321姜春海：《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历史回顾》，文载《乡镇企业研究》，2002 年第 2 期。

潮出现。同时，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同国有企业争夺资本、原材料、资源，为解决这一矛盾，也需要开始发展外向型乡镇企业。利用沿海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同时给予优惠税收，吸引台资、港资华侨进入，两头在外，搞来料加工。这样，外资在沿海地区也迅速发展起来。
在经济运行方面，国家把计划权放给企业，进一步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 从而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同全社会生产的盲目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形成。自此全国范围内开始建立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在生产资料市场上，双轨制进一步发展；生活资料上，计划管理范围迅速缩小，大部分必需品都由市场配置，除统治集团以外，福利住房基本上不再分配。
二、“物价闯关”失败

现在，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基本完成，只有计划价格还存在。如果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成功，主要商品的价格都由市场决定，那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就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1988 年进行价格改革的条件并不成熟。理论上来说，由于当时实际上存在着计划内价格和市场价格两种价格，而市场价格往往高于计划内价格，因此价格放开一定会导致物价的普遍上涨。改革比较理想的条件，是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这时进行两种价格的并轨震动会比较小。
但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被逆转，与之相应的调整方针也变成了深化改革、促进增长的政策，从而导致宏观经济还没有来的及在 1986 年实现“软着陆”，就在 1987 年再次“起飞”。1988 年上半年，已经过热的再次加速。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6.7%，是 1985 年第三季度以来最高的；第二季度，又进一步上升到 17.6%。广东、江苏、福建、山东四省工业总产值增长幅度达到 24%－31%。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膨胀开始失控。上半年，国内财政支出达 943 亿，同比增长 10%， 且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银行各项贷款同比增加 3.5 倍；银行现金支出增长 45.9%，收入增长 40.7%；预算外投资增长 20.9%，货币过量发行。上半年按现价计算的社会总供给增长17.2%，而社会总需求则增长了 31.4%；社会集团购买力同比增长 19%。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同比 1 月份上升 9.5%，6 月份达 16.5%，7 月份达 19.3%，创下历史最高纪录。2 月份开始

即有少数城市出现过抢购风潮。

在这种总供给高增长、但仍然赶不上总需求增长、通货膨胀有失控危险的时候进行价格改革，有相当的风险。但兼管经济的总书记赵紫阳希望通过增发货币、供给的进一步提高、工资与物价挂钩的方式，解决国民收入超分配、通货膨胀导致劳动者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的问题，执意推进价格改革。价格改革在赵紫阳的大力推动下开始了。
1988 年 1 月 12 日、13 日，国务院开会分析经济形势，国家计委几个综合部门都强烈的提出当前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大幅度的上涨，稳定物价应当成为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汇报认为把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 6%已不可能，如果所有的涨价因素都出台，物价上涨要达到 12%。
1861 月 25 日，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批评综合部门“满脑子物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提出“消费价提高，我们就给城市居民以补偿，这样做，连锁反应就不会大”。2 月 6 日，赵紫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纪要下发全党，提出：“进一步稳定稳定经济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针，是一个积极的方针，而不是消极的方针。”“必须用改革的办法稳定经济。”
月 2 日，赵紫阳在生产资料价格座谈会上说：国家每年强调稳定物价，怕乱涨价，不敢主动涨价，结果自发乱涨价，越乱越不敢涨价。工资也是如此，怕涨工资，就去控制消费基金，不敢提工资改革方案，实际上消费基金也上去了。导致这种后果的关键是缺少主动地去理顺等方面的关系。我们是到了不进则退的时候了。
“市场经济派”也希望冒险，继续推进改革。5 月 19 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率领的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谈话提出：“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322物价“闯关”的说法就此传开。
月 16 日，赵紫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讲：现在的形势，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会议决定由国务院拟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报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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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第 262 页。

审议。

“鸟笼经济派”不再支持进一步改革。5 月 28 日，陈云同李鹏谈话，表示反对讨论中提出的价格、工资改革方案，说：“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帐派，脑子里面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323但在一片推进改革的气氛中，在“鸟笼经济派”占劣势的情况下，这种意见不可能被采纳。
5 月 28 日，国务院成立国家物价委员会。5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并扩大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决定对物价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国务院物价委员会提出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提出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用五年的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
这个方案经 8 月 5 日至 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讨论后，提交 8 月 15 至 17 日在北戴河由赵
紫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价格闯关的决策正式作出。8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报道了价格改革的基本内容。6 月份物价上涨了 16.5%，7 月份达 19.3%；抢购风潮在上半年已经出现过，劳动者已经感觉到了储蓄保值的必要性。这样，在物价已经大幅上涨、通货膨胀预期非常强烈的时候，《人民日报》对政治局价格改革决定的报道就像一声发令枪，瞬间引起了全国人民挤兑存款、抢购商品的狂潮。
在口口相传物价将在 9 月 1 日全面放开，仅仅几天后手中的人民币将大幅贬值的情况下，谁还会留着纸币呢？抢购风潮从消息比较灵通的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开始，席卷全国各大城市和部分乡村。无论是耐用消费品，还是日用商品，甚至食
盐、火柴都在抢购之列。抢购时已经不问品种、不问品牌、不问价格，只要是商品，均在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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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金冲及, 陈群主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1792 页。

购之列，以至很多商场多年积压的残次商品均被一抢而空，更不要说其它的正常商品了。

伴随着抢购风潮的是银行存款的挤兑风潮；不仅挤兑活期存款，而且挤兑定期存款。一方面，储蓄存在大幅度下滑；另一方面，挤兑导致货币投放大幅增长，进一步推高了物价，反过来引起更严重的物价上涨、更疯狂的抢购和更多的存款被挤兑，形成“越涨越抢， 越抢越涨”恶性循环。
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上升 38.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仍增加 13%。其中粮食增销 30.9%，棉布 41.2%，绸缎 35.5%，洗衣机 130%，电冰箱 82.8%，电视机 56%。城乡储蓄存款减少 26.1 亿元，定期减少 27.8 亿。短短几天时间经济形势便极度恶化，局面面临完全失控的危险，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就有可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进而演化成全面的社会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鸟笼经济派”、“市场经济派”和有远见的“自由派”，都集结起来，准备遏制状况进一步恶化。1988 年 8 月 30 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国务院第二十次常务会议，当日发出《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紧急通知》首先声明：
“‘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长远目标……明年作为实现五年改革方案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
这里已经把价格改革原定的五年时间改成“五年或更长一些”，实际上终止了这次物价闯关。《紧急通知》还提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今年下半年不出台新的涨价措施的规定”，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国务院管理的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各地一律不得擅自提高；地方管理的，也不得任意提高；企业也不能乱涨价。违反这三方面规定的，要严肃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月 12 日，邓小平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汇报时谈话时提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的进行。”“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只有多方面、综合的改革，才能为价格改革创

造条件。”324

9 月 26 日至 30 日，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公报强调“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还专门提出“为了保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325
中国经济发展的方针正式从推进价格改革变成治理整顿，同时，“鸟笼经济派”开始重新夺取塑造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扩大行政手段作用范围、缩小市场支配领域。调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调控物价，二是压缩基建，三是清理公司，四是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这样，不但停止了价格市场化的进一步实施，而且还把许多原来已经放开的价格又收了回去。
1988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详细规定了各种商品的价格政策。例如“城市居民定量供应的粮食、食油价格一律不动”、“大城市的大路菜，要实行计划价格，不能放开”、“坚决执行计划外重要生产资料的最高限价” 等等，实际上是用行政手段冻结了物价，恢复了官僚计划控制价格的方式。又如“对已经放开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也要进行管理和引导”、“最迟在十一月十五日前，实行工商业企业提价申报制度”、“对企业申报的提价要求，物价部门可根据控制物价水平的需要，制止提价或推迟提价”等326，实际上是把价格已经市场化的商品又重新纳入了行政控制体系，剥夺了私人资本的定价权。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更是用指令性计划的方式层层落实，并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通过物价的调控，官僚把许多失去控制的经济领域又夺了回来。
在压缩基建方面，1988 年 9 月 24 日和 1989 年 1 月 5 日，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的通知》，实际上把分散到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权力又收了回来，把前几年放权让利、经营承包责任制中实施的部分措施也给取消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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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277－278 页。
3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286－287 页。
3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 人民出版社。第 309-312 页。

在清理公司方面，1988 年 10 月 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主要解决公司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等问题”。《决定》除解决机关干部经商问题外，还划定了市场不得进入领域，如“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供应业务，应由国营商业、物资供销部门、供销合作社和生产这类商品的企业依法经营”，“对违反者，按《投机倒把处罚暂行条例》处理”。这个文件在试图解决官倒、官商等问题的同时，也对商业领域里资本作用的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在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方面，1988 年 10 月 6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从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要求“今明两年的社会集团购买力，要在上年实际支出的基础上，按实际可比口径每年压缩百分之二十”，“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按照下达的控制指标，逐级核定，层层落实。”这个文件还具体规定了许多商品的具体控制办法，和总的目标一样，都把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乡镇企业和街道集体企业）的部门管理权力上收到了上级单位，实行了直接控制。
除了这四个方面以外，还采取了像控制信贷、外贸、财政等其它办法。所有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官僚通过行政、计划领域控制的领域明显扩大了，程度明显加强了，而私人资本力量、市场逻辑贯穿的领域极大的缩小了，程度也显著的降低了。在官僚资产阶级还没有找到通过市场经济和政权控制社会的合适方法时，经济一出现严重问题，“鸟笼经济派”的主导性就再次确立了。
三、“六四”事件

到了 1989 年，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首先是资本主义复辟引起了劳动者的普遍不满。严重通货膨胀威胁到了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固定收入者和收入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的人生活水平绝对下降，对现实自然不满。农业生产技术没有新的突破， 农产品提价带来的增产效应早已衰竭，因此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增收缓慢，负担加重，怨气很大。
资本主义复辟带来的两极分化，也一再拨动着对这种现象并不熟悉的劳动者的神经。资本主义的逻辑自然就会带来两极分化、贫富不均，更何况相当多的人发财不是靠着合法经营，而是靠着各种在普通人看来其实是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官僚中的腐败分子利用价
格双轨制的价差谋取私人利益正值其顶峰，把权折现的现象愈演愈烈，引起了劳动者极大

的愤慨。为了得到掌握计划物资的党政官员的批条，大量行贿者有之，拉关系、走后门者有之，靠爹靠妈者有之。得到计划价格商品后，转手倒卖便成巨富，这样明目张胆的腐败形式，劳动者怎么能够不深恶痛绝？
一首当时的民谣很好的总结了这种情况：“市场供应紧绷绷，经济秩序乱哄哄，官倒私倒忙匆匆，平民百姓怒冲冲”。劳动者对现状不满，构成了“六四”风波的社会基础。
同时，当体制内私人资本代表在价格闯关中遭受挫败，在治理整顿的条件下失去历史发展的主导权时，体制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逐渐活跃了起来，试图以体制外施压的方式，推动资产阶级“民主化”，从而以政治先行的方式把资本力量的扩张继续下去。
北京高校里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研究会”、“讨论会”、“沙龙”，而私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方励之、严家其等经常到这些场合发表攻击党政的演讲。其基本主张是全盘西化，其主要抨击目标是四项基本原则，其主要批评对象是“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 年 1 月 6 日，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1 月28 日，方励之等在北京搞“新启蒙沙龙”，不少西方国家的记者也参加了。
在 2 月 4 日友谊宾馆举行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上，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这个呼吁反映了私人资本的意识形态力量已经自觉的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基础，并开始尝试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与之结合。2 月 13 日，陈军发出《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 40 周年和‘五四’运动 70 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
2 月 25 日，美国时任总统布什访华，次日在长城饭店举行德克萨斯式烤肉招待会，未经中国政府同意便邀请了方励之、钦本立、严家其等人出席。28 日美国官方就此发表了谈话。国际资本对中国私人资本力量的支持表现的非常明显，而这种支持也使得体制外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了起来。体制外自由派已经开始了初步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组织整合，与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开始公开化。
就在这时，导火索出现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私人资本政治代表，胡耀邦于 1989 年
4 月 15 日，因心脏病逝世。胡耀邦由于处理 1986 年的“十二月学潮”不力下台，因此是自由派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如果对胡耀邦的评价发生变化，那么就等于变相的承认了胡耀

邦所不愿意处理的学潮有一定的合法性，因此胡耀邦的个人评价问题具有相当的政治意义， 对现实的政治斗争有着直接的影响。“自由派”为了取得舆论宣传和政治组织的合法性，要求为胡耀邦平反，从而间接的为 1986 年的“十二月学潮”平反，以铺平当时进行类似活动的道路。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广播之后，当晚北京就有学生上了街。4 月18、19 两日的深夜，游行者两次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学生游行活动迅速曼延到全国，中心要求是中央为 1987 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导致胡耀邦下台一事重新作出结论。

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时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有几万学生集会， 但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追悼会后，有三个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递交请愿书，要求国务院总理李鹏接见未果，结果激起群情激奋，开始酝酿罢课。
私人资本的意识形态力量，这时主要通过学生体现出来，而他们把请愿的矛头对准“鸟笼经济派”的象征、国务院总理李鹏，而不是实际上应该直接负责此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4 月 24 日，34 所学校 6 万多学生罢课，提出了言论自由等自由派的主张，官僚面对的形势开始恶化。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召开碰头会，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面前”，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
场斗争的性质。4 月 25 日，邓小平同李鹏、杨尚昆谈话，完全支持这个决定，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要求“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
4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定性“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
义制度”，在对策上要求采取强制措施“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定性，

矛盾随即激化。

社论的第二天，4 月 27 日，北京发生了十万人规模的游行，自由派也进行了策略调整， 要求从为胡耀邦平反、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重新定性，变成了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原则，打倒腐败，打倒官倒。
“自由派”策略的调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拥护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经使得“四·二六”社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失去了根据，“打倒腐败、打倒官倒”又让自己代表了劳动者反对官僚腐败分子的要求，把官僚孤立了起来。人民群众在自己的阶级代表还没有形成时，被资产阶级利用，充当了资产阶级运动的炮灰。
而且 4 月 27 日大游行没有受到“四·二六”社论中强调过的镇压，也使得私人资本政
治动员受到了一定鼓舞。5 月 4 日，学生再次游行；这次游行还有 500 名新闻工作者参加。游行结束时，组织者宣布请愿活动结束，5 月 5 日结束罢课。
同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时发表讲话，在谈到事件性质的时候认为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谈到国内形势的时候说“事态将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在谈到处理方式的时候说“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可见，体制内的自由派，也开始声援这场运动。
这样，本来已经宣布复课的学生又重新宣布罢课， 准备在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际进行绝食抗议， 继续向官僚资产阶级施加压力。5 月 15 日戈尔巴乔夫将到访；北大和北师大有数百名学生于 5 月 13 日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示威，要求新闻自由，取消报禁，政
府与学生对话，促进民主化进程。5 月 14 日，为顺利接待戈尔巴乔夫，政府与学生对话。学生要求中央承认学潮是爱国行动，即推翻“四·二六”社论的定性，而官僚坚持学生有爱国热情，但行动是错误的。
谈判就此破裂，学生坚持绝食，拒绝撤离天安门广场。于是欢迎戈尔巴乔夫的外事活动只能在学生仍然在绝食抗议的情况下进行。5 月 17 日，北京各界声援学生的群众游行规

模空前。全国还有 27 个城市 170 所高校的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局势全面失控，官僚资产阶级面临可能丧失政权的空前危机。
也就是在这一天，在邓小平家召开了一次关键的会议，会议由邓小平召集，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五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到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军队代表杨尚昆。
虽然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但多数人还是认为“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赵紫阳 5 月
4 日亚行讲话是局势恶化的转折点。会议多数人反对赵紫阳主张退让的意见，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体制内自由派在关键时候显示出明显的组织力量不足，被官僚资产阶级以合法方式击败。
这个时候，体制内外的私人资本力量还只是进行了初步的相互试探，继续整合已经不可能了。5 月18 日上午，李鹏等再次和学生对话，学生坚持“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否定‘四·二六’社论”，会谈仍然没有结果。5 月 19 日凌晨，李鹏和赵紫阳到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用扩音器
向学生做了即席讲话，恳请学生结束绝食，但仍肯定“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赵紫阳鞠躬，学生热烈鼓掌。这也是体制内外的私人资本力量接触最为直接的一次互动， 但已经无法挽回局面。
5 月 19 日晚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讲话要求“紧急动员起来，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官僚资产阶级开始统一思想，并进行组织动员。5 月 20 日，邓小平在家开会，提议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日，李鹏签署国务院命令，决定自 20 日起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5 月 26 日，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党委会议，他说：

“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二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以李鹏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到会常委一致表示同意陈云讲话。

同日，彭真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座谈会上讲话，说：“国务院的戒严令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律，同宪法和法律没有丝毫抵触”、“全国人大常委会怎么能不支持呢？” 5 月 27 日，李先念在政协主席会议上讲话，说：“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宣布的制止动乱、稳定局势的决策和一系列措施……我们应当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制止动乱……执行神圣的戒严任务，我们应当坚决支持”。
至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顾委会这些核心的党和国家机关，态度均已明朗，体制内私人资本力量到这个时候大势已去。6 月 3 日晚上军队从各个方向向天安门广
场推进，排除了沿路阻碍后于 6 月 4 日凌晨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清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体制外的私人资本力量也被击败。
这样，体制内外的自由派，由于组织上不及整合、缺少互相支援和统一行动，特别是由于在力量对比中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被官僚资产阶级分别击溃。而官僚资产阶级在空前的危机面前，显示了空前的团结，对党内和社会上分离的私人资本力量各个击破，成功的捍卫了官僚专政。
在统治权力被威胁的情况下，官僚资产阶级实行了残酷的保证，用枪和坦克镇压人民。军队甚至采用爆破弹、螺旋弹来打击群众，造成大量人受伤后伤口难以愈合而死。尽管这次运动的方向主要被自由派把控，但是很多工人、农民也提出了解决腐败、通胀、官僚气压人民的主张，然而这些人，
因为他们都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因而被同样的镇压了。整个清场造成 2000 多人死亡，上万

人受伤327，主要受冲击的是工人、市民，学生要受损严重。对广大人民实行这样的暴行无论如何，只有站在所有人民对立面的官僚资产阶级才能做得出来。
就算人民群众被错误的方向引导，难道就应该用暴力机器碾压人民吗？对比 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更能看出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官僚资产阶级对待人民的不同的态度。尽管人民被资产阶级利用，然而镇压他们的是更加反动、更加无耻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指责别人是资产阶级以进行镇压，无非是掩盖自己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本质。
同时，资产阶级争取民主是不可能彻底的。他们一方面希望在自己弱势的情况下争取民主以进入统治集团，另一方面他们也要依靠专政来镇压无产阶级。因而只要在经济上获得好处，又逐渐被统治集团拉拢，他们就会好好的享受自己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位，把民主、自由的鬼话抛到一边去了。
无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民主、自由作为金科玉律，而他们的现实社会力量只是把民主自由作为幌子，来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因而，随着之后私人资本日益被吸收进统治集团，知识分子的呼声也就很难再掀起波澜了。
“六四事件”之后，大规模的清查活动开始，大量体制内自由派被清除，体制外的自由派被捕，或是流亡海外。社会上开始了“鸟笼经济派”主导的整顿，私人资本掌握政权的尝试彻底失败了。
四、“新启蒙”——八十年代中国文化 1.从“人道主义”思潮到“去政治化”
八十年代，在文化各领域都掀起了一股“人道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的“伤痕”、“反思”文学，哲学领域的“异化”问题、“美学热”、“主体论”、“诗化哲学”，在艺术领域的 “人文主义”作品，都是这一思潮的表现形式。
“人道主义”思潮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在欧洲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兴盛于启蒙运动。“人道主义”强调无阶级的抽象的人，把人作为世界的中心，提倡“人性论”，认为存在

​

327 韩丁：《大逆转：中国私有化 1978–1989》。

着超历史、超阶级的人性。而实际上这种抽象的“人”和“人性”是不存在的，它只是资产阶级学者在头脑中的构造的。
资产阶级把抽象的人作为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的起点，赋予“人”种种必备的本性， 如理性自私等，接着他们的一切研究就从“个人”的“本性”出发，进行逻辑建构。然而这个所谓“人的本性”究竟存不存在，为什么存在，为什么像他们说的那样，他们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科学研究。他们无非是将统治阶级自己在当前时代的某一方面特性，描述成为“人的本性”罢了。
而现实的人是通过实践与整个社会相联系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328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地位都会造就不同的人。
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人道主义反复强调一些看似毋庸置疑的命题，如“把人当作人”，毫不加以理论证明，毫不顾及现实历史。它用抽象的“人”的理论，宣扬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把资产阶级的利益，说成是一切人的利益，为资本主义社会树立合理性，从而达到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这样的思潮在社会主义时期，就从欧美和修正主义的苏联、东欧传入中国，但是这些思想很自然的被无产阶级革命代表所批判。而八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人道主义思潮”，实际上是与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复辟同步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需要这样的思潮，同时官僚资产阶级有意识的扭转知识界的导向，收买知识分子，鼓舞了这种思潮的出现。这种思潮一旦出现，又成为了推动和保证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意识形态力量。
中国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其重点在于“反思”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批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话语，提倡无差别的“人”的话语；批判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主义和统一计划，以及所谓对个人的束缚和迫害，宣扬个人的自由；批判革命文艺，反对文艺与政治联系，实际上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复辟，正是借助这种人道主义对所谓“非人”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批判，以及对个人自由的观念的宣扬，

​

328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501 页。

得以顺利完成的。

同时，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还把自己看作是“五四时期”启蒙在“新时期”的重现。李泽厚对于八十年代与五四的关系就论述到，
“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 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329
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把自己看做一次新的启蒙。五四的启蒙精神，由于社会主义对“人”的践踏，而丧失了，因而需要一次新的启蒙。实际上，他们批判社会主义，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不允许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存在，不允许资产阶级的“人性” 肆意发展，因而他们就高喊着“人性”需要复归。
八十年代早期的人道主义思潮，以哲学领域的“美学热”、“异化问题”，和文学领域的 “伤痕”、“反思”文学为主导。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工，文学直击社会政治问题，美学貌似超然于社会，哲学居于之间，及联系现实，有构造一种浪漫的人性幻想。
八十年代早期，哲学领域的人道主义思潮主要是围绕“异化” 问题展开的。马克思早年的作品《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了人道主义的合法外衣，而这篇文章，事实上是马克思正处在理论转变时期的文章，是“一次根据人本学的异化总问题的原则而进行的批判……一次企图从唯心主义总问题得到解放、但依然受这个总问题奴役的批判”330。
这个时期，马克思实际上还受“人-非人”的人道主义理论批判框架的影响，而没有真正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研究资本主义。八十年代初期的哲学界正是抓住这一缺陷， 借助这一合法外衣，把马克思青年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抽象化，转化为了一切时代的“非人”现象，甚至于加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从而达到批判社会主义时期的所谓“非人”政策，人被奴役，人被贬低，异化普遍存在的目的。

329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文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第 255 页。
330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序言：今天》，第 20 页。

他们批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经济领域的异化，也就是不按规律办事，攻击火力集中在大跃进；政治领域异化，民主、法治不健全，攻击火力集中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呼唤资产阶级形式民主；思想领域异化，存在个人崇拜，实际上是间接的批判毛泽东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时期，把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解释为个人崇拜的结果。
这样的理论显然是否定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辩护。但是，在 1983 年底，由于经济形势恶化，以及自由派与官僚的斗争，周扬的社会主义异化问题，被作为自由派攻击官僚的举动，受到批判。这里也展现了官僚与知识界的矛盾，一方面，官僚需要借助文化界批判社会主义时期，从而为改革开放树立合法性；另一方面，文化界批判社会主义的思路， 会直接引出西方式资本主义，危及官僚的统治，因而官僚也要压制这一倾向。
胡乔木等官僚对异化问题的批判，依然借助社会主义的话语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然而这只是被他们作为一种工具，也正是体现了他们一方面要复辟资本主义，一方面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为官僚统治辩护的矛盾。他肯定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但否定了周扬等对官僚化的批判，认为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尽管周扬批判官僚化， 却不希望以继续革命的方式解决，而是希望走向西方式资本主义。可见这两方，根本上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
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潮出现得更早，而且其政治 指向更为直接，主要是通过“伤痕”、“反思文学”，批判文 化大革命中所谓人性被践踏，人的生存和尊严权利被漠视。而且，这种文学，“在以‘人性’的名义完成的对暴虐历史 政权的批判的同时，通过一种不同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
国家的表达方式，整合起对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式民族主义认同。抽象的‘人性’修辞，在呈现为具体的情节构想和历史想象时，是关于‘家’与‘国’新秩序的重新构建和书写。”331
“伤痕”文学的代表作有朱新华的《伤痕》（1978）、陈凯国的《我们应该怎么办》（1978）、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1979）、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1979)，张洁的《爱，是不能忘

331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 75 页。

记的》（1979）、古华的《芙蓉镇》（1981）。这些小说无不是控诉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把文化大革命描述成丑恶人性的爆发，描述成邪恶人物对人民的操纵，控诉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摧残，和对家庭伦理道德的破坏。
这样，一方面是用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描述文化大革命，使得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内涵和历史地位不能被认识清楚，从而否定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另一方面是构造出了小家的重要性，呼唤所谓的家庭的亲情伦理，呼唤个人的价值，而这种个人主义正是体现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之中，因而它实质上呼唤着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伤痕”文学用家国的民族主义叙事，掩盖了国内阶级日益分裂的状况。这样的文学，无疑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然而，正是资本主义，把笼罩在家庭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撕扯掉了，一方面资产阶级用金钱换取性关系，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家庭被摧毁的支离破碎。资产阶级越是宣扬个人和家庭，就越显示了自己虚伪的本质，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塑造了资产阶级在个人上的享受和成功，在家庭上的混乱；以及无产阶级在个人上的失败和被奴役，以及家庭上的破碎。
而这种论调也正是展现出了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与五四时期的截然不同。“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如巴金的《家》《春》《秋》《雾》《雨》《电》，正是展现了封建家庭对人的束缚，展现了对旧家庭的批判和挣脱，宣扬把革命事业与个人相联系，个人要反叛旧家庭， 走向更壮丽的事业。
八十年代的文学风尚，还逐渐从欧洲古典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偏向于浪漫主义。雨果的《九三年》，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取代了《悲惨世界》、《孤心血泪》、《复活》，成为了文学上受推崇的作品。实际上，这是借用欧洲浪漫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来批判文化大革命，对所谓革命的暴政进行反思。
社会主义时期，文艺是革命整体事业的一部分，这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是相矛盾的，因而，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美学热”，实际上就是希望奠定资产阶级的文艺理
论和实践的基础。八十年代，把美抬到了到了至高的价值。

“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最完满的展现，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的最高级的巅峰；从哲学上说，这是主体性的问题，从科学上说，这是文化心理结构的问题。” 332
八十年代的“美学热”，就是像这样，把美作为“自由的王国”。实际上，既否认了审美的社会历史性，否认了审美的阶级性，又使文艺从现实的革命斗争中的退却，美既然被作为了人的最高价值的终极体现，那么现实的革命就不再被文艺关注了。实际上这也预示着， 文艺领域越来越脱离现实，一方面它承载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对自己的本质遮遮掩掩，不断重复着“人的本质”的空话。
八十年代中后期，逐渐出现了“主体性哲学”，实际上是八十年代早期“美学热”的继续，是人道主义思潮的进一步理论化。“主体哲学”借助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倒退到了康德哲学。在强调个人的主体性的表面下，实际上是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强调从阶级革命，回归到个人。实际上这些哲学思潮是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对自身的哲学总结，对自身的理论论证。
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大背景下，人文学科全部发生了“主体性”转向，开始形成个人主义的风潮，文艺、哲学等全部不再需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不再需要为无产阶级服务， 而是转变为以作者，也就是知识分子为中心，实际上起到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作用。
随之而来的刘小枫、周国平等为代表的“诗化哲学”更是将审美的地位推到了极端，文艺本身成了终极价值，不再需要称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进而在文学领域兴起了所谓“纯文学”的思潮，意在剔除对文学的政治批评。文学史也被改写，以往对文学阶级性的讨论被彻底否定，开始以文学所谓自身的发展脉络来重写文学史。这种“去政治化”，不过是一种“再政治化”，
不过是掩盖他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不过是为了把群众引向不关心政治，从而无阻碍地资本主义复辟和维持资本主义社会。这正是革命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的区别。革命文艺为无产阶级自觉的服务，但资产阶级文艺一方面为资产阶级服务，另一方面却要用“去政治化”来遮遮掩掩。

332李泽厚：《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第 162 页。

八十年代所谓“人道主义”，本质正是在于这种个人主义，是对社会主义下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反动。个人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原子化个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又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复苏，成为了资本主义复辟强大的意识形态动力和合法性来源。
“现代派”文学与“寻根”文学

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框架被抛弃，去阶级化的现代与前现代的叙事被热捧，文艺领域也掀起了一股追捧欧美 20 世纪欧美“现代派”的热潮。所谓“现代派”文艺，
是发迹于 19 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走向垄断的没落时期，在 21 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兴盛起来的，一系列文艺流派的总称。
现代派类别很广，在文学中，有表现主义，如卡夫卡的《审判》；存在主义，如加缪的
《局外人》；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学，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荒诞主义，如贝克特的
《等待戈多》等。在美术中，有野兽派，如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女人》；立体主义，如毕加索的《阿维尼翁少女》；表现主义，如蒙克的《呐喊》等。在音乐中，摇滚乐、嬉皮士盛极一时。在哲学中，以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结构主义哲学为代表，如福柯。
“现代派”根源于资本主义的没落，和大量知识分子、工人贵族以及没落的小企业主的出现，因而与资产阶级具有双重关系，“它们自称是极端憎恨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文明”，“却起了消解人民的革命意志的作用”。“现代派”的中间阶级属性，使得“他们不满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可又不信赖人民的力量；他们被夹在越来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夹板里，感觉到自己没有前途，他们像火烧房子里的老鼠，
昏头昏脑，盲目乱窜；他们是吓坏了，可有仍然顽强地要把‘我’的尊严始终保持着”333。因而，现代派展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绝望的哀嚎，而不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鼓舞。这也就形成了“现代派”独特的艺术倾向，
“正是因为对现实的态度是不可知论，否认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所以现代派的

333矛盾：《夜读偶记》，《矛盾评论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年。

文艺家或者逃避现实，或者把现实描写成为混乱的漆黑一团，把人写成只有本能冲动的生物。正因为他们是唯我主义者，所以他们强调什么‘精神自由’，否定历史传统，鄙视群众， 反对集体主义。正因为他们是不可知论的悲观主义和唯我主义者，所以他们的创作方法是‘非理性的’形式主义。因此，……不利于劳动人民的解放运动，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334
社会主义时期，为了了解西方文艺的动向，同时避免这些精神衰颓作品，在社会中产生不良影响，这些文艺作品被通过内参的形式引入中国，这些书目只有高级干部和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可以阅读。但是很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青年知识分子，由于崇拜欧美资本主义，凭借父母的关系，借阅这些书目，并组织地下读书小组，写作地下文学。
从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现代派”文艺在中国引起了热潮。既然整个中国在向资本主义转向，在加强与国际资本主义融合，文艺上自然把西方当代的思潮作为一种“新启蒙”的素材来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既先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兴起，又不能不反映当时的时代特点。
由于经济向资本主义复辟，知识分子把西方社会作为“现代”、“先进”的典型，不仅引入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也把“现代派”这种衰颓文化作为先进文化、文艺发展的最高阶段崇拜。这种文艺流派由于其浓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被知识分子所推崇。因而，继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浪漫主义转向之后，“现代派”又被知识分子拿来对抗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文艺。
当然，在八十年代上半叶，社会主义的思想还没有完全退去时，知识分子采用“在批判其中谬误意识内容的同时吸收器艺术手法中可供借鉴的成分”335的策略，以获取引入“现代派”合法性。而实际上，八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还没有西方“现代派”产生的社会基础，因而中国“现代派”文艺，也主要是
在表现颓废意识，和采用“现代派”手法之外，还是在表现对社会主义所谓“暴政”的控诉，以及对“人道主义”的呼唤。如宗璞的《我是谁》，以及王蒙的《蝴蝶》，以及朦胧诗。

​

334矛盾：《夜读偶记》，《矛盾评论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年。
335何望贤编：《西方现代文学问题争论集》，“出版说明”。

八十年代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如恶性通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频繁出现。此时，余华、苏童等“先锋小说”也创作出来，中国的现代派文艺开始成熟，不仅借用“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也开始具有“现代派”的内涵。然而这种内涵在八十年代与中国社会还是极度分裂的，因为它不是完全产生于中国的社会基础，而是在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复辟，西方被作为“现代化”的楷模时，为了对抗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文艺、集体主义，而引入的个人主义的艺术形式。
在“现代派”热潮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在形式上是“现代派”的反动的“寻根”文学。韩少功在寻根“宣言”《文化的根》中写道，“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
存的迷。”寻根文学主要是表现民族文化，如写草原文化的乌热尔图；地域文化、民俗，如写苏州文化的陆文夫。除却小说外，还有诗歌，如杨炼的《大雁塔》《半坡》等；电影，如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黄土地》；还有音乐和美术作品。寻根文学迅速爆发，又迅速结束。但其余波，在九十年代产生了很多成熟的作品，如张承志的《心灵史》、莫言的《丰乳肥臀》、王忆安的《长恨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
“寻根”文学是一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产生于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受到资本主义世界文化冲击，以及“文化热”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整体在资本主义复辟中迅速分裂，需要构建出一种“民族”的文化认同来掩盖现实中的分裂状况； 同时中国作为相对落后国家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
击，但这种文化如“现代派”超前于中国时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构建出一种与中国社会比较亲近的资产阶级文化。因而“寻根”文学应运而生，与之相伴的还有香港的民族主义文化的引入，如电视剧《霍元甲》、《上海滩》，音乐《我的中国心》、《龙的传人》。
国家和民族实际上是建立在阶级划分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因而不存在一个不分阶级的民族和国家。资产阶级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是掩盖本国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建立合法性，或是抵抗帝国主义，发展民族资本。
文化也同样，不论是民族的文化还是世界的文化，都有为哪个阶级服务之分。与社会主义时期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文化的最高原则不同，“寻根”文学试图用民族这个虚假的共同体，掩盖事实上的社会分裂，不分阶级的谈民族文化，实际上是借用民族文化的材料，建立中国的资产阶级文化，以及不分阶级的民族认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文化热”与“现代化”叙事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把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中来，现代化逐渐取代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了全社会的主要讨论重心。现代化是一个去阶级、去政治的词语，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农业社会化、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走资派故意掩盖现代化的不同模式，为的就是以现代化为名义，进行资产阶级复辟。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把文化看做现代化的最重要条件。而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化理论正是为这一看法提供了基础，韦伯不是把新教伦理看做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出现的意识形态，而是看做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唯心主义理论正是知识分子最喜欢的梦呓。在这样的梦呓中，农民被圈地运动残酷的变为无产者，工人遭受到深重的压迫剥削，殖民地国家被帝国主
义国家血腥的奴役统治，全部被掩盖过去。资本主义现代化成了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而这一史诗的英雄正是一位位文化巨人。
这样的现代化理论，掩盖了现代化的阶级属性，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涌入中国提供了合法性。既然西欧是现代化的楷模，那么中国要想建成所谓“现代化”，就必须学习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既然西欧能够成为现代化的楷模，主要得益于西欧的资产阶级文化， 中国就必须摒弃传统，尤其是封建和社会主义的传统，吸收西欧的所谓先进文化。这实际
上就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树立了合法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八十年代中后期掀起了一股“文化热”。除了文艺领域的“现代派”和“寻根”文学，美学领域的“诗化哲学”，在哲学、历史领域也产生了新的历史解读。围绕着历史重新解读，八十年代中国产生了三个思想流派。
第一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他们是科学主义倾向的，其代表理论是“封建社会超稳结构论”，代表作是灵魂人物金观涛、刘青峰的《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他们借助二十世纪中叶产生的系统论，描述中国封建社会，论述了封建社会在中国得以长期稳固存在的原因。他们实际上实用看似客观的科学话语，批判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封建的遗存，是极端的“封建法西斯”、“封建迷信”。而且这种分析把历
史的发展看做结构的自行发展，阶级斗争和革命被剔除了，那么只有不同结构的接触才能改变结构本身。既然中国长期停滞是具有稳定结构的，因而只有学习西方，也就是学习资本主义，才能克服中缝间的落后性。
第二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他们是文化主义倾向的，其代表理论是“传统与现代冲突论”，代表作是学派主力甘阳的《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他们主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实质是主张全盘西化，是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代表。如书中提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常常被无限突出，从而掩盖中国文化本身必须从传统
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这一更为实质、更为根本的古今文化差异问题。”实际上这里完全掩盖了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差别，将封建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全部概括为传统文化，而资本主义文化被“去政治化”为现代文化，从而达到掩盖他们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本质。当然，全盘西化的派别，在八十年代遭到了批判，因为这种主张危及了官僚的统治。但根本上来说，他们与走资派的利益相同大于不同。
第三是“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他们是反对革命倾向的，其代表理论是“救亡压倒启蒙论”，代表作是代表人物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他在书中论述，认为中国在五四时期，有两个方向，一是救亡，一是新文化启蒙，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导致中国现

代化进程被中断。其中隐含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实际上将中国文化又推向了封建， 无产阶级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中断。实际上，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谓的中断，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断。他们的这种论调，就是要否定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资本主义复辟无耻的辩护。
这股“文化热”，对后来中国文化有深刻地影响，因为他们塑造了革命与现代化的冲突， 从而使得革命被否定甚至被惧怕，“去政治化”的现代化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就这样，资本主义现代化成为了不容置疑的历史发展方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被学术界污蔑唾弃， 阶级划分被掩盖了，历史完全被篡改了。
可见，所谓“文化热”的三个思想派别，实质上都是否定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概念，掩盖不同社会性质的差别，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合法性和参照模板。这样的“文化热”，正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背景下，走资派的鼓舞下产生的，也成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动力。
总体来看，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通过“人道主义思潮”、“现代化”叙事和历史“反思”，完成了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篡改和清算，否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确立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无可辩驳的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80 年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以历史反思的名义拒绝历史反思；作为一次成功的话语实践，它相当程度上成就了一种社会共识：无保留地‘告别革命’。”336因而八十年代的文化产生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复辟，又借助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形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文化，推进和确保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
走资派对知识分子暂时的收买政策，在鼓舞了知识分子的热情的同时，还让知识分子产生了自己是“愚昧时代”的受害者，是新时代的启蒙者和推动者的意淫。知识分子，从科学领域到文化领域，地位瞬间被抬高到不应有的位置，也成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利益获得者。然而正是与政府的三次政治冲突，让知识分子产生了自己是只身对抗政府的正义的化身，而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官僚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枪，枪爆膛伤到主人，主人自然会把枪丢掉。

336戴锦华：《隐形书写——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 45 页。

随着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官僚集团走向分裂，并最终引发八九年的惨剧，知识分子开始陷入迷茫和绝望。在他们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下，很多知识分子认为那不过是中国封建传统的再一次回潮，认为自己是捍卫真理而牺牲的英雄。他们根本不能清楚地认识这场悲剧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他们看不清斗争双方的阶级立场。这样，中国的文化界陷入一片失落的气氛中。


第四节 九二南巡定基调，官僚垄断终确立

一、南巡讲话

“鸟笼经济派”主导的治理整顿

“六四事件”以后，体制内“自由派”全面失败，“市场经济派”也不得不暂时退却。6 月 23 日到 24 日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自由派”赵紫阳、胡启立等均被免职，选举“鸟笼经济派”的江泽民为总书记，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鸟笼经济派”盛极一时。
八九年的整顿，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整顿，也就是彻底打击体制内外的自由派。社会上很多民运人士，如吴晓波等被捕，党内自由派和资本家被清除出党。8 月 21 日，江泽民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讲话，提出，
“抓住有利时机，认真抓好清查、清理工作，保证党的队的纯洁性。这项工作要领导重视，组织落实，政策明确，步骤稳妥。要防止走过场，不留后患。”
“这次会议的文件里面讲，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我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党是工人级先锋队，如果让不放弃剥削、依靠剥削生活的人入党，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337
这里，实际上就是要加强官僚资产阶级的专政，防止私人资本及其政治、意识形态代表篡夺官僚的政权。这样的举措使得自由派在很长时间都没有恢复实力，后来的改革使得私人资本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在政治上也与官僚资本逐渐合流，继续进行民运的社会人士也被长期打压。
经济上的整顿延续了价格“闯关”失败后的整顿。首先是打击官倒，清理公司。四中全会后，中央提出清理官办公司，制止干部子女经商。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把经济拉回官僚的掌控之下，另一方面也能稳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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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最为严厉的还是整顿私营企业，同时弱化私营企业地位。江泽民在组织部省长会议上提出，要把违法的私营企业“至于个体和私营企业主，……要依法严格管理，狠狠打击一些人的不法行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是拾遗补缺，不能本末例置，不能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338此时，官僚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控制社会，因而这实际上是加强官僚在经济上的主导权。
在这样的整顿下，私有企业发展的确有所放慢。1989 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有 90581 户，从业人员 1640051 人，注册资金 844776 万元。但到 1990 年 6 月底，私营企
业的数量下降到了 8.8 万户，直到这年年底才回升到 9.8 万户。到 1991 年底，全国私营企
业的发展速度还不到 1987 年的水平。

同时还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计划，收回了部分下放权力。江泽民说，

“过去强调长可以决定任命干部，如果这个厂长是一个有政治水平的厂长，在任命干部的时候，他必须要和党委书记一起在党委面很好地议论，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如果认为长负责制意味着厂长原意任命谁任命谁，是认识上的偏差。”339
11 月 9 日，五中全会《决定》通过，指出了之前改革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指导也有失误。从一九八四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就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等现象，但党中央、国务院未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一九八七年虽然提出了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又没有坚决加以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这些年来，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一度过于乐观，对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纠正不力； 在改革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经济体制过程中，忽视了必要的适当集中；在强调微观搞活的同时，忽视了综合平衡和加强宏观调控。由于对国情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对国力缺乏清醒的估计，在建设和改革两方面都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340
这实际上是“鸟笼经济派”对“市场经济派”和“自由派”主导的改革的批评，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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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339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340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为，要“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无论是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都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341。
具体措施，一是控制社会需求，坚持财政信贷双收紧；二是对私营乡镇企业进行管控， 防止私营企业与国企争夺资源，大力发展国企；三是加强对价格的计划控制；四是财政、金融集中，增加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的范围。这些措施都是希望经济回到“鸟笼经济”的轨道，通过国家计划的方式控制经济。
这样，实际上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被暂时中断，“市场经济派”的主张无法推行。在治理整顿之下，1989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3.9%，比 1988 年的 11.2%大幅下降；全国零售物价上涨 17.8%，略低于上年。1990 年，国民生产总值上涨 5.1%，比上年回升；全国零售物价上涨 3.1%，比上一年大幅下降，恶性通胀得到遏制。1991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7%， 比上一年又有上升；然而国有企业亏损额比上一年增长 10.6%。342
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市场经济派”势必要争夺经济发展主导权，按照自己的目标进行改革，在中国建成官僚垄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鸟笼经济派”所希望的经济模式， 实际上只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种过渡形式，随着私人资本的发展、国企的资本化、市场的扩大，这种模式必然不可能维持太久。
“皇甫平”与“姓资姓社”论战

随着“自由派”被打击，经济发展逐渐被“鸟笼经济派”主导，“鸟笼经济派”和“市场经济派”关于经济发展的争论也在持续升温。
1989 年 11 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接到通知，邓力群受党中央委托，总结 1989 年政治风波前后七十天的经验教训。吴敬莲参加了部分会议的讨论，与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许毅之间发生争论。
许毅说：本来应该是“计划取向”的，却搞了个“市场取向”，导致种种问题的发生。吴敬莲紧接着许毅发言，表示完全不能同意他把这些负面现象归因于市场取向改革。吴敬莲说，事实恰恰相反，问题正出在没有坚持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发展战略上，继续用

341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342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

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增长；在改革的问题上，不是扩大市场的作用，而是“放权让利”， “调动积极性”。
不久，北京《当代思潮》杂志在 1990 年第 1 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文章说：
“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文章还进一步指出：有些人正是想通过发展私营经济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随后，《真理的追求》杂志连续发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
《“和平演变”战略与经济》、《重提“姓社”与“姓资”》等文章，将反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头指向经济领域，指向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这都展现出了“鸟笼经济派”对于官僚政权可能在市场化改革中丧失的警惕。
1990 年 7 月 5 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经济问题座谈会上，两派经济学家又发生激烈交锋。“鸟笼经济派”批判“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把“市场化”与“私有化” 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起批判，这实质上是指出了自由派的社会基础。薛暮桥批驳“计划取向”的言论，并在会后上书中央倡言市场经济改革。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表态说， 他看不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
此时“六四事件”刚刚结束，苏东剧变也引起了官僚的警惕。国内一片反和平演变、清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浪，以及对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讨论。“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 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343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派”几乎被 “鸟笼经济派”完全压制，他们的建立市场经济的主张无法推行。
1990 年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召集几位中央领导谈话，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改革开放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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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周瑞金：《姓资还是姓社争论始末》。

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344
1991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18 日，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这一次他频频外出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谈话。
“改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随即，地方“市场经济派”予以响应。上海
《解放日报》周瑞金等人，于 2 月 15 日，正月初一，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署名“皇甫平” 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提出“1991 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惟有改革”，“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这些都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的原话。
1991 年 3 月 2 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

“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 表现为，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把

​

34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367 页。

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

月 22 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 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月 12 日，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发表。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
“皇甫平”的文章，实际上代表了“市场经济派”的思路，直接向“鸟笼经济派”开炮。基本主张就是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彻底与国际资本主义相沟通。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争论。
“鸟笼经济派”立刻予以反击。《当代思潮》1991 年第 2 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强调“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随后，《真理的追求》1991 年第 7 期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指出“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同时，《高校理论战线》也在 1991 年第 3 期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指出“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
当然，正如前面所说，“鸟笼经济派”不是真的拥护社会主义，他们也只是借姓资姓社的诘难，反对进一步市场化改革，以避免在市场经济中，官僚丧失统治的经济基础，从而丧失对社会的控制。根本上来说，他们还是站在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只不过他们希望停留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过渡状态上。
1991 年 7 月 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刘国光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

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自由派知识分子又予以反击。吴敬琏说：

“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作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
在当时整顿的大背景下，“鸟笼经济派”的言论占主导地位，“市场经济派”的主张依然无法说服大多数人，无法继续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既然他们已经铁了心要继续推进复辟，那么他们就不会轻易妥协。
邓小平南巡与中共十四大

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在中央争论无果的情况下，邓小平携全家以及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开启“南巡”，一路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讲话，展现了要坚决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以及与“鸟笼经济派” 决裂的决心。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

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歪曲社会主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合法性，矛头直指“鸟笼经济派”。当然他的歪理不可能说服“鸟笼经济派”，关键时刻还是要暴力机器出马。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宣称“解放军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大有要动用资产阶级专政机器的架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江泽民妥协；李鹏辞职，由于李鹏签署了镇压学运的戒严令，为了避免“自由派”被鼓舞，李鹏被准许长期“休假”，“市场经济派”副总理朱镕基开始代行总理之职。
“鸟笼经济派”彻底被打垮，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明晰起来，就是建立官僚垄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接下来的改革只是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而已。“鸟笼经济派”既然代表了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的一个复辟状态，那么就不可能持久地把控社会发展方向。在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善，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社会的新方法还没有找到时，“鸟笼经济派”时而会主导社会发展，但是终究将被历史所淘汰。
赞扬 1978 年至 1984 年的中国社会的人，实际上只是不明白，资本主义复辟的车轮一启动，就不可能只是待在“鸟笼”里，在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情况下，过渡状态只能很快的向着完全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发展。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8 日，十四大召开。“鸟笼经济派”姚依林、宋平等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派”乔石、朱镕基、胡锦涛等选入常委，在组织上清除了阻碍市场经济的力量。江泽民讲话，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
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
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

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345
这样，市场经济被彻底确定下来。具体措施是：

“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继续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积极培育包括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劳务、信息和房地产等市场，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逐步实行利税分流和分税制”；“政企分开。凡是国家法令规定属于企业行使的职权，各级政府都不要干预”；“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346。
实际上，主要措施就是，第一不在用计划的方式管理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以资本主义的方式运营，面向市场生产，以资本增值为导向，国有企业正式变为国有官僚资本集团的资本，同时自负盈亏，这也就直接引发了大批非战略性国企倒闭；第二就是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市场来引导生产，主要是废除价格双轨制，除重要物资外，全部按照市场定价。
在这样的改革下，1992 年固定资产投资即比上年增长 44.4%，货币发行首次突破 1000 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高达 14.1%，经济已经过热。1993 年上半年各项指标再创新高：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达 30.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1.8%；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3.1%。
同时物价开始快速上涨，通货膨胀开始出现：1992 年全国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一年上涨 8.6%；1993 年 6 月，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 1992 年同期上涨 13.9%，12 月达到17.3%，1994 年 10 月高达 25.2%。经济过热的现象已经相当明显，物价高速上涨的情况甚至高于 1988 年物价闯关引起发生抢购的时候。这个时候劳动者其实也已经开始抢购粮油等基本生活资料。
财政赤字也进一步扩大，1992 年全国财政收入 3500 亿元，其中，中央收入 1000 亿元，
地方收入 2500 亿元，中央财政支出 2000 亿元，赤字 1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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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346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这样的经济形势下，按照 80 年代的发展逻辑应该是重新收紧计划。但是，既然“市场经济派”已经下定决心，同“鸟笼经济派”决裂，要彻底实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而他们必须要找到新的控制社会的方式。新一轮体制改革由此开始了。
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最终确立1. 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确立
到 1993 年，中央财政已经十分困难，因而，朱镕基主导下第一项重大的改革是财政改革，也就是分税制，改变中央与地方的收入比例。这样可以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从而使得财政拨款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社会的第一个手段。同时，由于地方财政被削弱， 地方上层层盘剥，最后农民成为了最惨的牺牲品。
1993 年 7 月，朱镕基发表《整顿财政秩序，加快财税改革》讲话，

“分税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财政体制上不再搞什么包干、什么分成，而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中央收哪几种税，地方收哪几种税。”
然而，这样的改革势必受到地方政府的抵抗，在省长会议无果的情况下，朱镕基选择各个击破。从 1993 年 9 月 9 日到 11 月 21 日两个多月的时间，他带领 60 多人的大队人马，
飞遍 17 个省、市、自治区，解释分税制方案。经过讨价还价，最终相互妥协。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 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 3 成，地方拿 7
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 7 成，地方拿 3 成；1994 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
以得到 60%以上，甚至可占 7 成。到 2003 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
盘子从 4349 亿元增长到 21715 亿元，增长了将近五倍。这样中央拥有庞大的财政收入，成为了占有绝对优势的资本集团，可以通过财政拨款控制经济，也可以解决基础投资过热的问题，或者是之后出现的生产过剩。
由于国企废除工人民主，实行官僚专治，工人生产积极性下降；同时官僚贪污腐败， 掏空国有的“大工厂”，养肥自己的“小工厂”；再加上国企面向市场，无政府地生产，导致很多产品供需失调，因而国企已经全面亏损。第二项重大改革就是国企改制，让国企彻底自负盈亏，可以破产，从而实现“甩包袱”。

中央只控制 100 多家战略性央企，涉及金融、能源、交通、建设、化工、电信等领域， 利用这些战略性央企，也就是国有垄断资本控制社会，非战略性的自负盈亏，亏了就变卖， 不亏也可以变卖，总之它们对国民经济不重要，可以放弃，以减轻财政和行政负担。同时让国企彻底面向市场生产以资本增值为导向，彻底转变为官僚资本资本集团。
1992 年朱镕基视察首钢时说，

“首钢的成功经验，给我们一个启示：只要让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自主经营， 让它有一个自负盈亏的机制，有一个风险机制，不是企业花国家的钱，而是企业花自己的钱，这样一个钱就可以顶两个钱用。……要创造条件，使企业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不能再由政府各部门用行政干预来代替企业作生产经营决策。”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企分开，股份制改革，自负盈亏。这一年还通过《公司法》，允许国企破产。
同时，工人全面沦为雇佣劳动力。1993 年实行企业用工自主权，企业在工资总额宏观调控下自行决定招工，不再到市劳动局审批招工计划。1994 年通过《劳动法》，确定资本主义雇佣关系。1995 年公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全面推行了合同制，国有单位的劳动合同制职工由 1992 年的 2059 万人猛增到 1996 年的 5549 万人。在签合同的过程
中，一开始领导告诉工人这不过是“走过场”，签个字就行了；到了 90 年代末，签了字的合同就开始起作用，领导们宣布“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合同制的职工这时就傻眼了。
1997 年 9 月，朱镕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称，“要真正搞好国有企业，让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最重要的，一是结构调整，不要再搞重复建设。二是没有资本金就不要上项目，三是减人，不减人办不好国有企业。”
90 年代工人开始下岗，从 1992 到 2002 年，每年下岗人数由 1992 年的 250 万人增加
到 1997 年的 1151 万人，后下降到 2002 年的 618 万人，累计下岗 7601 万人（该数字应包括期间退休的工人）。347

347刘爱玉、王培杰:《下岗、失业工人的行动选择分析：以厦门市调查为例》，文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 年第 4 期。

同时，大量非战略性国企，被低价变卖给关系户或者厂长本人，没钱买的，银行给贷款来买，赢了利再还贷款。到 2002 年，私营业主开办企业前的最后职业，企业负责人所占比例从 1993 年的 15.4％上升到 55.4％，普通工人、农民从 36.2％下降到 6.7％。2002 年私营业主的职务经历中，干部、国企承包人（相当于分厂厂长）、企业供销人员占 72.7％。在 2002 年的 300 万户私企中，有 18.3%的被调查企业是由国营、集体改制而来的，6.3%的企业已经兼并或收购了国有企业，还有 10.2%的企业正在准备兼并或收购国有企业，总计比例 35％，大部分大中型私企都卷入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当中。
在这场盛宴中，不仅效益低下的国企被私人吞并，很多效益很好的国企也被私有化， 而很多购买国企的私企效益比国企低下很多，比如 2007 年建龙集团收购通钢。实际上，这场瓜分国企的运动，填满了资本家的腰包，甩掉了官僚资本的包袱，两者合流成了这场盛宴的共同出席者。这场运动浩浩荡荡，一直持续到胡温时期。
就这样，中国的工人阶级白手起家，筚路蓝缕，辛辛苦苦 40 十多年建立起来的巨额财富，被资产阶级全部窃取，工人沦为了雇佣劳动力，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事业，甚至连做雇佣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国企问题也就这样被“解决”了。2002 年 3 月 15 日，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 3 年里实现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中国的财政收入状况不可能这么好，不可能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1 倍的增幅在增加。”
国企不再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负担，因为凡是负担的且没有战略性地位的都被甩包袱了，凡是战略性地位的都被官僚牢牢抓在手里，用以控制社会。2004 年，10 月 20 日， 国资委成立，成为国有资本的统一大股东，国有垄断资本集团成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垄断财团，同时也是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官僚资本。
第三是金融改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金融服从于物质生产，毛泽东指出“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需要有计划、按比例的进行，银行是国家手中掌握的一种按计划配置资源的工具。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消灭了股票、债券、保险等形式的生息资本，仅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了存贷利息。从
1953 年开始建立集中统一的综合信贷计划管理体制，资金由人民银行统一掌握，实行“统

存统贷”的管理办法，银行信贷计划纳入国家计划。对于长期资金和定额内流动资金，不计利息，由财政按照国家计划统一划拨，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更新；对于工商业超定额流动资金，计利息，由银行贷放。银行不再是经济的核心，而仅承担簿记、会计、核算的职能。
1978 年，邓小平指出：“银行应该抓经济”，“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得大一些”。1979 年 1 月，首先恢复了农业银行，把农村信用社纳入中国农业银行管理，重点“支持商品生产的发展”，1983 年举办低利率开发性贷款，主要贷给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专业队、专业组和专业户，以及从事副业综合服务的经济联合体，1984 年后主要向乡镇企业、农村专业户、承包户倾斜，为农村私营经济获取初始资本提供便利条件。
1979 年 3 月，改革中国银行，成为外汇专业银行，并设立国家外汇管理局。1983 年 8 月，建设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3 年 9 月，国务院决定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控制信贷总量、调节金融机构资金，保持货币稳定。同时新设工商银行，把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会计、计算和监督”的行政机关角色发生变化，以贷款业务为基础的生息资本体系逐步建立，并初步确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1983 年，银行系统开始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制度”，把各项指标考核与利润留成挂钩， 专业银行以获取利润为目标。1985 年人民银行出台政策，专业银行业务可以适当交叉和“银行可以选择企业、企业可以选择银行”，鼓励四家专业银行之间开展适度竞争，打破了银行资金“统收统支”的“供给制”。1987 年核定“三率”348、下放“六权”349，推进专业银行企业化。从 1986 年起，还建立了一批新兴商业银行，打破了专业分工和地域格局，其中交通银行以股份制形式组建，成为商业银行诞生的标志。至此，银行不再是计划经济下财政部的会计，而是独立经营的生息资本，成为支配工商业的资本主义经济核心。
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发生明显变化。1983 年，国营企业定额内流动资金由银行贷款解决。从 1985 年起，全面推行“拨改贷”，国家财政预算内以贷款方式安排基本建设投资。一方

348 即成本率、综合费用率、利润留成与增补信贷基金或保险周转金的比率。
349 即业务经营自主权、信贷资金调配权、利率费率浮动权、内部机构设置权、留成利润支配权、中层干部任免及职工招
聘与奖惩权。

面瓦解了计划经济全国资本统一积累、通过财政无偿供应资金的方式；另一方面复活了生息资本，使银行成为社会的统治者，掌握国企债权。
1993 年按照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职责，划转政策性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完成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1995 年 3 月，颁布《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过立法将人民银行确立为中央银行。1997 年， 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设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强化了其金融调控的能力。1998 年，央行对分支机构进行重大调整，跨区域设置了九大分行和 21 个地方监管办，这样各地方央行由中央直接控制，避免地方行政权力控制央行，央行通过杠杆率、调息、发行货币等调节经济，同时调节商业银行。这样国有资本集团通过央行来控制全国经济，完全按照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式控制社会。
2003 年 12 月 27 日，经过修订的《人民银行法》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强化了人民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方面的职能，明确地规定了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类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
除了银行，保险业也是生息资本的形式。1979 年 4 月国务院转批《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纪要》，决定逐步恢复保险业务，设立保险公司。1980 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办理国内业务，企业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和运输工具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农村各类财产保险和养殖保险、人身保险等业务纷纷开展起来。1993 年以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完成了财产险、人寿险和再保险业务的分离，改组设立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辖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中保人寿保险公司和中保再保险公司 3 家子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与交通银行脱钩，改制为独立的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陆续批准设立了大众、天安、华泰、永安、华安、泰康、新华等一批新的股份制保险公司。以榨取社会财富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保险业繁荣起来。
证券市场也逐步恢复。1981 年财政部首次发行国库券，揭开了新时期证券市场发展的序幕。1986 年 9 月，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恢复中断了 30 多年的证券交易业务。1990 年末，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为标志，证券市场开始迅速发展。到 1994 年底，专业证券公

司已达 91 家。上市公司数量快速增长，1999 年共有上市公司 949 家，2007 年增加到 1550
家；投资者开户数 1999 年 4810 万户，2007 年增加至 13887 万户；截至 2007 年底，上市公
司市值达 32.7 万亿元。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金融投机也随之兴起，进行投机的商人“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股票等形式的证券，其“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350
此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融资领域不断扩大，生息资本形式越来越多。1980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分行行长座谈会，作出决定：企业及企业主管部门的多余资金，可以委托银行对指定地区和企业投资或贷款，也可以委托银行代选对象进行投资或贷款。此后，信托投资机构迅速发展，到 1981 年末全国共有各种信托投资机构 600 多家。1981 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先与北京机电设备公司、日本东方租赁公司共同创建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后又与国家物资局等单位合建了中国租赁有限公司，开始通过融资租赁吸引外资项目。351典当也死灰复燃，并日趋活跃，到 1988 年 10 月底，全国 21 个
省份设立 168 家典当机构，其中浙江温州市典当商行就达 42 家。

适应生息资本发展的分业经营监管体制逐步形成。从 1984 年开始，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履行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的综合监管。1992 年 10 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成立，我国金融业开始“分业经营、分业监管”。1998 年，证券委员会与证监会合并为中国证监会。1998 年 11 月，中国保监会成立，统一监管保险市场。2003 年 4 月，中国银监会正式对外挂牌，履行银行业监管职责，中国金融管理“一行三会”的格局形成。
金融行业由于集中了庞大的资本量，因而可以控制工业企业；而工业垄断企业也凭借自己庞大的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共同控制整个经济生活。由此，国有资本集团控制金融体系，再由金融体系控制社会生产，这样国有资本集团就实际上控制了全社会的生产，而且是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控制。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高度融合，形成金融资

​

350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51奚君羊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回顾及前景展望. 2000 中国金融发展报告.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

本，控制着国民经济生活。与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同之处是，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 同时还完全把控政权，不需要通过民主制来控制政治，也没有不同财团争夺政治控制权的忧虑。
第四是确立土地制度。199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土地法》，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
“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
“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 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
官僚集团由此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地主，地方官僚资本集团为土地的直接管理者，通过卖地获利，同时控制地方经济；中央官僚资本集团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地方官僚资本集团对土地的管理。
这样，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正式确立，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集团，通过财政、金融、战略性国企、土地这些经济手段控制社会，又通过政权和暴力机器维护统治，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统治阶级。
同时官僚资产阶级与私人资本也逐渐合流。南巡后，政府官员中出现下海经商热，大批转化为资本家。1992 年，全国至少有 10 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如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7 月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同时，大资本家被纳入“体制内”，2001 年 7 月 1 日，江泽民讲话：
“个体户、私营企业主……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

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资本家开始由“体制外”成为“体制内”，共产党正式成为了全体资产阶级的代表。2003 年私营业主有 34％是党员，侵吞国有资产而产生的私营业主中，党员比例高达 50.66％。同时私营业主可以直接收买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据统计 2003 私企的公关、招待费用占纳税的 18％；同时私营企业还招聘专职的党务工作者，事实上私人资本已经和官僚日益紧密融合在一起，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2003 年，中国基本建成了官僚垄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内资本主义市场最终成熟。
到 2001 年底，全国拥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 93085 个，其中消费品综合市场 47152 个，农产
品交易市场 27167 个，工业消费品交易市场 10163 个，生产资料交易市场 6631 个。

中国的改革可以说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之后的历史，就是在这里确立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继续扩展，经济危机日趋严重以及走向帝国主义的历史， 同时也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再度兴起的历史。
2.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

同以往一切社会相同，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其固有的基本矛盾，也就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
“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社会化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 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352
社会化大生产是一种长链生产，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工业品都经历了数十甚至数百个工

​

352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51-552 页。

业部门，而资本主义的占有使得这些部门分为一个个的资本主义企业，这就需要通过交换来完成整个生产过程。而每个企业内部也有非常复杂的分工，因而在每个企业内部都在进行着越来越严格的计划。然而，更加复杂的社会分工，却是通过无政府的方式完成的。每个资本家考虑的就是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了最大化的剩余价值，他们考虑的是无止尽的加快生产、节约成本、压榨工人。而全社会的协调配合需要考虑的却是使用价值，因而，比一个企业内部更需要计划协调的社会，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这正是资本主义占有与社会化生产的矛盾的重要表现。
起初，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推动了生产力飞跃式的进步，使得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可能，但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能容纳如此巨大的生产力了。因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又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与消费绝对不足的矛盾，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
在经济危机中，“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 业全被毁灭
了。”353

而资产阶级面对这样的危机，除了将这样的危机归结于偶然因素，以掩盖自己无法继续统治的事实，就只能用自杀的办法。“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
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354

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逐步发展起来。在 89 风波后的 3 年治理整顿期间，重复建设受到一定的遏制。92 年南巡以后，出现资本主义大跃进， 社会出现剧烈的分化，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日益尖锐。各地争相上项目，审批权限逐层下放，造成了各地、各企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35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页。
35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页。

这种无政府状态，造成了各地、各企业的重复建设极其严重。全国有 22 个地区把汽车制造列为支柱产业，24 个地区把电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23 个地区把石化列为支柱产业； 27 个地区生产电视机，有 302 家电视机厂，年产电视 3000 万台，市场需求 2000 万台，23
个地区生产洗衣机，有 89 家洗衣机厂，19 个地区生产电冰箱，有 186 家电冰箱厂；1995
年全国轧钢企业达 7363 家，而冶金部系统仅有 271 个，其余都是各地自行决定的项目，平
均每个地方 21 家、每个县 3.4 家。

无政府的生产造成了生产相对过剩与消费绝对不足的矛盾。到 1995 年，我国 82％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 75％，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 60％以下。在 94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 80％以上的有 33 种，主要是能源产品、部分化工产品， 生产能力闲置一半以上的有 35 种，主要是轻工家电产品、机械产品、轻工产品、纺织产品。
355

轻工业领域，92～94 年轻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 27％、33％、57％；远超过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速度，在 90 年代中期以后，很多轻工企业纷纷限产、半停产、甚至停产。其中家电行业市场饱和，电视机、空调器、洗衣机等一批工厂面临关停窘境。
重工业领域，以发电设备为例，“八五”期间机械部安排生产 3000 万千瓦，进口发电设备却多达 4897 万千瓦，造成国内每年 500～600 万千瓦生产能力放空，哈尔滨三大动力厂一台订货合同也未接到；冶金部系统从德国引进 3 台套轧机，价格比国内制造高出 125％， 使国内历时 8 年研制的技术设备闲置。356到 1996 年末，全国 28 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 4 成以上处于闲置状态，如发电设备生产能力利用率在 25.5%以下，小型电子计算机的利用率仅为 3.5%。全国 3 万多亿元的国有资产存量被长期闲置的就有 1/3。
资本主义的矛盾有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伴随着国企改制，工人地位下降，失业加剧，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1981 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288，1995 年为 0.388，个人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 0.455。从 1981 到 1997 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 68％ 降低到 59％，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工人们说：“现在孩子上学学费越来越贵，看病花费越来越贵，百姓有钱也根本不敢花。国家总盯着个人储蓄，想掏出来，但大家只能把口袋捂得

35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356赵岷山：《我国某些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原因分析》，文载《经济管理》，1997 年第 4 期。

紧紧的。”357而生产还在非速增长，这又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日益严重。3.亚洲金融海啸与“三驾马车”
就在中国生产过剩日益严重的同时，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危机也再一次爆发，这就是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海啸。国际金融投机者索罗斯于 1997 年 3 月和 6 月两次抛售泰铢。
1997 年 7 月 2 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由此引发了这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 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金融投机者的攻击对象。
1997 年 8 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997 年 10 月下旬，金融投机者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 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
1997 年 10 月 23 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 1211.47 点；28 日，下跌 1621.80 点，跌破
9000 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投机者的猛烈进攻，中央政府向香港注入巨额资产，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
1997 年 11 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 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 1008∶1。21 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 12 月 13 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 1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 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1998 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为印尼制定的对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1998 年 2 月 11 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

​

357《城镇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甘肃省兰州市）》。

1998 年 2 月 16 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 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
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 4 月 8 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
1997 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
1997 年 6 月底的 115 日元兑 1 美元跌至 1998 年 4 月初的 133 日元兑 1 美元；5、6 月间，
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 150 日元兑 1 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金融投机者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跌至 6600 多点。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
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 7.75 港元兑换 1 美元的水平上。一个月后，国际金融投机者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金融投机者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 8 月 17 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 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
1998 年 9 月 2 日，卢布贬值 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金融投机者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到 1998 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 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等待资本主义世界的，将是一场范围、持续时间、剧烈程度都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
亚洲金融海啸的根源在于东南亚和东亚国家或地区生产过剩的危机。由于生产过剩， 因而通过金融借贷等方式拉动经济，依靠通货膨胀来保持经济虚假繁荣，最终经济危机通过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而金融投机者只是加快了这一危机的爆发，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按照资本主义运行的机制进行投机，因而这只是反映出了资本主义走向了腐朽没落。
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完全融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但是国内本就生产过剩， 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是使国内矛盾进一步加剧。中国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更是一派萧条，到 1997 年中期，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 3 万亿元。朱镕基在国务会议
上承认，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东西多了，没有不多的”。当时国有企

业的下岗工人总数达到了创记录的 1275 万人，其中只有少数找到新工作，失业率也暴增， 中国也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为了应对危机，中国官僚资本集团建立了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也就是投资、消费、出口。
首先是投资。投资中政府投资占很大比例，国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启动城市化建设，重点投资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行业。为了完成这一措施，从1998-2001 年，中央政府累计发行特别建设国债超过 5000 亿元人民币，各大商业银行发放同等额度的“配套资金”，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这种方式为日后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政府债务激增，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同时外资企业大量进入中国，1999 年我国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 33 万家。在移动通讯领域，天津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手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1/3，其余部分分别为另外七家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程控交换机工业，七家合资企业产量占全国程控交换机产量的70％以上。照相机 95％以上由外商投资生产。复印机 98％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358
然而，投资尽管可以在一时间缓解产能过剩，但却创造了更大的生产力，为日后更大的危机奠定了基础。
第二是出口。为此，国务院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性。凭借着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中国商品得以价格低廉，社会主义时期奠定的工业基础，又使得中国商品质量有保证。因而，中国商品开始远征全球，中国资产阶级开始了大规模的商品输出。而中国为了商品能够卖出，使得人民币长期保持在购买力之下的水平， 中国无产阶级的血汗，被中国资产阶级当做了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法宝，中国人民的劳动果实被拿去换取美帝国主义的债券。同时，中国经济也越来越依赖世界经济，当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出现，这种手段也将失去作用。
第三是刺激消费，主要是开放房地产市场。早在 1994 年 8 月 4 日，朱镕基在《房改试点的政策》中提出，“住房商品化是住房改革的终极目标。”当时，城镇房屋为国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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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钟华：《外资企业与我国生产能力过剩》，文载《世界知识》，1999 年第 14 期。

商品化主要是把这些公屋卖给个人。1997 年，朱镕基又说，“住房建设是振兴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方向，符合市场需求变化的方向。可以带动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行业的发展。还可以带动就业，另外，老百姓扩大消费，购买力有了出路。”
1998 年 7 月，国务院做出重大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 40 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几乎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这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繁荣， 房价顿时飞涨。
1999 年 6 月朱镕基再次重申住房改革的重要性。“现在国民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能力很大，需求不足，供需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推动消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始终认为对住房的需求还是最大的需求，也是最符合人民群众要求的。”
从而住房市场化，成为了拉动内需的主要杠杆，政府开始卖地创收，地产商通过借贷开发房地产，购房者贷款买房，这样，虚假的经济繁荣被创生出来。然而，房价一路高涨， 和医疗、教育一起成为如今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无产阶级买房已经越来越成为虚幻的梦想。
因而，所谓的“三驾马车”，无一不是建立在更深的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的基础上，无一不是准备了下一场范围更广、时间更长、程度更猛烈的经济危机。
三、劳动者的反抗与左翼再度兴起1.劳动者权利全面丧失
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实现了合流双赢，然而工农却遭到了全面的失败。资本主义的建立，和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本身就是小生产者被压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成为“自由得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力，生产资料被资本家集中的过程。
到九十年代，农村的问题非常严重，矛盾非常尖锐。七十年代末对农村的让利实际上只是党政官僚树立合法性、获得支持的手段，到了九十年代他们再也不肯而且也没有能力进行那样的让利了。“中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农业投入占国家总投资规模的比例在 1978 年达到 10.3%的纪录之后，就开始逐年下滑，到 1994 年的时候，农业仅占 2%，在扣除通货

膨胀后，1994 年的农业投入实际上是－7 %。”359

不仅如此，自从农业产量在1984年达到了最高点，整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及整个九十年代农业始终停滞不前，小生产已
经严重的桎梏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朱镕基为了稳定粮食价格，刺激农业生产，从而从农业中榨取剩余价值，在90年代中后期又重新恢复了国家对粮食的收购政策。然而，这一行政措施之后，中国粮食产量四年连续下降，农业生产没有发展，还造成中国国有粮食系统3000亿的亏损。
在农业衰败的情况下，农村还要继续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剩余价值，这不仅是通过通货膨胀，也是通过中央和地方极高的税收，以及基层官僚为了捞一杯羹而征收各种名目的税费，还通过计划生育敛财，农民苦不堪言。而基层组织在“政社合一”取消后彻底奔溃，农民不仅丧失了民主管理的可能性，还要单独面对着官僚体系对他们的压榨。
仅乡镇一级，官僚体系每年就要从中国农民身上“创收”1840亿元。基层官僚还随意调整土地承包权，以此牟利，这更让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山西一位村支部书记一上任就立即废止了原来的承包合同。这位蛮横的基层干部对这种毁约行为毫不在乎，他说，‘中央要求承包地30年不动摇，我不管他那一套，我想怎么调就怎么调。’而这位山西村支部书记的一位河北同行甚至威胁农民，‘谁敢往上反映就整死谁’。”360
同时基层官僚还用暴力“执法”，打击胆敢反抗的中国村民。“1999年12月，山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上访反映村小学建筑中的经济问题，被公安机关抓到看守所严刑拷打之后， 被惨无人道地割掉了舌头。”361
而农村基层官僚之所以会采取成本高昂、风险极大的暴力手段压榨农民，正是因为农

359袁剑：《奇迹的黄昏》。
360袁剑：《奇迹的黄昏》。
361袁剑：《奇迹的黄昏》。

村可被榨取的剩余价值已极其有限，官僚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能采取暴力来尽力榨取。实际上农村基层官僚对农民的榨取，只是整个中国官僚体系的一个缩影，他们既要完成城市官僚下派的榨取任务，又要满足自己的利益，在这个本就没有多少剩余的农村，就只能采取血腥暴力的积累。实际上，这只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血腥暴力本质的必然结果。
超过农民承受的税费最终激发了农民的大规模抗税运动。

“1992年年末到1993年6月，四川仁寿县的农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税‘暴动’。这次暴动，无论是规模之盛，还是时间之长，都是中共建政之后的最高记录。现在已经广泛披露的资料证实，在这次抗议的最高峰时期，包围仁寿县政府的农民有上万之众。而在1992 年之后，中国农村类似仁寿事件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不绝于耳。”362
由此可见，农村的阶级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小生产者在官僚资产阶级的压榨下，已经难以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因而不得采取暴动抗税的斗争来保障自己的生存。
工业化需要从农业提取剩余，这是不可否认的，但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的积累本质上是全体人民的公有财产，它必须不断的反哺农业，尤其是在工业体系基本确立的八十年代后应该大规模反哺农业，以缩减城乡和工农差距。可是资本主义的积累却不会这样，农村永远只是官僚资产阶级榨取利益的地方，他们只需要照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不是暴动威胁到官僚统治，农民的死活是根本不被顾及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乡差距越拉越大。

“到 2002 年的时候，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 1949 年之前的国民党时期。城乡
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显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为 1 比 1.5，超过 2 的国家极其罕见。而现在所有统计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都超过了 3。如果加上城市收入中的各种隐性福利，这个数据甚至达到 4—8 倍。”363
2000年，中国一位乡官李昌平先生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长信《我向总理说实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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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袁剑：《奇迹的黄昏》。
363袁剑：《奇迹的黄昏》。

说：“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364。至此“三农”问题被提到了中国政治的大问题。
有人天真的认为城市化是农民的出路，然而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只能是对农民的剥夺。据粗略统计，从改革开放到江泽民朱镕基政府任期满，农民被剥夺土地价值5万亿之多，考虑到通货膨胀，这是一笔更为巨大的资本掠夺。而失地的农民则被彻底抛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农业的停滞和资产阶级的掠夺，导致农业收入难以维持农民的劳动力再生产，再加上大量农民土地被剥夺，大量农民已经难以在农村生存，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九十年代开始加剧。1992年后，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形成，而资本的集中也随之加剧。随着中国城市工业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化以及治理加强，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乡镇企业以每年7%的速度倒闭，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急剧减弱。
辉煌一时的乡镇企业逐渐消亡，部分成功的乡镇企业也发展为城市私营企业，城市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迅猛发展，城镇私营企业户数占全部私营企业的比例从1990年的38％上升到1996年的60％365，由此出现了繁荣拥挤的城市和日渐衰落的农村。“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模式在经过短暂的繁荣之后迅速破灭，农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成为“农民工”。1992年，进城农民工人数突然爆增到4000万，到2002年已有8800万之多， 时至今日，已经达到2.8亿左右。
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农民只能进入了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在城市中， 依然要面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九十年代，“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建筑、餐馆、发廊、搬运、街头摊贩这些边缘性职业中”366，而这些职业不仅需要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待遇极差，工作极不稳定。在九十年代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的背景下，失业时刻困扰着农民工。
“中国新华社的记者从2003年七月起，对一位来自湖北仙桃的农民工彭红平进行了一次跟踪采访。在短短的115天中，这位26岁的湖北农民更换了11次工作，有 60 天处于失业

364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
365张厚义、明立志：《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66袁剑：《奇迹的黄昏》。

状态。应得工钱 925 元，遭到老板克扣后实得 415 元，平均下来每天只有 4 元。他吃不饱饭,并且经常露宿街头。不过, 这并不仅仅是彭红平个人的独特遭遇，有调查显示，有37 的农民工曾经遭遇过身无分文的境况。”367
然而，尽管农民工的工资，已经低到几乎难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但是依然没法保证如数拿到。
“陈荣祥无意中做了一次新闻人物。为了讨要工资，他爬上了位于北京一所工地的塔吊。那是他和他的伙计们打工的地方。在30米高的塔吊上‘示威’了三个小时之后，陈荣祥如愿以偿，为他的几十位民工兄弟讨回了工资。最后，这位 65 岁的老人用一个令人吃惊的动作结束了这次‘示威’行动，他颤抖地双腿跪下，口中连连有声：‘给各位添麻烦了’。陈荣祥的这个故事发生在2003年11月3日，地点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在这之前，在中国的各个大城市条中已经有一系列类似的新闻发生。”368
可是为什么他只是为了拿自己的血汗钱，却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还要抛弃自己的尊严？但他已经是幸运的了，“2003年12月四日，在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一位向建筑老板讨要工资的农民工徐殿彬竟然被残忍的砍断了手筋。”369
而且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极差，安全没有保障。1993年深圳一家港资工厂——致丽玩具厂——发生大火，近百名女工遇难。而这场惨剧的原因，正是电路老化，生产车间、库房与宿舍混在一起，逃生通道被堵。资产阶级根本不把农民工当作人来看待，更别说保障他们的安全。
不仅如此，农民工还在遭受着歧视和制度的排斥。他们不仅被城市人瞧不起，被认为脏、没素质，甚至被认为是犯罪的根源，而且还在被像收容遣送制度这样的制度压迫。一旦被查没有暂住证， 他们就会被送进收容站，如果没有拿钱来赎，就可能惨遭毒打。2003年，孙志刚就因此被毒打至死。农民工在城市里，医疗没有保

367袁剑：《奇迹的黄昏》。
368袁剑：《奇迹的黄昏》。
369袁剑：《奇迹的黄昏》。

障，当然在农村也没有，而子女的教育就更是无法解决。

可以说农民在乡村呆不下去，来到了城里，成为农民工，等待他们的却不是解脱，而是新的炼狱。而与农民一样，城市国企工人，在国企改制的大潮中，也沦为了雇佣劳动力。
自从国企改革开始，工人就丧失了主人地位，被官僚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随着国企股份制改革和合同制改革，国企工人已经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者无异。城市和农村的劳动者合流，形成了庞大的无产阶级大军，而还没有沦为无产阶级的小生产者和知识分子也在逐渐向无产阶级转化。
然而随着国企改制，几千万工人下岗，城乡工人都难以找到工作，连自己奴隶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很多工人一家两代人在一个国企，有的城市就是围绕国企建立，国企变卖导致很多工人全家失业，造成了数不尽的人间悲剧。其中一个真实而悲惨的故事是这样的：
“‘爸，我们家好久没有吃肉了，我真的好想吃一次肉’。父亲望着期盼的儿子，无声地点了点头。答应了儿子，但他的口袋里则是分文全无。在市场里他不知在肉摊前转了多少圈，几次离开又几次回来。最终他心一横，提起肉摊上的一块肉就飞奔而去。摊主本能的反映就是大喊：‘有人抢肉那，捉住他’。市场人多，他最终被人们扭送到当地的派出所。当警察了解他的实际情况后没有难为他，那位摊主也将那肉送给了他。他提着肉回家了， 但他的手里多了几包‘毒鼠强’。他无声地将肉和‘毒鼠强’一起下锅，煮下了一锅致命的“回锅肉”。妻儿欢天喜地地吃下了久违的“回锅肉”……”370
可见，资产阶级为了填满自己的腰包，可以完全不顾无产阶级的死活。也许他们会用现代化的代价来解释这一切，但是历史的真实面目，终将被世人看清。这一笔笔欠下的血债，他们终将偿还！
工人的反抗

这样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血腥的资本积累，必然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抗。一方面，资本主义复辟，引起了原有国企工人反对侵吞国有资产的护厂斗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又引起了农民的抗税斗争和新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维权斗争。

370袁剑：《奇迹的黄昏》。

90 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制开始之后，下岗失业工人为了争取自身的权益而举行的集体上访、示威、堵路、请愿等行动就持续不断。
国企工人斗争主要是针对复辟过程中对工人权利的侵害和对国有财产侵吞，他们以失业下岗工人为主体，包括了少量的退休工人和在职工人，他们来自中国的东北、西北、西南和中原各省的一些老工业基地，集中在能源、森林加工、军工、纺织、钢铁、炼油、建筑、制糖等产业，这些产业正是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的主要对象。
失业下岗工人在斗争中的具体诉求主要包括：要求实现就业的权利；要求企业发还拖欠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集资款等；要求惩治造成企业破产的经营管理者和政府官员； 要求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工人代表等。
下岗工人的斗争有些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如：

1999 年 12 月至 2000 年 4 月，四川省六枝煤矿上万名工人十余次冲击、阻断铁路，表示 对失业补助方案的不满。
2000 年 5 月至 2003 年，辽宁省辽阳铁合金厂数千名工人举行持续的抗议行动，初期是要求追究经营者造成企业破产的法律责任，后期则要求政府释放被捕的工人代表。
2001 年 7 月 9 日，吉林省舒兰市舒兰矿务局约 1 万名工人和家属冲击吉林市至哈尔滨
市的铁路干线并占据火车站，抗议矿务局领导贪污和经营不善而拖欠长达 30 个月的工资。

2003 年 6、7 月间，辽宁省葫芦岛市发生由南票矿务局数万名矿工参与的示威及堵塞铁路行动，参与者要求矿务局支付拖欠的工资。
在职工人也参与了很多护厂斗争，他们大多来自正在或者即将改制、破产的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他们的斗争主要诉求包括未来的职业保障、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标准、惩治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贪污腐败行为等等。参与行动的工人清楚的看到，如果听任改制和破产的操作者们为所欲为，他们将面临与下岗失业工人同样的生存困境。这样的护厂运动频繁爆发，如：
2000 年 8 月，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 3508 军工厂 1000 多名工人连续 6 天包围厂部大楼，要求厂领导说明有关工厂破产的实情以及对工人生活出路的安排。

2001 年 3 月 8 日，山西省大同煤矿集团白洞煤矿 2000 多名矿工堵塞了当地交通干线， 要求提高经济补偿金的标准。
2004 年 9 月 14 日至 10 月 23 日，陕西省咸阳天王纺织集团 5000 多名工人罢工，要求收购该企业的香港华润集团修改并购条件并提高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标准。
除了国企工人的斗争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新一代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也随之而起。蛇口工业区早期的劳动争议发生在港资开达玩具厂中，1983 年这家厂雇佣了1600 名工人。工人不满工时过长，向蛇口工业区工会提出申诉，蛇口工业区工会是受当地政府支持的，建议厂方限制超时工作。20 个工人支持工会的立场，在开始与管理层谈判的第一个晚上拒绝超时工作，管理层则还以颜色，解雇了一个带头的工人。蛇口工业区工会要求该公司让被解雇的工人重新上班，玩具厂则以撤回投资相威胁。当时的政府还没有完全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因而在蛇口工业区政府支持下，工会代表工人对玩具厂提出诉讼， 最终迫使工厂管理层答应了工会的要求。
同一时期，深圳一家日资工厂雇佣了 21 名农民工，他们停工了 10 小时，在此期间， 工会和党员干部日夜跟在他们身后，劝说他们重新开工，该地的政府和工会已经站在了资本家的立场上，只是还没有开始采取暴力手段镇压。1992 年后，随着外资涌入和民工潮形成，官方工会和政府逐渐完全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成为资本家的代理人，外资企业中也很少建立工会组织，政府的主要角色是镇压工人运动。
从 1992 年到 1994 年，工人运动数量激增，中国南方外资企业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罢工浪潮，一些人尝试去建立独立工会，无一例外都失败了。深圳政府对独立工会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1994 年，深圳一家台资制鞋厂工人罢工期间组织了“临时工会”，罢工结束后被宣布为“非法”。
应对这一罢工浪潮，中央政府实施了《劳动法》。原劳动部部长李伯勇这样讲：“今年劳动和就业状况非常糟糕，劳资冲突有快速增长的趋势，去年罢工、停工、集体上访、游行和示威不低于 1 万起，其中外资企业尤为明显……劳动部正在积极筹备立法，配套相关政策……希望上述问题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和调解。”
90 年代中期，立法和监管框架基本建立起来。1993 年劳动部颁布《企业最低工资规定》，

1994 年开始实施《劳动法》。《劳动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以法律形式，正式确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确立的现实；另一方面，它也是无产阶级斗争争取来的权利，建立起了资本主义下工人权利的基本框架。
然而，由于地方官员和投资者的恩庇侍从关系，当地政府也不愿意执行劳动法，工人工资标准往往比法定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于是仲裁程序成为解决劳资争议的最后途径。随着无产阶级数量增多，和用法律武器争取权益的意识的增强，登记的劳动争议案件总数从 1994 年的 19098 件上升到 2003 年的 226391 件。但对于工人而言，仲裁程序非常耗时和复杂。这种劳动管理体制无法有效处理工人的投诉，而且往往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于是， 工人越来越多绕过工会和法律，采取停工、罢工和抗议的新模式。
不仅是行动次数的急剧增加，行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个人的辞职、自杀、自残或者暴力伤害雇主等原始方式表达不满，到采取罢工、“集体睡觉”、“集体旅游”、“集体散步”、堵路等集体行动形式来表达经济利益的诉求，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停工（罢工）——劳资谈判——达成协议”的模式。
1998 年全国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为 6767 件，比 1997 年增长近
65%；1999 年为 9043 件，再增 33%；而 2003 年，集体劳动争议案件达到了 1.1 万件，5 年间增长了 63%。
上访也成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维护权益的方式，他们还抱有“中央是好的，地方坏了” 的幻想。仅从 2003 年 7 月 1 日到 8 月 20 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到中共北京市委门前上访
的就达 1.9 万人次，群体上访达 347 批；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门前上访的人员达 1
万多人次，群体上访 453 批，平均每天达 100 多人，最多一天达到 152 人。这也引发了地方政府对上访人员的围追堵截，打击恐吓。随着现实对人民群众的教育，人们也将逐渐放弃这种幻想，上访的方式逐渐减少，通过团结一致的斗争，争取权益的方式，日益增加。
左翼再启蒙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随着无产阶级阶级代表大批被捕，以及走资派对人民群众的愚弄欺骗，马列主义思想在社会上近乎销声匿迹，剩下的只有被阉割了革命锋芒的假马列主义。

随着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不仅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再一次兴起，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也开始重新在中国大地上传播。
首先是党内失势的“鸟笼经济派”，他们中部分坚定的人，在 89 之后，逐渐成为“老左派”，批判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方向，进行姓资姓社的论战。92 年后，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逐步确立，“老左派”开始怀念毛泽东，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批判修正主义。他们通过
《中流》、《真理的追求》等杂志和一些学生社团，传播马列毛主义，重新讲解中国历史，为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正名。
但是，他们因为自己的官僚地位，不可能彻底地支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而是寄希望于党内健康力量，惩处汉奸进行左转，提出“保党救国”以及“举毛拥邓批江促胡”的口号。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确立，无产阶级力量还没有发展壮大，因而他们的理论在学生和社会上很有市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客观上促进了左翼思想在中国大地的复兴。
90 年代末，“老左派”杂志被封，他们在 2003 年办起了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左翼网站，继续宣传“保党救国”的观点，但是社会越是向着资本主义发展，无产阶级力量越是壮大，无产阶级的斗争越是兴起，他们的思想就越是反动，他们的影响力也逐渐下降， 终将被革命人民所抛弃。
经历了六四事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政府血腥的镇压所震惊，一个号称无产阶级代表的党大规模血腥镇压人民，于是部分人也陷入了思考。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向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同时也有很多知识分子成为了“新左派”，主要进行文化和学术批判，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逐渐遁入书斋，与无产阶级相脱离。“新左派”产生了汪辉、戴锦华等一批领军人物，在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于扭转中国的社会舆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大量被捕的造反派出狱，其中还有部分人依然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继续传播马列毛主义，启发人民斗争。
还有一个政治派别产生于世纪之交，在农村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以温铁军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应运而生。他们看到了农村问题的根源在于小农生产，却看不到农村问

题和城市问题是同意不可分割的，都是资本主义必然产生的弊病。他们希望在乡村修修补补，希望在乡村恢复集体化，然而在农民无产阶级化的大潮里，他们只能像堂吉诃德一样胡乱奔忙。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也启发了中国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他们突破了“乡建”的视野局限，走向了马列毛主义。
这些都成为了 90 年代初中国左翼思想再次启蒙的来源，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左翼的队伍也日益发展壮大，并且其中逐渐产生出了一批真正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列毛主义理论，坚定的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代表。在不远的未来，革命的左翼思想启蒙与无产阶级运动的融合，将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真正希望。
四、“去政治化的政治”——九十年代中国文化1.“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的诞生
在六四事件的重创后，知识分子携带其精英文化，陷入了长期的沉寂。他们从八十年代时成为新时代英雄的梦中惊醒，有的就此退入书斋，感受着作为精英的优越感，但是已经难以影响社会；有的加入了商业化大潮成为弄潮儿；只有少数，还在坚持自由派的观点， 继续代表私人资本，与政府斗争，但是随着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合流，他们的斗争日益脱离了自己的现实基础。
就在精英文化沉寂之时，大众文化却陡然兴起。90 年代，尤其是 92 年以后，无疑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最激烈的时期。短短几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在中国确立起来，完成了一场资本主义的大跃进。城市之中，现代化的摩天大楼、购物商场树立起，肯德基、必胜客等西方品牌在中国大获成功。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港台、
欧美流行文化大量涌入，本土的流行文化也在兴起，大众文化逐渐在中国活跃起来。

大众文化是二战以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运行模式。大众文化是商业化、大规模复制、承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群众尤其是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中流行的文化， 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的传播媒介是大众文化兴起的物质基础。大众文化迎合工人贵

族、小资产阶级的趣味，同时又塑造着大众的趣味。它按照资本和市场的逻辑运行，以营利为目的，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外表下，塑造着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产生的，因而也必然是一种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文化。
1990 年，一部在台湾票房惨败的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席卷大陆，高居当年票房之首；同时，中国内地第一部肥皂剧，也就是大型电视室内剧，《渴望》上映，造成万人空巷的场面；继而官方主旋律电影《焦裕禄》，也创造了票房奇迹。三部影片都是“苦情戏”，它的社会功能正在于，“它能以充裕的悲苦与眼泪，成功地负载并转移社会的创伤与焦虑。通过苦情戏所唤起的廉价且合法的泪水，我们得以释放现实
中匿名伤痛与巨大的失落和绝望，将它转换为一份‘人间真情’与‘日常生活之正义’的安全感情。”371
90 年代初，整个社会都处在重重矛盾，迷茫与绝望中，工人由于企业亏损和恶性通货膨胀日益拮据；知识分子刚刚遭受重创，并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资产阶级对于未来也不明朗。于是在全社会需要释放情感时，“苦情戏”把人们视角从社会移向家庭内部，既在满足了大众需求的同时获得了高额经济收益，又达到了官僚对社会去“意识形态化”，以稳定社会并继续盘踞社会顶层的目的。可以说，大众文化一走上社会舞台，就很好的践行了它的使命。
继苦情戏之后，《渴望》主要策划人之一王朔的《王朔文集》出版，风靡一时，王朔成为内地第一位“畅销书”作家。随后，王朔式词语奔溢、温和政治调侃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过把瘾热映。这一类电视剧依然是扮演了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引导的角色，只是政
治性的话语已经不再，一切都转变向了将大众向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引导的方式。

与此同时，香港导演徐克的《新龙门客栈》、大陆香港合拍的《戏说乾隆》、中国版好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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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戴锦华：《隐形书写：9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 51 页。

坞爱情片《青春冲动》纷纷上映，林语堂小说中译本刊行、香港“财经小说”梁凤仪代替三毛、琼瑶而流行。商业式的大众文化席卷中国，再赚足了金钱的同时，将群众的视线从政治转移到了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不知不觉中，将资本主义的观念移植到群众头脑里。其起到的效果，远大于 80 年代的人道主义说教。
除了影视，广告文化、卡拉 OK 与 KTV、港台天王巨星、“文化衫”与追星族、VCD 与 CD、发烧影响与发烧友文化、有线电视与热线电话、电子游戏、周末版报刊，这一系列的商业文化都席卷而来。文化不仅仅成为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承载者，更成为了资本增值的场所，成
为了引导大众把目光从政治转移向消费娱乐的“功臣”。青年人开始追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潮流，开始沉迷于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讨论的话题从国家命运转变向了巨星和消费品， 青年人的政治意识彻底被消解了。
因而，在大众文化的运行机制之下，“一方面，使主流意识形态的加强，而另一边却是文化市场与文化工业机制愈加深广地分享着经典意识形态机器的权柄，并开始了一个不间断的、将其转化为资本的过程。”372
很多政治意味的内容也被去政治化为商业文化。八十年代，反思文革成为时代的主流，
《枫》、《芙蓉镇》等伤痕文学拍成的电影，一度遭到禁播。因为对文革的控诉，已有不慎， 就会走向否定官僚统治的历史合法性，这一点始终被官僚警惕，也给知识分子造成了自己是孤胆英雄，面对整个旧秩序的意淫。
随着知识分子的沉寂，商业文化的席卷而来，这些政治性话题也很好的被商业化了。1989 年，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恐怖片《黑楼孤魂》上映，1991 年《午夜杀手》和《雾宅》也是同类影片。这类影片都是将政治禁忌与色情暴力联系起来，既达到了进一步遮蔽、歪曲

372戴锦华：《隐形书写：9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 81 页。

历史，并用歪曲的历史更改人民的记忆的作用；又达到了创造消费点，获得资本增值的作用。
更为奇特的是，1990 年开始出现了一次“毛泽东热”，当然这个毛泽东是被商业化的 “毛泽东文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与特定的公共空间之初现、禁忌的重申与对禁忌的消费、主流话语重述与政治窥秘欲望等等彼此对立、相互解构”373，成为了“毛泽东热”兴起的基础。90 年代，一系列革命历史巨片，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上映，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以毛泽东为主角的故事片、电视连续剧。
官僚希望借毛泽东塑造统治的历史合法性，资本需要借毛泽东创造消费填满腰包，人民群众在社会重重矛盾中怀念英雄人物。与这些诉求相应证的是，这次“毛泽东热”中，毛泽东的阶级属性不再被谈起，革命时代的革命目标鲜有提及，毛泽东成了去政治化的“民族
英雄”，成了理想主义的化身，成了被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分析的典型。同时，大量纪念品、影像消费品出现，资本家借此大捞一笔，革命伟人就这样成了商业文化的资源。
与“毛泽东热”相伴而生的，还有中国近现代史图书，尤其是名人野史、政治揭秘图书大热，这也就是地摊文学、史学，数千种印刷物，每种数万、数十万印数，铺天盖地而来。尽管此间有文化禁令，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为此类图书的绝佳广告，人们纷纷抢购地摊文学史学。与“毛泽东热”相同。在满足人们政治窥秘的心理的同时，革命历史被“去政治化了”，成为了资本增值的手段。
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白鹿原》、《废都》流行之后，“一个新的流行文学配方被‘确认’：或真或伪的民俗、风情、赤裸的性爱描写，以及重要的、贯穿性的现、当代史的事件背景， 辅之以先锋文学、‘纯文学’、现实主义为旗号的纯色情、暴力写作及男性角色的变态心理描述。”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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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戴锦华：《隐形书写：9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 88 页。
374戴锦华：《隐形书写：9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 81-82 页。

总而言之，随着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复辟的完成，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融合，科技的发展与电视的普及，九十年代文化发展为以商业化为核心本质的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用“去政治化”的手段移植意识形态，从而为现存秩序辩护；鼓励消费，塑造需求，以获取资本增值，服务资本主义经济；按照资本、市场的逻辑运作，按照工业化、批量化的方式生产，快速的深入整个社会。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没落期的文化，既是资本主义走向衰亡的见证，也是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的最后挣扎。
“启蒙文化”的“沉寂”

知识文化精英不仅遭受了八十年代的重创，而且在被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完之后，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开始成为为资本增值和资产阶级统治而服务的工人贵族或小资产阶级。尽管如此，他们比起日益被奴役践踏的劳动人民，仍然生活在社会的中层。
现代派先锋艺术也展现了此时知识分子对于时代转变的焦虑，和对于时代“断裂”的错觉。1989 年一“枪击事件”结束的行为艺术《对话》，以及 1991 年的《鬼
打墙》和 1994 年的行为艺术《是强奸罪还是通奸罪》， 展现了一种“荒诞”的艺术旨趣，而这正是知识分子面
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与自由主义幻想和美丽新世界的许诺之间的巨大裂隙，所爆发出的绝望的情绪。
知识分子内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分裂，也就是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争论的实质是究竟应该继续八十年代的所谓“启蒙”，还是大众文化会自然而然消解旧有的意识形态的争论。随即，知识分子分裂为三个阵营，纯学术，脱离人民群众，在学术领域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商业化合流，成为资本主义时代大众文化的弄潮儿；或者就是坚持自由派的观点，进行社会活动。
在大众文化的趋势下，纯学术也融入了商业趋势。《学人》杂志推起了一股新保守主义的“国学热”，同时《围城》电视剧上映。钱穆、
陈寅恪、钱钟书、杨绛这些脱离社会政治的学术

人物，被市场大肆贩卖，他们的书除了装饰书架外很少被阅读，反而是《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牛棚杂技》等名人轶事畅销不衰，俨然融入了商业文化的大潮。
同时，知识分子继“伤痕文学”之后又兴起了“知青文学”，主要是标榜“青春无悔”，实际上继续延续了对文革的否定，但彰显了个人的理想主义的历史，《血色黄昏》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小说。而这股知识分子彰显自己“理想主义”、“无悔青春”的文化，也与商业化大潮相融，由此各种畅销书、返乡旅游盛极一时。以此为背景的流行音乐，李春波的《小芳》也红极一时，传唱大江南北。
随着商业化的侵袭，精英知识分子又掀起了一股“怀旧” 文化，如郭润文的油画《永恒的记忆》。实际上怀旧文化凸显了社会对于商业化发展的忧虑与质疑，无论是流行音乐
《再回首》、民谣《同桌的你》、连续剧《风雨丽人》都无不体现着这种怀旧情调。这种怀旧情调正是体现着小资产阶级对于日益资本主义化的不安，以及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无力
感。而这种“怀旧”文化迎合了小资产阶级趣味的同时，成为了商业化文化的又一力作。

随着知识分子对大陆政治的失望，以及进一步的对外开放， 出国留学成为了一种潮流，以出国为培养目标新东方应运而生， 发展成为中国教育行业第一家商业巨头。同时，与之相伴，“留学生文学”开始盛极一时。《北京人在纽约》出版，并大获成功。
中国开始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展现在世界面前， 以往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不在，面对这样的际遇，中国知识分子 不禁产生巨大的失落感。由此既八十年代民族主义文化兴起之后，
九十年代民族主义文化在一个方面就表现为“留学生文学”，因为留学生正是感触中国与世界新的关系的最前沿。而此时，构建民族主义文化，正是意识形态机器和商业逻辑的共同诉求。
可见，八十年代的“启蒙文化”退出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商业文化合流，一部分尽管退回书房，但是他们的很多文化动向却不可避免的被商业化大潮卷入其
中，继续纳入大众文化的轨道。

“去政治化的政治”

大众文化，并不是真正属于大众的文化，在大众为之买单的同时，它却依然承载这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可怕的还不在于它塑造了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是在于它在塑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塑造了大众对政治的冷淡，是大众被商业文化同化，在这里，资本主义的规律，统治了社会的一切人。
由于大众文化着力于迎合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和中小企业主，因而也把塑造中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目标。法国时尚杂志中国大陆版《世界时尚之苑》、大型豪华休闲刊物《时尚》、
《How》，以及相对便宜的《购物导报》等，着力塑造着中国的消费社会和中产阶级。各种奢侈消费品开始出现，《白领丽人》等中产阶级趣味的电视剧热映。这一切都在展示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成为文化主流。
在这样的消费文化，将大众的视野从政治领域转移到生活琐事，转移到奢侈消费，从而消解了群众的意志。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却无不在诉说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庭伦理、职场生活、个人追求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对于日益绝对贫困化的劳动者，却不被提及。国企改制中的下岗大潮，将劳动者推到了绝境。然而主流媒体却在用种种公益片，将下岗与家庭冷暖、个人拼搏联系起来，将失业指责为劳动者的观念和职业素质问题。公益片主题曲《从头再来》就是这种无耻地推脱责任，遮蔽阶级矛盾的努力的最好展现。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致爱的亲人。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就这样，大众文化看起来脱离了政治，但实际上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它在移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时，使大众对政治消极化，从而达到稳固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就

在阶级分化日益加剧的资本主义时代，大众文化闭口不谈阶级，将人的个人境遇进行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解读。它迎合所谓“中产阶级”的趣味，使得无产阶级丧失了阶级意识， 成为了无组织的工人群体。大众文化实际上实现了官僚资本、私人资本和知识分子的利益合谋。


第四章 走向帝国主义

第一节 新政改良未及本，经济危机劫难逃

一、所谓“胡温新政”

中国地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随着朱镕基的改革，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逐渐确立起来，到 2003 年，中国新的社会格局基本形成。新世纪，是中国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并最终走向帝国主义的时期。
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在于垄断资本形成，并在在国家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生息资本与产业资本高度融合，形成金融寡头资本，成为最具统治地位的垄断集团。垄断组织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或几个经济部门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大企业或大企业之间的联合， 它们凭借这种统治地位，控制相应部门的商品生产，分割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投资场所， 规定垄断价格，榨取高额垄断利润，控制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命脉。
垄断组织是在资本集中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集中发展程度的不同，大型企业之间互相兼并或联合的程度和具体目的也不一样， 因而垄断组织便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是垄断组织的四种主要形式。
卡特尔是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为了垄断市场、赚取高额垄断利润，通过签订各种协定，如划分销售区、规定商品产量、确定销售价格等，所组成的垄断联盟。参加卡特尔的企业，要受所订协议的约束，但各企业在生产上、商业上和法律上仍然保持独立。卡特尔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垄断组织， 这种形式最早在 1865 年出现于德国。
辛迪加是由生产同类商品的各大企业，为了高价销售商品和低价购买原材料，通过签订共同销售商品和采购原材料的协定，而建立起来的垄断组织。参加辛迪加的企业在生产上和法律上仍保持独立性，但丧失了商业上的独立性。这种形式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西欧比较流行。
托拉斯是由生产同类商品或者与该类商品有密切联系的许多大企业联合组成的，参加

托拉斯的各企业在生产、商业、法律上都不再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由托拉斯组织董事会及其委任的经理来统一全部经营活动。它是比较稳定和高级的垄断组织形式，这种垄断组织形式于 1882 年最先在美国产生，20 世纪初迅速发展。
康采恩是由不同经济部门的许多大企业联合组成的垄断组织，参加康采恩的既有单个的企业，又有其他的垄断组织如辛迪加、托拉斯；既有工业企业，又有商业企业、交通运输企业以及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其中最大的银行或企业则是这个庞大复杂组织的核心。康采恩最明显地表现出垄断市场上金融机构和工业相结合的特点。
垄断组织形式的不同，主要是由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决定。不论何种形式的垄断组织，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它们凭借在生产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对无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进行更严酷的剥削，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垄断资本凭借其垄断地位，取得的垄断利润远超过平均利润。而这样的超额利润的根本来源依然是无产阶级的生产的剩余价值，垄断组织凭借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和对政治机器的操纵，可以对无产阶级进行更残酷深重的剥削和压迫；它通过压低原料价格、提升销售价格，剥削殖民地、半殖民的农民、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也剥削本国的人民群众；它还通过军事、经济侵略，血腥的控制其他国家，掠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
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在中国，资本主义是由社会主义复辟而来，因而也具有历史的特殊性。中国的官僚资本集团通过攫取亿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财富积累，成为了中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康采恩。他们控制着中国的金融、能源、交通、钢铁、矿产、电信以及土地，到 2013 年其产值占中国 GDP 的 40%以上375。他们还牢牢控制着中国的国家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机器，是中国最高的统治阶级。
由于国企改制，大量国企被变卖，除了以上所列举的战略性行业外，其他行业都是私人资本可以进入并获利的行业。在国企改制中，很多私人资本凭借与官僚的关系吞并国企， 或者国企官僚直接转化为资本家，攫取了巨额财富，成为了盘踞在社会顶层的大资本。新世纪以来，这些大资本，在汽车制造、电子商务、互联网、软件开发、房地产、商业领域也逐渐形成垄断。比如汽车领域的奇瑞，电子商务、互联网、软件开发领域的 BAT 和 360 等，

375 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年鉴》。

房地产、商业领域的万达、万科。

这些私人垄断资本或大资本与官僚系统高度融合，或是收买官员，或是进入人大或政协，本身也具有了官僚资本的性质，是中国高层统治阶级的一部分。2013 年全国人大代表中，党政军官僚资产阶级占 64%，私人资本占 23%，高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占 9%，基层工农兵只占 4%。足以见得，中国的政府完全是是官僚资本和私人大资本的代理人。
通过胡温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格局基本形成，全社会都被官僚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控制。而且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中，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高度整合， 形成金融资本，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命脉。
垄断资本主义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首先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严重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为了在竞争中取胜， 必须不断推动技术的进步，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淘汰。但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垄断资本控制了某些部门甚至经济中所有重要部门的生产，可以通过规定垄断价格,来获取超额利润。这样,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情况下，使用新技术往往使得资本有机构成提升，从而使得利润率下降，而资本又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因而资本家就不倾向于技术革新。而且新技术的引入，有可能会造成新的竞争出现，从而影响垄断资本的利益，例如爱迪生打压特斯拉的交流电技术，就是因为担心自己的直流电厂利益受损。
其次，垄断资产阶级日益成为单纯的食利者。自由资本主义的企业中，资本家具有管理者和资本占有者的双重角色，但是垄断企业中，企业完全交由专职的经理人员去管理， 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完全同生产过程脱离了联系，单纯凭借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收入过着寄生生活。“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
再次，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上走向全面反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资产阶级还用“民主”、“自由”、“乎等”、“博爱”作为幌子，来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些虚伪的“面纱”被撕掉，垄断资本牢牢把控着政治，在中国是以官僚专制的形式，在美国垄断资本通过行使民主操纵选举和议会。总之，民主制

在资产阶级内部也名存实亡，垄断资本完全控制了政治。

最后，同经济、政治上相适应，垄断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上也日益腐朽堕落。在帝国主义国家，以凶杀、色情、消费主义为内容的书报、电影、游戏充斥着市场，文化领域没有了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昂扬向上的作品，剩下的只是衰颓、绝望的哀嚎或是低级趣味的娱乐。
所谓“新农村建设”

经过九十年代的恶化，胡文面对的农村，是经济衰败、政治黑暗、文化腐朽、阶级矛盾尖锐的农村，而最为突出的斗争焦点就是农业税和各种收费。农民的劳动力再生产难以为计，各种税费已经导致各地此起彼伏的暴力抗税。这不仅危及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增大了收税成本。同时，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衰落，以及中央财政改革，农业税在 GDP 中也不再占有重要位置，2004 年农业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一。
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花费高成本征收农业税，收不到多少还惹来农民的怨怒，倒不如直接免掉农业税，这也正是互文时期免除农业税的最根本原因。这不是皇帝的恩赐，不是中央的爱民，更不是所谓的为人民服务，而是阶级斗争，是官僚资本主义在农村实行盘剥搜刮时，农民采取的反抗斗争所导致的结果。
2005 年 12 月 29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今天高票通过决定，自 2006 年一月一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农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为了应对农村的衰败状况，2006 年 2 月 21 日，国务院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但是这些政策，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小农生产已经不可能再爆发出更大的生产力，再加上种子公司、化肥公司、农产品商业公司对农民的剥削，大部分地区农业劳动都无法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
大规模城市化建设也在践踏这城中村、近郊村的农民，土地被大规模征收，而在很多地方，地方官僚和基层官僚与资本家黑社会合流，不给农民合法的补偿，用种种暴力手段驱逐农民，有劳动能力的农民成为无产阶级，丧失劳动能力的只能活活等死。这也就引发了新一轮的农民斗争，也就是围绕征地补偿的斗争。

农民也知道农村根本不能生活下去，对新一代农村人而言更是如此。农村劳动力开始以远远超越他们的九十年代的规模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农村的空巢现象，到 10 年代末，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情况十分严重，据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统计，
2009 年“全国农村有 5800 万留守儿童，4000 万留守老人，留在农村的全成了老弱病残。
农业劳动力从 1991 年 3.91 亿人，下降到 2009 年 1.5 亿人。”而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则得出结论，到 2009 年，“农村常驻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了 30%，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年龄达到 57 岁。农村劳动力中 50 岁以上者占到大部分。”
取消农业税和新农村建设也不可能根本上扭转中国农业的颓势。化肥农药污染、水污染和资源短缺、钾肥和磷肥等等农村硬件设施的破败，无情的粉碎了分田单干的天堂许诺。中国的粮食谷物和油料作物这两项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生产，完全不能达到自给自足的基本标准。
“虽然大米、小麦、玉米的自给率都在 99以上，但是油料作物的自给率却非常低 2010
年粮食总产量 54641 万吨，2011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创纪录的 57121 万吨，达到 2020 年规划水平。粮食产量看起来很高，但是如果计入大豆和食用油、肉类的进口，从重量来看， 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仅仅还不到 90。如果再考虑大豆为高蛋白高热量低产量的谷物（大豆不仅榨油，而且豆粨也是动物饲料，是人的间接食用口粮），那么中国的粮食和油料自给率估算还不到 80。另外，中国西部地区很多人的肉蛋奶消耗都比较低，如果这些人的肉蛋奶消耗增加，那么中国粮食需求的缺口还会增加。”
农业的根本发展方向是社会化大生产，而这要么是在资本主义浪潮下向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发展，农民彻底变为无产者；要么就是通过新一轮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向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
2007 年开始，尤其是汶川地震以后，领导人开始讲土地流转问题，其目的不过是进行土地的资本主义集中，将土地承包给种田大户式，进行资本主义式的生产。与土地上的大资本相对立的，则是几亿的失地农民，他们将被抛到社会上，成为无产阶级，他们只能寄居在贫民窟，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
农业资本主义化还有一种模式，就是“公司+农户”。这种所谓的现代农业模式，无非是早期资本主义家庭手工业在化妆间打扮了一下，披上了“科技兴农”的外衣，再出现在

农村资本扩张中罢了。

除此之外，废除农业税后中央对农村进行了一定的补贴，并建立了农村低保、义务教育和新农合等一系列福利制度，这些措施都试图对农村尖锐的矛盾予以缓和。但是，缓和终究是缓和，并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尽管有了新农合和义务教育，但是农村的教育、医疗早就在八九十年代衰败了。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农民失去了接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
可见，胡温时期在农村实行的改良政策，实际上是农村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且确实使得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这无法解决小生产落后生产力的问题。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农村不可避免的向资本主义化农业生产发展，再加上城市化建设，新时代的圈地运动在中国大规模兴起。由此也引发了农村新一轮的斗争，这种斗争主要是围绕征地补偿问题的。同时农民日益丧失生产资料，加入了无产阶级的大军。到 2012 年为止，
农民工数量已达 2.6 亿人，基本上除了老人小孩等弱劳动力或非劳动力，以及小部分一跃成为资产阶级的人，和部分进城从事小生产的人，农村人口已全部成为无产阶级。
城市化建设

在亚洲金融海啸之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及城市化建设加快，中国城市化率从 1990 年的 26.4%，上升到 2000 年的36.2%，再到 2010 年的 49.7%。
然而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绝大多数成为了无产阶级，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住房，只能住进简陋的工棚、拥挤的宿舍、或是破败肮脏的贫民窟；他们收入微薄，只够糊口，却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寄回家里；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市民的福利，看病不能报销，子女不能入学；他们把老人小孩留在农村，丈夫与妻子分离，家庭四分五裂；他们被人瞧不起，被当作又脏又臭的下等人。
随着城市化建设，富豪小区与贫民窟、高档会所与煎饼小摊、豪华轿车与破衣烂衫、摩登大楼与低矮工棚、宽阔的城市道路与肮脏泥泞的小道，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属于同一个时代的景象，却作为不同阶级的生活环境存在着。资产阶级一路高歌猛进，而无产阶级已经被遗忘在城市的角落。

除了在职的无产阶级，城市里还有另外一群人过着举步维艰的生活，那就是在国企改制中下岗或待业的中年工人和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保障的人。很多人只能活活等死，或者在绝望中自杀。例如 2010
年 6 月 10 日，49 岁的西安华山厂国企职工潘鸿强，
在车间自杀，他的存折上只剩 0.46 元。

因而，中国逐渐建立起了一套城市低保体系，包括下岗职工保障、失业保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在内。但是，由于金额只有 100 余元，因而几乎连奴隶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而且，由于官僚系统的腐败，很多拿到低保的都是有关系的人，很多真正困难的人却难以获得低保。
随着房价一路飙升，越来越多的城市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无力购买住房。因而胡温时期开始，中国开始大规模兴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但是，同样由于官僚系统的腐败， 大多数城市劳动者无法得到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很多都被有关系的资产阶级得到。而且农民工尽管被算作城市常住人口，但是这里他们并不被当做城市人。
医疗、教育的市场化也日益困扰着城市的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医疗、教育资源越来越按照市场的逻辑进行分配，也就是利润最大化，因而资源高度集中在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在城市中，有集中在贵族的学校和医院中，这些都是平民无法企及的。就连最普通的教育和医疗都成为了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因病返贫的事例在中国层出不穷，因为穷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状况，也屡见不鲜。
尽管胡温时期，逐步落实社会保险制度，以及逐步实行 12 年免费教育，但是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医疗按市场分配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教育医疗依然是家庭的重要负担，而且孩子也很难在极差的条件下，考入好的大学，实现阶级流动。
因而，胡温在城市的改良政策，并不可能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以及文化、物质资源按照金钱分配的问题，教育、医疗、住房日益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实际上，无产阶级只有靠斗争，才能取得更多的利益，也只有靠革命才能重新夺取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

二、全球经济危机1.经济危机的根源
伴随着“三驾马车”的确立，从 2003 年起，中国经济步入新的高涨期，经济增长主要
靠重工业投资带动。从 2003 年开始直到 2007 年的 5 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率长平均保持在 25%以上，高速地推动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 2003 年到 2007 年名义 GDP 平均增速保持在 10%以上376。
以钢铁为例，2003 年钢铁工业在工业总产出中占 7％，利润占 22％，引发民营企业“大炼钢铁”热，钢铁投资高达 100％年增长。2005 年投资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 53％377。在2004 年的总投资中，65％来源于非国有投资主体，2005 年一季度该比例上升为 71％。
机械设备制造业投资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土建阶段，二是设备安装阶段。这两个阶段结束后，就会进入生产供给阶段。我国这一轮投资，2003－2005 年，土建阶段完成， 2006－07 年，设备安装调试和试生产阶段，08 年起大量生产能力投放运行。06 年开始进入投资收尾阶段，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回落，2005 年前 5 个月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 24％， 2006 年前 5 个月为 23.6％，378。
伴随着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在发展。在项目投资建设阶段，过剩状态就已经生产出来。2005 年全国 600 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 172 种，占 28.7%； 供过于求商品 428 种，占 71.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供过于求的商品中以饮料、服装、纺织品、家电、家居用品等的比例较高。3792006～2007 年，在 300 种主要生产资料中，供求平衡的占 72.7％，供过于求的占 23％，供不应求的占 4.3％。
供需偏紧和供不应求商品主要集中在能源、有色金属和木材市场。2006 年上半年，我国除石油、天然气两类产品外的 48 种主要产品全面过剩。商品房空置面积达 1.3 亿平米，
加上开发商明购暗存的房屋总计达 1.5 亿平米，一方面高房价、高空置，另一方面居民望
房兴叹；汽车生产过剩 200 万辆，国内需求 600 万辆，实际生产能力 800 万辆，全国 2/3

​

376《中国统计年鉴》
377王建：《生产过剩矛盾已开始酝酿》，文载《瞭望新闻周刊》，2005 年第 27 期。
378赵雪芳：《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的新变化与生产过剩》，文载《中国金融》，2006 年第 15 期。
379《中国产能过剩增添社会不稳定》，文载《开利综合观察》，2005 年。

省份把汽车当支柱产业抓，仍在发展；06 年煤炭总需求 21.7 亿吨，出口 0.8 亿吨，总供给
24.5 亿吨；05 年底钢铁生产能力 4.7 亿吨，实际需求 3.5 亿吨，2010 年生产能力将达 6 亿吨以上；05 年发电装机 7 亿千瓦，2020 年将达 10 亿千瓦，用电能力不超过 6 亿千瓦。380
加入 WTO 以来，中国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基本矛盾也同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分割。无论投资需求还是出口需求，都是同世界市场紧密相连的。美国凭借货币霸权，用美元在世界各地购买产品，其他国家则把过剩的美元投资美国的国家债券。因而，美国变成了一个完全的赤字国家，可以用别国的积蓄去做任何有利于美国的事，包括发动战争。而其他国家，为了出售本国过剩产品，只能继续出口产品给美国，并把美元换作美国国债， 其中中国就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和供货国。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中国出口继续增长；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前提是美国仍不断大量进口，这就依赖于美国经济和美国金融市场继续繁荣；而美国经济要想继续增长， 必须依靠股市、房地产市场拉动；美国股市、房地产市场要想繁荣，就必须中、日等债权国继续向美国投资，同时全球利润仍流向美国；中国继续向美国投资，前提是中国仍要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前提是中国出口仍然维持高速增长。
然而，这样的链条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下，是不可能持续运转的，一旦一环断裂，整个链条就无法运转了。2007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由此引发了持续多年的世界经济危机。
资本追求不断地增值，然而生产相对过剩与消费绝对不足的矛盾，导致资本必须不断寻求新的市场，然而随着世界都被资本主义填满，都被纳入了帝国主义体系中，那么资本就只能在时间上扩张了。因而金融业就开始膨胀，借贷消费、金融融资等开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早在 1990 年代中期，美国的金融部 门在 GDP 中的占比就已经超过制造业， 到了 2007 年美国金融部门所创造的利润更占到全美公司的 40%，各类抵押担保资产的价值大得惊人。
在 1990 年代上半期美国股市一直在 3000 点上下起伏，而 1997 年后却一跃至近 10000
点，当股市回调时，美联储为维持这一波股市泡沫不至破得太惨，采取了货币注水政策—

380霍明远：《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前兆》，2007 年。

—这是美元既放弃与黄金挂钩后的又一次突破，即不再按传统理论一分钱一分货地投放货币，使得美国由股市鼓起的泡沫得以维持；2001 年美国由网络经济引发的投机热潮，美联储为维持这一波泡沫，弥补银行的投资亏损，仍然使用了加大货币投放和降低利率等注水办法。为此，美国经济的货币量与实物量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但因为被美联储释放出来的巨大货币量不断地扩散到了世界各国，尽管货币投放量连年高涨，物价并没有多大上扬，通胀率仍然较低。
由于生产过剩的矛盾日益严重，金融从业者又追求极大的利润，因而他们放松信贷资质，引导美国人举债消费，直至把钱借给“明显没有偿还能力的借贷者”，例如在房地产领域给那些根本买不起房的消费者，大肆贷款，由此又吹起了一个个更新更大的泡沫。金融投机者把这些放松了资质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并经过魔术般的包装、再包装成各种复杂衍生产品后，变废为宝，获得了市场 AAA 的评级，随即满足了美国的退休基金、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投资者的巨大需求。
最终，由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消费和偿还能力有限，次贷危机爆发。直接引发危机的是， 截至 2006 年 6 月的两年时间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 17 次提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升到 5．25%。利率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而且，自从 2005 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住房市场开始大幅降温。随着住房价格下跌，购房者难以将房屋出售或者通过抵押获得融资。受此影响，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开始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2007 年 8 月，次贷危机全面爆发。
2.危机的蔓延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应对

随着次贷危机的持续升温，2008 年，9 月 14 日，雷曼兄弟在美国联准会拒绝提供资金支持援助后提出破产申请，而在同一天美林证券宣布被美国银行收购。接下来一星期全球股市大崩盘，在 9 月 15 日和 9 月
17 日全球股市发生市值暴跌的情形。紧接着，从 2008 年 9 月到 2009 年
3 月，危机横扫了欧洲、日本、东南亚、中国，全世界陷入金融危机。由于金融危机，资金链破裂，因而进一步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国在
2007 年已经日渐成为世界工厂，而经济危机严重的打击了中国的出口，月度出口增长率已
从 2007 年 2 月的 51.6%下降至 12 月的 21.7%，经济危机还造成了国外进口公司信用问题。

因而中国生产过剩危机爆发出来，大量沿海工厂开始倒闭，大量工人失业。

在“三驾马车”中，出口这一架疲软的情况下，经济受到严重打击，2008 年中国的实际 GDP 增长速度跌到了 3.5%，名义 GDP 增长率 9.7%，经济衰退的同时出现了较大的通货彭胀。此时，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只能寄希望于其他两架马车的膨胀。首先是投资，由于中央有极大的财力，因而在 2008 年 11 月 5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出台了总额高达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开始大规模兴建高铁等基础设施工程，奥运场馆建设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工程也是投资点。除去中央财政四万亿拨款，地方大规模进行借债，地方债规模达到20 万亿。
同时，央行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取消贷款规模限制，2008 年 11 月新增贷款 4700 亿，12 月新增贷款 7700 亿，2009 年 1 月邢增贷款 162 万亿元。中国经济发展也开始走上借贷经济的道路。政府还采取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的政策，补贴消费，从而拉动内需。
这些举措，使得中国政府财政财政赤字猛增，债台高筑，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的成本被转嫁到全体人民身上。







不仅如此，这些举措还将经济压力转移到金融领域，同时造成生产能力进一步膨胀， 如果下一次金融危机在出现，必将再次引发经济危机，可想而知其猛烈程度将远远超过这一次。
而且，尽管中国通过投资和借贷，暂时避免了经济危机造成更大的破坏，但是由于此后世界经济长期没有走出经济低谷，因而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还是日趋严重。中国强大的财政手段和以往社会债务较少的绝无仅有的条件，使中国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是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中国还将继续面对生产相对过剩与消费绝对不足的矛盾，经济持续疲软。


由于国内矛盾日益加剧，中国的资本输出急剧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从 2007 年
265 亿增长到 2012 年的 878 亿，中国在本国资本主义日渐强大，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开始进行资本输出，逐渐走向帝国主义。
三、工人运动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群体不断扩大，同是无产阶级意识也不断提升， 无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成熟。
首先，维权主体发生着变化。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004 年，发生的集体维权行动以国企下岗工人和在职为主体，诉求主要集中于经济补偿、再就业、惩治腐败的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2003 年至 2004 年间，集体维权行动的主体加入了在东南沿海城市私营企业中的农民工，他们的诉求主要集中于支付企业拖欠的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缩短劳动时间。
2005-2006 年，以失业下岗工人和退休、内退职工（城市职工）为主体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集体行动仍在不断发生，在此基础上，改制后的原国有企业在职职工（城市职工）也开始以罢工的方式争取自身权益，城市职工与农民工集体行动的基本诉求正在趋同。
2007 年直至以后，新工人都正逐渐成为主体，而这之中又以产业工人斗争为最多，可见，中国新一代无产阶级，正在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主力。他们的诉求主要集中于支付企业拖欠的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缩短劳动时间，在 08 年经济危机后，工人因工厂搬迁、关
闭、裁员、出售而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集体行动占很大比例。随着集体斗争的深入，还

出现了要求增加工资、企业合法购买社保等诉求，以及更具政治性的要求成立工人自主的独立工会来有效保障工人权益。
其次，集体维权事件在增多。2007 年全年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 35 万件，比 2006 年增长 10.3%，涉及劳动者 65 万人，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 1.3
万件，涉及劳动者 27 万人。

2008 年 11 月，北京市发生的外来工群体讨薪事件及参与人数环比分别上升 300%和
900%，同比分别上升 146%和 132%。2008 年下半年，沿海地区大批制造加工业企业倒闭，一些雇主在拖欠工资、经济补偿金和社会保险费之后逃匿，引发大量的集体劳资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截至 2008 年 11 月底，广东省广州市劳动争议仲裁部门立案的仲裁案件总数已
超过 6 万件，相当于前两年案件的总数。2008 年 1 月至 9 月，广东省公安部门处理的由拖欠工资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占群体性事件总数的近五成，在广东省东莞市发生的此类群体性事件中，工人采取聚众堵塞交通要道方式的占 40.5%；集体上访占 22%；罢工占 8.1%。
第三，斗争的影响范围在扩大。2008 年以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舆论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和便捷的方式传播，这样可以弥补行动中组织资源不足的缺陷。罢工期间利用手机短信、微博等通讯手段，传递行动信息、召集行动。尽管这些集体行动仍然缺少成熟的组织形式，但也能够在事件发生后的最短时间内，通过一个虚拟的空间将大家聚集起来，并将信息及时传出，以引起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 2010 年 5 月南海本田罢工发动之后，有关罢工的帖子迅即在互联网上流传；工人们建立了一个名为“团结就是胜利”的 QQ 群。通过这个 QQ 群，他们可以随时传递罢工的动态，媒体的记者们也可以跟踪报道，律师与劳工维权人士则可以提供专业性建议。
2010 年 6 月 9 日，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的固力本田（Honda）制锁公司工人发动罢工，要求资方提高工资。有国外媒体称，在罢工刚开始几小时之后，工人就开始将罢工的详细情况发布在到互联网上，该公司一位工人说：“我们用手机将罢工情况录了像，
并决定把这些视频贴到网上，好让大家知道我们所遭受的有多么不公平。”

南海本田罢工的成功，促进在与日本汽车制造业产品有关的工厂发生了一系列的工人集体行动，自 2010 年 5 月 17 日南海本田罢工之后，截至 2010 年 7 月 16 日，在珠江三角
洲地区，共有 20 多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企业发生了罢工。

在职工人的集体行动方式主要是罢工。罢工的人数从数十人到数万人不等，这些行动发生在正常生产的工厂中，罢工者在并无预告的情况下，自发地停止了工作。由于罢工并未受到法律的严格禁止或者约束，对资方正常的生产和经营秩序又会造成直接的威胁，故为工人广泛地采用，成为集体行动的主要方式。而且，在一些罢工个案中，工人们设置了纠察线，阻断了生产资料和产品进出的通道。
最后，这几年间，工人运动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第一工人的要求越来越激进，从要求工厂守法，到要求基本工资超过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再到要求建立独立工会，争取社保权利。第二，采用的斗争策略越来越复杂，开始走上公路，以便吸引公众和政府部门关注。2007 年同属一个外商的两家工厂的工人发动联合罢工。第三，罢工的规模也在不断增长。
工人抗争也促使中国政府被迫给予无产阶级一些列法律有权利。李伯勇的讲话就是一个明证，1993-1994 年罢工促使政府出台劳动法。2004-2005 年罢工后，2007 年劳动合同法立法程序开始启动，加强了工人的个体和集体权利，此外罢工还促成《劳动争议仲裁法》和《促进就业法》出台。在地方层面，2004-2005 年罢工潮后，法定最低工资显著增长。
但是，这些只是改善了无产阶级奴隶般的生活而已。只有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暴力机器，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得到解放。而只有无产阶级通过斗争的实践、通过先锋队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逐渐成长为一支真正能够撼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队伍，到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只能在无产阶级的斗争面前瑟瑟发抖！


第二节 “一带一路亚投行”，新兴帝国志四方

一、资本主义扩张与帝国主义政策1.十八届三中全会
到 2013 年时，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确立，并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改良和发展。11 月 12 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制定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指出，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381
这实际上是再一次确认了中国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并且把继续明晰官僚与私人资本各自支配领域继续作为重要问题。政府依然主要通过市场手段，也就是土地、战略性垄断资本、金融、财政等资本主义的市场手段控制经济，而除了国家资本抓住的部分，其他领域都是私人资本可以盈利的。
同时，在国企改制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国企混改的措施，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 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 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
382

国企混改在很多人看来会危及官僚资本的统治基础，但实际上这是帝国主义垄断的方式。通过一定的资本，撬动比之庞大的多资本，层层控股，从而可以控制远远大于自身资本量的资本。这样还进而有利于国有垄断资本集团整合资本力量，进行规模更大的帝国主

381霍明远：《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前兆》，2007 年。
382霍明远：《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前兆》，2007 年。

义资本输出和争霸。

在农村，《决定》确认了土地流转的事实，为农业资本主义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383
同时，对金融业进一步市场化，继续鼓励通过金融手段延缓危机。此时，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资本和工业实力，加入国际金融体系，进一步控制整个国际金融，因而《决定》还确定要扩大与国际金融的融合程度，为确立金融霸权奠定了基础。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 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384
可见，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各领域全面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再次确认了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各自控制的领域，为中国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和争霸做了准备。
供给侧改革

由于资本主义本身不可能克服自身的基本矛盾，因而尽管中国官僚资本在 2008 年经济危机后斥巨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内需，但产能过剩危机还是日趋严重。中国经济各领域，过剩状况都已经十分严重。

​

383霍明远：《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前兆》，2007 年。
384霍明远：《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前兆》，2007 年。

房地产行业，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收单，已经严重过剩。统计局公布的现有库存房有 71416 万平方米，而实际上销售的数据中有很大部分是投资性房地产， 还有很大部分是地产商名购暗存的，并非用于自己居住的，因而将这些空置房都算在一起， 中国的房地产过剩状况远比报道的严重。
房地产过剩造成房地产行业低迷，2015 年 1-10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8801 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 2.0%，而在 2013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基本保持在 20%左右的增长速度。由于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长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 50%左右，因此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大幅回落，又导致许多与房地产相关的部门严重过剩，如中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直接与房地产投资相关的产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都只有 70%左右。385
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工业，是技术、资金、能源密集产业，但同时也是产能过剩最严重、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该行业的产能利用率 2007-2011 年保持在 80%左右
（79.5-81.3%），但 2012 年之后产能利用率明显下降，产能过剩矛盾突出。2012-2015 年，我国粗钢产能分别为 10 亿吨、10.4 亿吨、11 余亿吨和近 12 亿吨，粗钢产量分别为 7.2 亿吨、7.79 亿吨、8.23 亿吨和 8.03 亿吨，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72%、74.9%、不足 74.8%和不足 67%。预计 2016 年国内钢材消费量将进一步下跌至 6.48 亿吨，产能利用率也将进一步下滑。386
水泥、煤炭也过剩严重。2016 年上半年我国水泥熟料产能利用率依旧较低，仅为 64.5%。截止 2015 年底，全国煤炭总规模 57 亿吨。如果按照煤炭行业有效产能 47 亿吨、2015 年
原煤产量 37 亿吨计算，中国煤炭产能利用率只有 78.8%。受产能过剩影响，煤炭价格持续下滑，企业盈利严重恶化，亏损企业数量大幅增加。
2010 年初中国尚有 3000 多家船企，规模以上企业约 400 家，2011 年大量中小企业停产，2012 年则出现倒闭潮，有业内人士甚至预计“中国有 50％的造船厂将在未来 2－3 年内破产”。
产能过剩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Fathom Consulting 统计数据显示，仅讨论城镇人口的

​

385中国产业信息网。
386凤凰财务频道、中商情报网。

失业率，相比多年来平稳 4%-5%的全国范围官方统计数据，被隐藏的失业率其实高达 12.9%， 几乎是官方数据的三倍，而来自 Fathom 的历史数据表明，以他们的统计口径，在 2012 年时仍与官方统计十分接近，但近年来这个数据在快速上涨387。
应对这样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中国官僚资本希望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解决。2016 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任务。
去产能就是要消灭过剩的生产能力，实际上就是让小企业破产，进一步加剧垄断。2016 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化解过剩钢铁产能的目标任务：从 2016 年开始，用 5 年时间再
压减粗钢产能 1 亿-1.5 亿吨。2016 年的任务是去钢铁产能 4500 万吨，至 9 月份已经完成去钢铁产能目标的 80%。钢铁行业去产能的任务，将导致约 200 万钢铁工人失业。政府为了缓解失业危机的爆发，2016 年财政拨了 1000 亿资金用于失业工人的失业补贴，但这远远不能解决工人面对的就业困难。煤炭行业 2016 年的任务是去产能 2.5 亿吨，这是受钢铁产能减少直接影响的结果。
去库存主要是指消化庞大的房地产库存，逐步化解房地产过剩的危机，主要是采取多项政策，如降低首付，公积金贷款、降低商品房价格、卖和租并举推行公租房政策、农民工可以到城市入户等，从而鼓励无产阶级购房，把消化房地产库存的希望放到无产阶级上。然而广大的无产阶级并没有能力购房，因而 2016 年上半年主要由于股市动荡，股市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进而出现了短暂的购房热现象。
由此又引发房地产投资热，2016 年 1-9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4598 亿元，同比
名义增长 5.8%，实际增长 7.1%，增速比 1-8 月份提高 0.4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 49931
亿元，增长 5.1%，增速提高 0.3 个百分点。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 66.9%。
388

截至 2016 年底，中国商品房现房库存，即现房待售面积约 4.26 亿平方米，去化周期
23 个月；期房库存，35.7 亿平方米，去化周期 4.5 年。在此基础上，如果每年住房供给再
增长 10%，那么未来 5 年中国商品住宅的供给将高达到 88.2 亿平方米。389由此可见，房地

387 网易财经
388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 年 1-9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
389 华当教育网

产去库存不仅使得中国国民负债率倍增，造成再一次金融危机的隐患，同事也不可能根本上去掉库存。
去杠杆是是在经济萧条期，减小资本负债率，从而降低债务风险，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基础的负债表式扩张，导致了政府负债的提高之外，全社会总体债务率都有所提高。近十年来中国全社会的债务率（杠杆率）已经上升了 40 个百分点。390
降成本主要是政府为企业减负。第一是降低人工成本，2015 年和 2016 年两年，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基本没有上升，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工人实际收入下降，而且工人社保缴费标准降低，实际上相当于削减福利；第二是降低融资成本，鼓励小额信贷公司放贷；第三是降低税收，提高增值税免征额到 10-30 万。这实际上主要是把经济危机的成本转嫁到无产阶级身上，导致无产阶级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补短板就是扶贫，目标到 2020 年 261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确保 35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要把南疆四地州、边境地区、特困山区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点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贫困县一定时间内摘帽不摘政策，贫困家庭逐户销号、脱贫到人。其实质主要是在扶贫的名义下，推进农业资本主义化，通过资本主义农场和家庭手工业来建立现代化农业，同时为资本投资找到了新场所，从而在化解危机的同时为将来更广泛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供给侧改革，实际上不算改革，只不过是让过剩的产能被消灭， 亏损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收入下降，并进一步推进资本主义向农业扩展而已。这实际上是承认了经济危机的结果，而不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因而，资产阶级实际上只能把更大的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资本输出。
帝国主义资本输出

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中国资本输出日益增加。官僚资产阶级又动用政策支持，
和巨额资本支持，进一步加大资本输出规模。2013 年 9 月到 10 月，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

​

390 华当教育网

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一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亚洲和欧洲访问时进一步推广，并写进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中国对外的主要经济战略，目前已有 60 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一带一路，这些国家的总人口约
44 亿，经济总量约 21 万亿美元，分别占全世界的 63%和 29%。


为了配合进一步对外资本和商品输出，国内经济建设也进行了相应的战略部署。2014 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明年有个良好开局。”在这个基础上，官僚政府提出了对中国各主要城市的定位。
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地的定位是，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对沿海诸市的定位是，加强沿海城市港口建设， 强化国际枢纽机场功能；广西的定位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的定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的定位是：建设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同时要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郑州、武汉、长沙、成都、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
并进而提出了四条商贸线路，北线 A，北美洲—北太平洋—日韩—日本海—海参崴—珲春—延吉—吉林—长春—蒙古国—俄罗斯—欧洲；北线 B，北京—俄罗斯—德国—北欧；中线，北京—郑州—西安—乌鲁木齐—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匈牙利—巴黎；南线，泉州— 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 威尼斯；中心线，连云港—郑州—西安—兰州—新疆—中亚—欧洲。
在这样的政策支撑和鼓励下，中国资本输出日益增长。自 2005 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流量连续 10 年持续增长，2015 年达到了 1456.7 亿美元，是 2005 年的 13 倍多，超越日本，位居美国之后，首次位列全球第二；同时，中国对外投资首超吸引外资，开始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 年，中国共对全球 164 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对外直接净投资 1701.1 亿美元。
从 2008 年期中国掀起了并购海外企业狂潮，截止 2014 年 6 月底，中国并购海外企业
5270 起，金额 337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中国垄断资本开始成长为国际垄断资本。同时中国的金融资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中国产业资本并购境外资本，中国的金融资本开始成为国际寡头。
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商品输出日益增长。中国具有联合国工业分类的所有工业部门，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因而中国的商品遍布全世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国。中国强盛的工业实力，为中国确立货币霸权提供了基础，人民币开始逐渐成

为世界货币。世界上尤其是亚太地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把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主要支付货币，2015 年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五的支付货币，和第六的交易货币。人民币开始成为国际贸易和储备货币。
2015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推动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11 月 30 日，人民币加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人民币占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五种货币组成的“特别提款权价值”的 10.92%，排第三位。同时中国还推动建立了 14 个人民币离岸市场，银联也走向了世界。人民币日益成为国际货币，中国逐渐建立起了货币霸权。
“一带一路”除了加大对外商品输出之外和资本输出之外，还加大对半殖民地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城市轻轨、电网建设，从而既可以将广大的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与中国进一步相沟通，便于中国确立帝国主义霸权体系，又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控制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半殖民地国家，往往经济落后，资金匮乏，为配合资本输出， 中国牵头建立了一系列国际金融机构。
2014 年 7 月 11 日，中国牵头建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储备资金 1000 亿美元，中
国注资 410 亿美元，为最大股东。2014 年 11 月 8 日，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对话会上，习近平
又宣布中国出资 400 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2014 年 10 月，中国牵头 22 个意向创始成
员国，决定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最终，确定了 57 个来自五大洲的成员国，包括英、
法、德、意在内，2016 年 1 月 16 日“亚投行”成立。

这样，中国通过巨额资金，撬动其他国家的更多资金，给亚非拉国家贷款，再让他们用贷款给中国的企业付钱，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一方面通过利息和建设利润获利，而且不是用中国政府债务，而是用半殖民地国家政府债务，来拉动中国的经济；同时，中国通过让半殖民地国家政府背上无法还清的债务来控制它们。这正是二战后美国所采用的新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中国开始凭借自己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美帝国主义争夺利益，共同瓜分世界。
通过官僚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的一些列措施，中国开始在世界进行大规模资本输出，建立起经济霸权、金融霸权和货币霸权，日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帝国主义国家。

二、对内镇压与对外军事准备1. 帝国主义世界格局
随着苏东剧变，苏美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瓜分世界的格局迅速结束，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牢牢把控着世界帝国主义体系。欧盟建立的初衷是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对抗美帝国主义，但是随着常年的经济萧条，欧盟正日益走向解体。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通过，意大利支持脱欧的党派执政，欧盟正在瓦解。
同时美帝国主义，多年来通过科技霸权、军事霸权、金融霸权、货币霸权、文化霸权统治世界，本国工业生产严重衰落，实力大打折扣。2016 年，特朗普上台，希望通过贸易保护和民族主义重振美国。
正在此时，中帝国主义正在日益加强对半殖民地国家的控制，以及进一步扩展势力范围。这不可避免的引发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甚至导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正是因为德日等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日益崛起， 但是半殖民地的利益主要控制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等国手里，这就必然引发德日希望冲破就有秩序，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拼命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 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矛盾，因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
这种帝国主义国家间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必然规律，导致帝国主义世界不可能保持长时间和平，现在这种不平衡状况又出现在中美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而帝国主义的矛盾首先在边缘国家爆发，因而近年来，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东亚国家矛盾日趋尖锐。而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半殖民地，或是美帝国主义集团的附属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的地缘矛盾，实际上正是中美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
中国帝国主义的崛起，以及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战略，不可避免的受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抵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障中国的帝国主义崛起，中国官僚资本也在积极地准备帝国主义争霸，和可能到来的帝国主义战争。

国内政治高压

为了支持中国的帝国主义争霸，官僚资产阶级首先要实现国内的稳定统治，“攘外必先安内”，因而在国内开始实行越来越高压的政策。
第一是解决官僚资产阶级个人、派别和整体官僚资本集团的矛盾。官僚垄断资本想要更有力的统治社会，进而在全球争霸，就需要有强大的资本实力。但是官僚资产阶级作为个人，又希望更多的资本进入个人的腰包，这样就损害了官僚垄断资本的整体力量，也损害了官僚统治的合法性。同时官僚资产阶级内部派别纷争，也损害了官僚资本的凝聚力。因而反腐成为了必要的措施，一方面凝聚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加强官僚垄断资本的力量； 另一方面，还可以在人民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
2012 年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始大力度反腐，两年时间，有超过 18 万名党员干部被处
分，包括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在内的 56 名“老虎”落马。但是反腐并不能使无产阶级得到半点好处，实际上反腐只是加强了官僚垄断资本的力量。同时，由于反腐被限制在官僚系统内，因而反腐成为了派别斗争的最好手段。与“三反五反”时期的反腐对比，两个时期反腐的不同阶级本质一目了然。通过反腐，官僚系统内的各派别被打倒，官僚资产阶级达到了空前地统一和集权。
第二是打压国内其他政治派别。从 2014 年开始，随着党内其他派别被打倒，官僚系统的统一局面形成，政府开始加大对社会异见政治派别的打压。自由派、女权组织、社民组织、左翼都遭到了严厉的打压，很多知名的“民运人士”入狱。但是，除了一些在危险面前妥协的人外，自由派和革命的左翼依然在进行着斗争。
第三是镇压工人运动。对于工人运动，官僚一方面严厉打击其他政治势力介入，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官方公会活动，希望把工人维权纳入官办的轨道，从而化解工人运动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工会开始改变八九十年代通过不作为来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手段，积极的参与工人运动，以把工人运动纳入“官办”，从而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适当的予以疏导。
这样的高压政策，导致中国维稳开支巨大，从 2010 年起就超过了军费开支。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军费支出(亿元)
3,555
4,179
4,951
5,333
6,028
6,692
7,411
8,290
9,088

维稳支出(亿元)
3,486
4,060
4,744
5,518
6,304
7,112
7,787
8,357
9,380

但是，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工人运动数量实际上并未减少，反而与日俱增。2016 年上半年报道的罢工 1454 件，比去年同期高出 18.6%。

可见，这样的国内高压政策，不可能真正解决无产阶级通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能真正把工人运动打压下去，也不可能将无产阶级的革命镇压下去，中国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关键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是否能够持续成长，而不在于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手段。只要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长起来，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得住无产阶级革命的脚步。
外交强硬化与军事准备

同时，中国帝国主义的成长，要求中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对经济霸权进行支持和保护。从 2012 年开始，中国官僚政府在外交上的态度逐渐强硬化，地缘矛盾开始成为国内舆论和

社会的关注焦点。

1979 年日本在钓鱼岛上修建了直升飞机场，1990 年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建灯塔，1996
年 7 月 14 日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新设置了灯塔。2010 年 9 月 7 日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冲撞一艘中国拖网渔船。这些事情要么根本没有引发热议，要么以中方严正抗议作为新闻的结束，从来没有引起中国官僚政府真正实质的应对和媒体、群众持续多年的关注。
但是，2012 年 1 月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左右，日本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总部（那霸）的
巡逻船发现冲绳县石垣市议员仲间均等 3 人登上了钓鱼岛。约 20 分钟后，石垣市议员仲岭忠师也登陆了该岛。从此以后，钓鱼岛问题开始逐步升温。
2012 年 3 月 16 日，中国海监定期维权巡航编队抵达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进行巡航。日本海上保安厅 PL62 号、PLH06 号和 PL61 号三艘巡视船先后抵达钓鱼岛附近海域，于中国海监巡航编队形成对峙。
2012 年 8 月 15 日，香港人士冲过日本拦截，登岛插旗。2012 年 9 月，中国各地爆发了反日大游行，出现了砸日货的行为。2013 年 4 月 17 日当天，中国海军 170“兰州”号导弹驱逐舰以及 572“衡水”号护卫舰通过冲绳近海公海海域返航，并在中国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2013 年 11 月 23 日，中国国防部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包含钓鱼岛附近相关空域。
南海问题也是一样，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东南亚诸国就开始了对南海资源的侵占。知道 2012 年 4 月 10 日，驱逐中方渔船的菲律宾军舰“德尔比拉尔”号与中方海监船发生对峙，南海问题才逐步升温，2013 年 12 月中美军舰在南海发生了激烈的追逐对峙。此后中越、中菲、中马在南海的争端愈演愈烈，舰船对峙事件屡见不鲜。
2011 年、2012 年、2014 年、2015 年中国连续四次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制裁伊朗的提案。从 2016 年开始，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表态也日渐激烈。2017 年初，又爆发出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的问题。
实际上，这些地缘矛盾，实质是中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在瓜分世界问题上的矛盾， 中国政府为帝国主义争霸，采取强硬的手段应对诸多地缘问题，同时通过媒体引起民众的

热烈响应，引发全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还在军事上进行积极准备。2007 年中国开始研制大型运输机 C919，2008 年第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开始在亚丁湾为中国船只护航，2009 年 8 月中国开始航母研制计划，2011 年歼击机歼 20 试飞成功，2012 年中国在中东塞舌尔建立军事基地，2014 年，中、印在南亚马尔代夫争夺建立军事基地，2014 年 11 月中国在非洲纳米比亚建立军事基地。除此之外， 坦克、装甲车、导弹等一系列新型武器装备在此期间开始研制或研制成功。
2015 年 12 月开始，中国又开启了一轮大规模军队改革，裁军 30 万、人均军费增加到
6 万美金的同时，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也就是说在加强军队武器装备的同时，又加强了军委对军队的领导指挥能力。
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加强上合组织和金砖五国组织等新兴帝国主义联盟，屡次进行联合军演，以试图与北约进行抗衡。
2015 年 9 月 3 日，中国还在反法西斯战争 70 周年之际，破例举行大规模阅兵活动。这几年间还拍摄了《那年，那兔，那些事》《湄公河行动》等一系列民族主义影片，媒体也在不断加强民族主义鼓动。这些都有力地煽动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为可能到来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做了准备。
可是，帝国主义的争霸战争始终只是国际上资产阶级进行利益划分，在这样的战争中， 无产阶级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浴血奋战，去充当炮灰，而资产阶级借大战赚得盆满钵满， 同时进行了阶级内部的利益分割。因而，这样的未来，绝不是中国人民的未来，也拒不能被中国无产阶级所支持。
三、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中国在帝国主义争霸过程中必然地面对着挑战，和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战争，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国内矛盾。而且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也将准备一场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程度更剧烈、持续时间更长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而，资产阶级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方式，无非是自掘坟墓。
同时，即便中国正式崛起为帝国主义大国，不能改变的是，中国和世界广大无产阶级

仍将面临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因而，中国和世界人民也必将掀起反抗。

当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此起彼伏，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正在兴起，可以预见的是，
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必将是资本主义的黄昏，和共产主义革命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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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谷明生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吴冷西：《十年论战》

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出版社：《九评苏共》



后记

本书的目的，旨在对中国近 70 年的历史进行正本清源。90 年代以来，中国民间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大量极富价值的研究，本书继承了这些研究的大量观点和内容。由于这些国史研究材料没有正式出版，本书直接引用没有加引注。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有靠物质才能消灭”。因而，真正重要的工作，是在清楚的认识中国和世界现状的基础上，走向革命的实践，团结起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殊死斗争。
无产阶级必将是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也只有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再次崛起，才能将世界带向光明的未来。